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 茅民的《复兴记》第八篇“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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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清晨，有市民在木樨地重新设置路障，阻挡军车；有人怒骂士兵，有人向军车扔砖头。木樨地、北蜂窝、公主坟一带，很多市民出来围住军车。军人木然地坐在卡车里头，毫无表情。10时半左右，有人点燃衣服，扔向一辆指挥车，随后更多市民加入，数十辆军车被燃，军官命令部队全部撤离军车。6时许，一队学生到达六部口。三辆坦克开了过来，一边发射催泪弹，一边开枪，马路边有十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市民的双腿被坦克辗压，后被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抢救。同日上午，复兴医院门外聚集着一群人，焦急地询问着亲人的下落，医院外贴著一张死亡者的名单，列出42人。附近的铁路医院也公布了死者名单，共有23人。邮电医院则有16名死者。到下午4时，复兴医院停尸房向公众开放，约有数百人进去领尸。尸体被放在停尸房内外，用白布盖著。有人在医院门外烧纸送灵。

6月5日清晨，大量坦克驶入长安街，一位名叫王维林的学生模样的人站在坦克车前面阻档坦克车队前进；坦克就转向让开，王维林再去阻档，后又爬上坦克顶上，并与坦克车乘员对话。这个过程被当时在北京饭店5楼的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名记者拍下。这个视频立即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王维林随后被市民接走。当日，戒严部队先后发出两个《紧急通告》：“凡在这场反革命暴乱中参加打砸抢烧杀等犯罪活动者，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和本单位领导坦白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凡持有戒严部队散落的枪支弹药者，必须将枪支弹药立即送交公安机关，不得隐匿或擅自处理。……不要听信和传播谣言，发现造谣者要立即向本单位和公安机关报告。……遇有暴徒进行其他犯罪活动，要记下暴徒特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内容与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雷同。

6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缉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教授和他的妻子李淑娴。（注：他们当时已逃入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后来他们去了美国。）13日，又发通告通缉“高自联”21名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熊焱。14日，再宣布通缉“工自联”的韩东方、贺力力、刘强等工人。17日，有八人被指放火抢劫，并被判死刑。19日，被通缉的韩东方从河北省回京自首，他说可能是当局搞错了一些事情，所以主动回去投案自首。24日，公安部通缉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当日，上海“高自联”骨干分子、香港居民姚勇战（又名张才）在虹桥机场出境时被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香港发动“黄雀行动”，协助这些被通缉人士，以及其他民运人士逃离中国大陆。在他们的帮助下，前后共有三百多人经深圳蛇口、沙头角、南澳镇、惠东、汕尾等地成功逃到香港。港督卫奕信派出副政治顾问柏圣文，直接跟黄雀行动的人员联络。这些人最后都去了美国等西方国家。

六四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立即中断了与中国的官员互访。国际金融机构原定向中国的贷款被推迟。中国 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西方国家进行的谈判
严重受阻。同时，很多西方国家支持达赖喇嘛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这些国家的媒体，猛烈抨击中国政府镇压学生，并预言中国政府很快就会垮台。

 

死了多少人？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半个月，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说：“经北京市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公安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各高校、北京市各大医院等方面再三核实，有241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23人，地方218人。戒严部队23人中，解放军10人，武警13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学生36人，外地人员15人。……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死亡的36名大学生，分别属于北京20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死亡6名，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各3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各2名，其余10所高校各1名。”6月30日，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报告说：“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千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他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己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千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务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中国官方称：解放军第63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伤后被活活烧死；第39军的班长崔国正，在崇文门被烧死后吊起来；第65军的班长李国瑞，在阜城门被烧死后吊起来。政府给这三位军人，以及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军人马国选、王锦伟、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楝国、王小兵、徐如军、臧立杰，共十二人，追授“共和国卫士”称号。

“广场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注：他是台湾居民），在1995年10月在台湾受访时说：“很多人说广场上曾经有两千人被打死或者是几百人被打死，在广场上有坦克辗压学生、撒退的人群等等，那么我必须强调这些事情我没有看见，那么我不知道别人在哪里看见。我是六点半还在广场上，我一点都没有看见。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谎言去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当年在北京报道六四事件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迈尔斯后来说：他当年的报道“给人错误的印象”，实际上“天安门广场并没有屠杀发生”。2011年6月，“维基解密”（Wikileak）网站泄露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出的一个电文，内称：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上并未发生流血事件，但是军队在向天安门行进的过程中在其他地区 向抗议者开火。

学生领袖柴玲逃亡成功后，于6月8日发表一个录音讲话，她说：解放军向广场纪念碑开枪，坦克施放毒气、辗压撤退学生，有的学生“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已经把他们碾成了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在广场最外层的工人自治会的人，他们统统都死了，他们最少有二、三十个人。听说在同学们打算撤离的时候，这些坦克、这些装甲车把帐蓬，洒了汽油，还有同学们的尸体，统统都焚烧了。往后就用清水去洒地，广场就不留一点痕迹。”民运人士张万舒说：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为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713人，军队14人。民运人士鲍朴说：共313人死，当中有23名官兵。

