本文摘录自 茅民的《复兴记》第八篇“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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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   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

 

六四事件后的争论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中共党内的保守势力抬头。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 中宣部部长王忍之的长文,题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说：未来的斗争将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的斗争。文章解释说，这里讲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搞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化。”文章说：这两种改革之间的对立，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对立”。文章见报后，讨伐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的文章接踵而来。有的报刊刊登的文章说：改革的“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说“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内容”；说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说“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这些文章，把近年来出现的问题归结到改革头上。12月17日，《人民日报》再发一文，题为《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作者是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在实际工作中，改革出现了停顿。

邓小平支持改革开放的态度，仍然很坚决。1990年1月20日，邓小平全家离开北京 到上海过春节。大年初一的上午，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来给邓小平拜年。两人谈到上海浦东的开发，朱镕基委婉地说：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邓小平回答说：“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邓小平又说：“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2月17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当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给朱镕基打了电话。朱镕基当晚就改好报告，第二天送给何椿霖。3月3日，邓小平再次找到江泽民、李鹏等中央负责同志，说：“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定要及时。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道：“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我们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全家 又到上海过春节。他在上海进行了多次视察，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说：“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我们在开放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上海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些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他对朱镕基等当地官员说：“改革开放我们还要讲几百年，我一个人讲不够，还要大家都来讲。”他对朱镕基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眺望城区的面貌，一边嘱咐身旁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朱镕基汇报了 浦东开发开放“金融先行”的想法。邓小平听完后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5月，邓小平在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能听懂。我们选干部，还要懂经济。朱镕基就懂经济。”“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他从地方到中央作出了不少成绩，党和人民都见到的。一些同志应当把偏见收起来（注：朱镕基在反右运动中成为右派份子），一大批新的能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就在眼前。”江泽民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朱镕基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那时，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膨胀、货币发行量过大、物价猛涨、股票集资过热等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对此，“救火队长”朱镕基坚持不搞全面紧缩，只对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的部分从严管理；而对交通、能源 继续积极扶持。这样避免了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邓小平欣慰地说：“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

根据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等人，以“皇甫平”（注：这是“黄浦（江）评（论）”的谐声，“皇甫”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为笔名，发表了四篇文章。第一篇，题为《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第二篇，题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第三篇，题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第四篇，题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与皇甫平的四篇评论针锋相对，《人民日报》于3月15日发表了《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一文，说“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认为中国4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10月，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到上海，在一个干部会上说：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讲话，其中说到邓小平的一个观点：不要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标志，也不要把市场计划视为资本主义的标志。8月31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其中突出了“要问姓社还是姓资”的内容。第二天，江泽民指示：社论在第二天登上报纸时，把有关“要问姓社还是姓资”的句子都删去。





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

 

1989年至1991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相继失去政权。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该国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名称）于1989年2月 与“团结工会”（一个主张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的群众组织）达成协议：团结工会合法化，国家改行总统制、议会民主。6月举行议会大选，结果团结工会在众议院、参议院分别获得35%、99%的席位。12月29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改国名“波兰人民共和国”为“波兰共和国”，并更改国徽。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告该党停止活动。  
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89年2月宣布：放弃执政地位，实行多党政治。10月6日，该党提前召开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决定将党名改为社会党。10月23日，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易名为“匈牙利共和国”，实行总统制、多党制、议会民主；由社会党，自民盟联合执政。
东德于1989年10月爆发示威游行，要求放宽对出国旅行和新闻自由的限制。10月18日，东德总统昂纳克 宣布辞职。11月9日，分割东、西德国的柏林墙被推倒。11月28日，西德总理科尔提出关于两德实现统一的十点计划。1990年3月18日，进行东德人民议会的自由选举。5月18日，两德在波恩签署“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8月31日，双方又在柏林签署“两德统一条约”。10月3日东德并入西德。东德的宪法、人民议院、政府自动取消。
保加利亚在1989年11月发生示威，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于11月10日被解除职务。1990年2月，共产党自行放弃一党专政体制，并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6月，保加利亚举行选举，保加利亚成为多党制国家。11月，国名改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在罗马尼亚，1989年12月爆发革命，罗马尼亚工人党的政权被推翻，军队反戈。该党第一书记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被“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逮捕，当即判处枪决；然后立即宣布在罗马尼亚废除死刑。
阿尔巴尼亚于1989年底，宣布实行多党制，放弃社会主义专政，军队、公安、司法、外交等重要部门实行非政治化和非党化。1990年3月31日举行首次多党选举，产生了第一个多党议会，取消了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和“人民”字样。
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天鹅绒革命”，超过九成的民众要求举行全民公决，要求开放言论自由、组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捷克斯洛伐克统一工人党
被迫答应举行选举。选举的结果，是“公民论坛”大获全胜，出狱才42天的哈维尔 当选为总统；统一工人党惨败，被迫交出政权，在选举半年后停止一切活动，宣布解散。
在南斯拉夫联邦，构成联邦的各个共和国在1990年之后都举行了基于多党制的选举，各共产主义政党都未能在选举中取胜，失去了执政地位。1991年，南斯拉夫联邦内的各个共和国相继独立，南斯拉夫联邦 解体。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自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这位头上有一个明显胎记的总书记，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使其民主化。他们首先推行言论自由，共产党不再控制大众传媒。接着，下放了苏共中央的权力。叶利钦成为 俄罗斯联邦（苏联的成员国）的总统，他虽是共产党员，但倾向于资本主义制度。俄罗斯联邦是苏联的起决定作用的成员国，实力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成员国。这样，苏联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以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苏联共产党的政权、以叶利钦为总统的俄罗斯联邦的政权。苏联共产党中的强硬派认为：戈尔巴乔夫 过分地下放权力给各个成员共和国，造成了苏联目前的困境。1991年8月19日，他们发动政变，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剥夺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但这个政变在短短三天内便被瓦解，戈尔巴乔夫又恢复了原有职权。叶利钦认为：这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反宪法行动，都得到了苏共领导中“新斯大林主义”核心的秘密批准。8月23日，他签发命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根据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莫斯科市长波波夫的联合命令，苏共中央大楼
被查封。下午6时半，苏共中央大楼正面的党旗被红白蓝三色旗（俄罗斯在十月革命前使用的国旗）所代替。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让苏联内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而叶利钦发布命令，宣布苏共、俄共的全部动产、不动产 均为俄罗斯国家所有。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终止苏共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随之，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或被终止、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共产党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克鲁齐纳跳楼自杀，曾任苏军总参谋长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办公室上吊自杀。短短几天之内，具有93年历史、执政70多年、当时尚有15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就消亡了。此后，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苏联解体。

这样，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多数国家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上只剩下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四个国家仍然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开始南巡

 

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很多人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担心在中国也出现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不少原来就“左”倾的人开始宣传一种观点：中国如果继续搞市场经济的改革、对外开放，很可能会出现“和平演变”。社会上出现了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把“姓资姓社”摆在首位的思潮，而且这个思潮开始占据思想和舆论的主导权。中央党校 办起了“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学员是省委书记和中央部长。有人认为应当将“反和平演变”提到 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为中心”将变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将要压倒改革开放。另一方面，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使中国的改革开放陷入了低谷。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的形势下，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 从1989年的六四事件到1991年底都度过了十分沉闷的三年。人们普遍感得改革开放的前途茫茫。