所有学生领袖及知名人士全部没有死，当时在场采访的境外记者、从海外到场声援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人死。六四事件前后知名的人士中，有三百多人获香港“黄雀行动”的帮助逃到境外。没有成功逃亡的，先后被逮捕、判刑，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学生领袖王丹于1989年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获释，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获释，并立即流亡美国；学生领袖王有才，于1989年8月19日在温州被捕，判刑四年，1991年11月获假释，后于1998年因组建“中国民主党”而被判11年徒刑，2004年也以保外就医名义流亡美国。

 

赵紫阳下台

 

1989年6月17日，王任重、丁关根再次来到赵紫阳家，说：中央将于6月1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你的问题，希望你虚心、克制，即使一些老同志的话刺耳，也要保持冷静；你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不要过多地辩解。赵紫阳答复说：既然是解决我的问题，总要给我讲话的机会。王任重向赵紫阳透露：内定还是保留你的中央委员、胡启立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他又说：你上次对隔离审查鲍彤的意见，已向中央反映了；现在对鲍彤是监视居住，合乎法律手续。

6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邓小平未到会；陈云也未到会，只作书面发言，就两句话：“赵紫阳辜负了党的期望”，“同意对他的组织处理”。会议开始后，李鹏代表常委作了一个报告，说赵紫阳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严重错误，建议撤消他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的职务，并对他继续审查。接着参加会的人纷纷发言，对赵紫阳展开批判。李先念的发言，语言尖锐。王震发言说：小平同志由于对耀邦处理轻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又举行国葬，因而鼓励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二天会议快结束时，赵紫阳要求发言。主持会议的姚依林，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10分钟。赵紫阳说：“批判了我两天，难道只能占这点时间？”他不管姚依林是否同意，在会上宣读了他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用了20分钟。他一读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会。赵紫阳当即离开会场。其他人没有动。在次日的会议上，表决对于赵紫阳的决议：赵紫阳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总书记、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注：这只是政治局的决议，还需得到中央全会的确认）表决时，赵紫阳举手投了反对票，同时声明：对撤消我的职务，没有意见，但对两顶帽子（注：指“分裂党”和“支持动乱”）不同意、不接受。他声明后，在场的人都没有作声。

6月23日，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李鹏作了一个报告，题为《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赵紫阳在全会上 作了一个自辩发言。他说：
“这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将对我的问题做出组织处理，我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有不少缺点、错误、失误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负了党、人民和同志们的期望。现在我想仅就我所犯错误的一些事实做些说明和进行自我批评。
“（一）一些事实及我当时的思想……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申请，就上街示威，我们历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不赞成。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我也看见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能拒绝。二是参加游行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我还觉得4月26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混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用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4月26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 
“（二）做的对和不对的地方…… 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更明确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同志在4月28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会有帮助。我当时向戈尔巴乔夫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三）经济工作中的问题……
“（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当然国际上确有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也往往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应当注意到这中间复杂情况），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的办法很难解决了。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但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善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适应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 
“（五）对“支持动乱”和“分裂党”两项指责的保留意见……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校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动，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具体措辞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赵紫阳这个自辩稿，后来被印发给与会者。

赵紫阳自辩之后，全会就领导成员的变动 进行举手表决，而不是无记名投票（注：通常，对重要问题采用无记名投票）。结果，决定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决定对赵紫阳的问题继续审查；免去了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了芮杏文、阎明复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会议同时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对赵紫阳的隔离审查

 

1989年9月3日，王任重、丁关根约赵紫阳到中南海怀仁堂谈话，向他宣布：根据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成立了以王任重为首的项目小组，专责对赵紫阳的审查。此后，王任重等人 与赵紫阳谈过三次话，另外写过三次信。赵紫阳也回过三次信。

第一次谈话是在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带来项目小组写的一个材料，题为“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征求赵紫阳的意见。整个材料共有三十条，罗列紫阳同志从1989年4月15日到5月21日的错误，其中第9条是关于在亚行年会的讲话：“（9）5月4日上午，赵紫阳口授由鲍彤整理了赵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稿。赵在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当天下午擅自发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动乱方针完全相违背的讲话。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确指出，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是说，有人企图利用学生的行动，当然这是难免的。讲话后，赵亲自交代新华社记者，他的讲话稿要全文照发。这就把他与中央的分歧暴露于世。讲话发表后，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反映，中央出了两个声音，引起了思想混乱。一些高校又宣布罢课，游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个局势更加恶化。”第17条是关于对戈尔巴乔夫的谈话：“（17）5 月16日下午，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他就说，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仍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次定。这个讲话发表的第二天，游行示威的标语口号就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等标语口号，充斥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与这两条类似，其他二十八条罗列了赵紫阳在某某场合对某某人说了什么什么话。1990年6月27日，赵紫阳就这三十条复信，送去他的修改意见。他对其中的十二条提出了反驳。但此后，没有人就此来找他谈话或核对材料。