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担心：改革开放事业有可能夭折。他决定有所行动。1992年初，已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决定：先访问经济特区深圳、珠海，然后按惯例到上海过春节。他打算在这三个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与当地官员谈话，一路去鼓动改革开放。当时，他已没有任何职务，名义上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但他将去批评
那些不坚持改革开放的官员，将对抗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这有一定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这样，从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在杨尚昆的陪同下，带着全家祖孙三代，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上海三地。途中，他在武昌、长沙、广州、鹰潭、南京、蚌埠等火车站，作短暂停留。一路上，他大力鼓吹改革开放。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乘“专列”（注：国家最高级领导人出行时使用的专门列车）到达武昌，在车站作短暂停留。车门打开，邓小平头戴铝灰色鸭舌帽，身穿深灰色呢大衣，围着一条白色围巾，走下车来。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人
在月台迎侯。然后，邓小平一边在站台上散步，一边听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的汇报。邓小平说：“多搞点‘三资’企业（注：指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就不要慢……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办事情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同时，他继续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要坚持两手（注：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方面）抓，两手都要硬……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懂得多，不是照样干？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要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邓小平还说：“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邓小平在武昌火车站只停留了半个小时，就走上专列。火车继续向南方驶去。

下午4时，专列驶进长沙火车站。专列在这里停留了十分钟。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等人，上车见邓小平后，请邓小平下车散步。他们在站台上漫步，熊清泉把湖南改革开放的思路
作了简要汇报。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的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经济发展要快一些，总要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开车的时间快到了，熊清泉请邓小平返回北京时在长沙住些日子，邓小平微笑着说：“不麻烦了。”

 

在深圳

 

1992年1月19日上午，专列抵达深圳。邓小平走出车门，与在车站静候多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等一一握手。邓小平住进深圳迎宾馆里的桂园，八年前他在这里住过。

邓小平休息后，由谢非等人陪同乘车游览市容。上车后，邓小平说：“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陪同的人们说：“不会，不会，你放心。”车子在市区开行。车窗外，街宽路阔，高楼耸立；而八年前邓小平来访时，这里还是一片水田、鱼塘、小路、低矮的房舍。李灏 汇报说，这些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深圳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年平均增长超过20%；利用外资情况比较好，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增长也很快。邓小平问：外资在经济总量中占多大比重，李灏回答说，不到四分之一。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邓小平又说：“亚洲‘四小龙’（注：指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发展很快，你们发展也很快。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邓小平又谈到股票市场，说：“也有不少人担心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所以让你们深圳和上海先搞试验。看来，你们的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开放；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国贸大厦。这座大厦楼高160米，是当时国内第一高楼。邓小平登上第53层楼的旋转餐厅，他临窗而坐，俯瞰深圳市区全貌，可以看到林立的高楼。接着，李灏 打开一张深圳市总体规划图，简要地汇报深圳改革开放的情况。听完汇报，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就慢慢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邓小平还强调说：“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会议太多，文章太长，不行。……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离开国贸大厦后，邓小平一行来到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这是一家国有企业。公司董事长叶华明（叶挺将军的儿子）等人迎上前去，同邓小平握手。在公司贵宾厅，邓小平听取了叶华明的介绍后，看了公司生产的激光视盘的特性演示。该公司的一位歌手，当场用公司生产的音响设备
唱了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邓小平听后，高兴地鼓掌说：“声音很好，我听得很清楚（注：邓小平耳聋），音响效果也不错。”从贵宾厅出来，他们来到到激光视盘生产车间，许多职工在过道两侧
鼓掌欢迎邓小平。邓小平问叶华明：“这些职工多大年纪？”叶华明答道：“大多数是25岁到30岁，由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大部分是科技人员。”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很好，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青年的身上。”

21日，邓小平游览“中国民俗文化村”。按照邓小平事前的嘱咐，景区照常开放，此时已有游客。在新疆村寨，邓小平抱着他的小孙子观看新疆维吾尔族的歌舞表演，兴致很高。接着，邓小平来到“锦绣中华景区”。邓小平乘电瓶车游览了各个景点。在“布达拉宫”微缩景区前，邓小平说：“中国其他地方我都去过
了，就是没有到过西藏。”他的夫人卓琳当即说：“恐怕你以后也去不了了。”李灏向邓小平汇报了深圳支援相对落后地区的情况。邓小平听后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郑良玉汇报时说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深圳也努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邓小平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搞上去。”

22日，邓小平偕全家来到深圳植物园。他们看到有一棵树的树名叫“发财树”。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就开玩笑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邓小平笑着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随后，邓小平一家
来到一个大草坪上植树。大草坪中央，已挖好了一个坑。邓小平走近坑边，工作人员往坑里放下一棵高山榕后，邓小平拿起铁锹，给树根培土。夫人卓琳和女儿们 在一旁帮忙。长子邓朴方，也坐着轮椅过来，拿起铁锹
培了土。栽完树后，邓小平牵着小孙子的手，在草坪南侧的小路上散步。临近中午了，工作人员告诉邓小平：该开车走了。邓小平扭头对身后的毛毛开玩笑说：“不自由啊！”说完，他上了汽车。

是日下午，邓小平在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的负责人，对他们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李灏说，我们深圳特区
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邓小平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

23日上午，邓小平一行出发去珠海。在车上，李灏向邓小平简要地汇报深圳改革开放的几个新措施。邓小平听了后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李灏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要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听到这里，邓小平似乎有点不满意，严肃地说：“我刚才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敢闯，而不是首先考虑犯不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纠正。”车到蛇口港码头，邓小平下车后，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长梁广大握手。然后同深圳市负责人一一握手告别。邓小平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对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李灏说：“您的话很重要，我们一定搞快一点。”

邓小平登上了海关902快艇，向珠海驶去。舰舱内，谢非打开一张广东省地图 说：广东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片是经济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为“第一世界”；一片是粤东、粤西平原地区，为“第二世界”；我省广大山区经济还比较落后，为“第三世界”。邓小平说：“要得。……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者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条件具备，国际条件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在珠海

 

快艇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到达珠海经济特区。邓小平稍事休息后，驱车游览珠海市容。珠海市长梁广大，介绍珠海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邓小平边听边看市容，说：“这样搞很漂亮，有自己的特点。……这里很像新加坡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由此，邓小平谈到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他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们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89年开始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注：指钞票）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
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治理，尔后继续前进。”

汽车转入海湾大道。这条大道旁边，有很多村民住宅，都是新建的、很漂亮。邓小平问道：“农民收入有多少？”谢非回答说：“去年全省人均收入1100元。”邓小平说：“我看不止这个数。如果是这个收入，盖不了这么好的楼房，买不起这么好、这么多的家当。这个算法不准确，有很多没有算进去。