此后一年中，赵紫阳先后给江泽民、李鹏及政治局常委写过三封信，内容都是要求早日结束审查，尽快结束软禁，恢复人身自由。但都没有任何回音。 1990年10月，赵紫阳自行决定：外出打一场高尔夫球。当中办警卫局得知后，便通知赵紫阳的秘书劝阻。赵紫阳说：没有人说我不能外出；如有，可以拿出规定来看看。中办警卫局于是通知司机：届时不要开车。赵紫阳说：如果司机不开车，我就坐公共汽车去。最后，警卫局只得同意司机开车，同时也派来一辆警车跟着。赵紫阳在昌平高尔夫球场（中日合资的）打球后，球场的日方人员便把消息告诉了日本驻华大使馆，随即日本及其他外国驻京记者都知道了，当天就发了消息出去。这场风波之后，中央口头通知赵紫阳：在审查期间不得外出。

1992年10月8日，乔石、宋平找赵紫阳去中南海怀仁堂谈话，代表中央宣布：结束对他的审查，维持十三届四中全会所作的政治结论、组织结论。赵紫阳听了之后，讲了三点意见：“第一，我对四中全会给我戴的两顶帽子：支持动乱、分裂党，我当时不同意，申明保留个人意见，现在态度没有变，仍然保留意见。第二，要求中央把这一结论以文件形式在全党一定范围内宣布，这一文件在宣布维持原结论的同时，应当把这一结论的事实根据同时写出来，维持原结论根据什么事实？是不是你们提的那三十条，我要求一条一条写上去。第三，审查结束后应立即恢复我的人身自由。我的行为需要注意什么，中央可以向我提出，我会尊重，但绝不接受限制人身自由的硬性规定。”乔石表示：会向中央汇报，结果以后再告诉你。乔石还说：即将召开的十四大会议期间，外国记者很多，你的问题很敏感，公报发表后，许多外国记者会在你的住处周围探听消息，希望你遵守党的纪律，顾全大局。赵紫阳说：十四大召开时 我可以不出去。宋平说：十四大后，外出活动可以逐步扩大，经过一段时间后，慢慢淡化。后来，中办党委副书记孟宪中向赵紫阳传达了中央办公厅关于限制活动的几条规定：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外出活动时警卫局派随卫人员，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由于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多是外资或合资经营，打球的多是外国人或港澳人士，建议近期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打球，可到顺义农民办的高尔夫球场去打球；如果要到外地去，目前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随即，赵紫阳给江泽民等常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一规定 不符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也违反“党内不准用超出党的纪律和违反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的原则（注：即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十条）。这封信发出后没有下文。此后，赵紫阳外出活动的范围逐步扩大，先后去了南宁、长沙、贵州、成都、黑龙江、长春、哈尔滨、江西、安徽、无锡、镇江、杭州、四川、烟台、桂林等地。陈云、邓小平、彭真先后辞世时，赵紫阳还是深感悲痛，表示要去吊唁，但均未获准。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召开。赵紫阳写了一封信给常委：希望对“六四”事件重新评价。不久，孟宪中来找赵紫阳，说全国形势大好，要他不要影响大好形势，要遵守党的纪律。此后，对赵紫阳的行动限制变得严格起来了。赵紫阳给中央常委写信，再次表示抗议。中办党委把赵紫阳的秘书找去，说信已收到，“第一，这不是软禁；第二，是由赵紫阳自己引起的。”又说：打球可以了，冬天去外地也可以。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因病辞世，终年85岁。这些都是后话了。

 

邓小平退休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约江泽民等常委来住处谈话，他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注：邓小平当时任军委主席）的时间和方式。”他见几位来者想开口说什么，就挥了挥手说：“退休是定了……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邓小平点燃第二支烟，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邓小平又把目光落在江泽民身上，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是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写信给政治局，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11月9日，即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全会表决同意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随后，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在江泽民等人陪同，步入灯火辉煌的大厅。掌声立即响起。他走到话筒前，满面笑容，对大家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稍停片刻，他再次表示：“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接着，他与全体代表合影。

四天后，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邓小平对客人说：“你们这个团是我会见的最后一批正规客人。……退就要真退，不要使新的领导感到工作困难，这次我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今后有些老朋友来中国，可能不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谈非政治性的事情。要让党、政、军领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工作很有必要。”此后，邓小平不再以官方身份会见外国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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