在珠海特区的七天里，邓小平考察了几个高科技企业。在珠海生化制药厂，邓小平听取了关于“凝血酶”的研制生产情况，然后对厂长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名牌，否则就会受人欺负。这要靠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出把力，摆脱受人欺负的局面。”接着他参观了该厂的生产车间，透过玻璃门，向里面起立鼓掌的科技人员招手。走到一座楼梯的转弯处，邓小平看到墙上挂着一块标语牌，上写“不求虚名，只求实干”。他停下脚步，轻声地念了一遍，然后说：“对，就是要实干。”在亚洲仿真公司参观时，公司总经理游景玉 说公司走的是一条科技、生产、效益相结合的道路。邓小平问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注：这是邓小平以前提出来的），你认为站得往脚吗？”游景玉回答说：“我认为站得住脚，因为我们是用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过去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和未来的实践都会说明这个问题。我相信它是正确的。”随后，邓小平问游景玉：“你是留美学生吗？”游景玉说：我曾去美国接受培训，负责引进仿真技术；我们这里有一批人在美国学习过，他们现在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决心把祖国的高科技事业发展起来。邓小平沉思片刻，说：“你们带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样，都可以回来；回来我们妥善安排。起码国内相信他们。告诉他们，要做贡献，还是回国好。”参观中，游景玉汇报说：“我们公司投产第一年，人均产值达20多万元。”邓小平马上接着说道：“更重要的是水平。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了一批产业的发展。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90年代进步得更快。”游景玉向邓小平介绍说，他们公司有105人，其中80%以上是博士、硕士和高中级科技人员。邓小平听后，颇有感慨地对在座的科技人员说：“你们现在的条件要比50年代好多了。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项目搞起来。……高新科领域，中国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计算机房内，邓小平参观了 正在研制的火电站仿真机。邓小平称赞道：“好东西，好东西啊！”游景玉说，这电站仿真机设备
是追踪世界最新技术 搞起来的。邓小平高兴地说：“我是看新鲜。要发展高新技术，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新越高，我们就高兴。……对国家要爱哟！中国要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全国各行业要共同努力，来证明我们可以干很多事情。……我们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可以调动人力，统一规划，集中人才，打歼灭战。”他走到一台计算机旁，停了下来，与一位正在操作的年轻人握手，高兴地说：“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科学的希望在年轻人。”在同科技人员合影时，邓小平转过身去，望着一大群年轻人说：“我要和大家拉拉手。”霎时间，一双双年轻的手伸了过来，邓小平同大家一一握手。在返回的路上，邓小平反复对省市负责人说：“要不断造就人才，只要有了人才，事业就兴旺。真高兴看到这样年轻的科技队伍，中国有希望啊！”

接着，邓小平一行来到芳园大厦第29层的旋转餐厅。他看着窗外的拱北（注：中国大陆比邻澳门的地方）新貌、澳门风光，说：“这十年真干了不少事。我国发展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不变。反对的人让他去睡觉好了。……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很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当邓小平下来 走出芳园大厦时，周围大街上有数千人聚集。人群中有人喊道：“邓爷爷，您好！”邓小平连声说：“谢谢，谢谢，大家好！”

邓小平乘车前往珠海度假村。当汽车经过景山路时，一座座厂房从车窗外闪过，邓小平高兴地说：“现在总的基础不同了，我们十年前哪有这么多工厂？几个工厂都是中等的水平。现在大中型厂子里头的设备多好呀！过去我们搞‘两弹’的设备和这些相比，差得远呢，简单得很呐，不一样啦！”

29日下午，邓小平告别珠海，在省委书记谢非、省长朱森林的陪同下，乘汽车向广州方向驶去，沿途看到了中山、顺德、番禺等市县的城乡风貌。中途在顺德县
容奇开发区 停留，去了广东珠江冰箱厂。当他知道 这个花园式的工厂 是一家乡镇企业时，邓小平感慨万千，连问三次“这是乡镇企业吗？”在厂会议室，厂长潘宁介绍说：这家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1983年筹办，次年投产，七年间产量增加了十六倍，一跃成为全国冰箱行业的“大哥大”。邓小平心情很好，很兴奋，谈兴愈来愈浓。下午6时，汽车到达广州东站。邓小平在站台上会见了广东省、广州市的负责人。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大家都希望邓小平能留在广东过节。但是，邓小平还是按照原定行程 前往上海。

30日，邓小平的专列驶经
江西省鹰潭市。毛致用等江西省领导人 在车站迎候。邓小平走下火车，沿着月台缓步而行，一边与毛致用等谈话。他说：“改革从农村起步，刚开始时有些同志想不通，存有疑虑，有的人还害怕是资本主义。但我们，既不给他们戴帽子，也不搞批判，做出成绩让他们看。后来认识逐步统一了，几年就都执行了。那时安徽有一个搞‘傻子瓜子’的，收入上百万元，许多人反应强烈，主张动他。我说动不得。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涉及到一个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改革开放政策要稳定，不能变。……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这时，站在一旁的女儿邓楠
插话说：“这个观点，老人家鼓吹了一路。”邓小平问毛致用：“我讲得对不对？”毛致用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搞快一点。”在车站停留半个小时后，火车继续向上海驶去。

 

在上海

 

1992年1月底，邓小平到达上海。过完春节，邓小平于2月7日参观已通车的南浦大桥、在建的杨浦大桥。第二天，邓小平在上海市负责人黄菊、吴邦国的陪同下，夜游黄浦江。在游览船上，他说：“干部培养体制上要后继有人，各个梯次上都要有。要解放思想，这是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胆子要大一点，人无完人。……年轻一点的同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的就没有吗？老的也是那样走过来的。要从基层搞起，就后继有人。”

2月10日，邓小平一行视察
中外合资的上海贝岭微电子公司。当他看到一台首次引进的IC（集成电路）生产关键设备“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时，问道：“它们姓‘资’还是姓‘社’？”大家不知怎么回答，他就接着说：“它们姓‘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引进为我们所有，就是姓‘社’。”在质量部，女研究生华剑萍
对邓小平说：“您在我们年轻人心目中是最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微笑道：“这不好说吧！有一点贡献，做了一点事，很多事情没有做，来不及做，也做不完。……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

12日，邓小平一行来到马桥镇旗忠村。车队驶进旗忠村时，映入眼帘的是绿树、一排排别墅式的农民新居。他问镇党委书记王顺龙：“你们发展这么快，靠什么？”王顺龙回答：“靠你老人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邓小平又问了一句：“是这样吗？”听到肯定的回答，邓小平舒心地笑了。

18日是元宵节。晚上8时，邓小平出现在南京路上的中百一店。他在楼上的文具柜台，为他的小孙子购买了铅笔、橡皮。接着来到铺面商场。这时已有一些顾客听说邓小平来了，因此那里显得比较拥挤。一位30岁左右的妇女抱着一个约2岁的孩子，拼命往邓小平身边挤，警卫人员把她挡出去，她又往前挤，如此三进三出。中央警卫局孙勇局长，破例让她让进了两米圈内。这位妇女，抓起孩子的小手，拼命向邓小平招手。邓小平见状，凑上去，吻了吻孩子的脸。邓小平走出中百一店时，街上站满了市民，他们鼓着掌。这时，邓小平有点激动，他对扶着他的警卫说：“让我朝前走几步。”但警卫出于安全考虑，把他劝上了车。上车后，邓小平从开着的车窗
向人群频频挥手。

20日下午，邓小平从上海出发返回北京。途中，在南京火车站停留。江苏省负责人沈达人等，到火车站迎候。他们一边在月台漫步，一边交谈。沈达人说：看到您在上海、深圳的重要指示，我们很高兴。邓小平问：你们听到哪些
感到高兴？沈达人回答说：加大改革力度，扩大对外开放，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重视科技。邓小平说：要抓住时机，搞得快一点，把经济搞上去，步子可以快一点。   当沈达人汇报说：1991年全省办了一千多家三资企业时，邓小平说：“是嘛，外向型经济没有坏处。我就怕丧失时机。要抓住现在的时机，搞得快一点。”

两个多小时后，专列驶入蚌埠火车站。身穿雪花呢大衣、系咖啡色围巾的邓小平，缓步走下车厢。和前来迎候的蚌埠市负责人一一握手后，邓小平一边沿月台散步，一边同他们交谈。之后，他登上火车，回到了北京。

 







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南巡时的一系列讲话，打破了当时笼罩全国的沉闷、困惑的气氛。邓小平用深圳、珠海、上海取得巨大成就的事实，呼唤改革开放继续前行。自此以后，中国经济“以开放促改革”，进入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在这个新阶段，对外开放加大、与国际全面接轨，中国在社会理念、政府行为、法制观念、经济管理体制、企业行为、各级官员的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实现了新一轮的的变革。同时，各方面的一些不合时代的传统行为、传统势力
在潜移默化中逐步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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