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 茅民的《复兴记》第八篇“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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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章   六四事件

 

社会上出现的思潮

 

1988年6月，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系列专题片《河殇》，共六集，总撰稿人是苏晓康。这个片子说的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黄土地上的黄种人的中华文明不行了，要走向“蔚蓝色”（注：指海洋）的西方文明。这个专题片轰动了全国，各种报刊登出很多赞杨文章，也登出一些批评文章。8月，中央电视台再次在黄金时段重播《河殇》。《河殇》影片的拷贝、解说词的单行本，在全国大量发行。

一天晚上，王震看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后，接着播放的《河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借来《河殇》的录像带、从市面买回《河殇》解说词，与家人、身边工作人员一起观看、议论。他先后找来邓力群、林默涵、曹禺、周谷城、刘白羽等人，一起探讨。他给李先念、彭真等人送去《河殇》的录像带、解说词，请他们关注这部电视片的错误倾向。李先念告诉王震：《河殇》就是鲍彤（赵紫阳的秘书）支持搞起来的。9月20日，王震在家里接待《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等人，他激愤地说：“《河殇》的片子我看了两遍，解说词的本子也看了两遍，引起很大的火！它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把公有制一顿臭骂，实质上是主张搞私有制的。它说我们黄种人的人种不好，连我们的女排也骂。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中央称赞，党的总书记（注：总书记是赵紫阳，赵紫阳支持《河殇》的传言当时传得沸沸扬扬）称赞，我也不称赞，无非是开除党籍。这次我就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空的。政治运动不搞了（注：这是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共中央定下来的），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能放弃。否则，你不去运动人家了，人家来运动你。”“现在舆论工具对《河殇》的评论是一面倒，全部叫好，不见对立面。建议你们找几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写文章。这场笔墨官司一定要打。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精神支柱问题，关系到我们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第二天，王震在银川
会见自治区党政领导干部时说：“我们宁夏濒临黄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而一些所谓学者，把黄河骂成有百害而无一利。”几天后，他又对他们说：“有个电视系列片《河殇》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我们祖国、黄河说得一无是处。我看，这个片子是咒骂黄河、长城的，是污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说完，王震向秘书交代：“我对《河殇》的议论明日要见《宁夏日报》。”这天深夜，宁夏管宣传的党委常委蔡竹林已入睡，他接到一个电话请示是否让王震批评《河殇》的讲话见报？他回答说：“即日见报。不必惊动其他领导。今后如果上边追问此事，就说是经过我同意的。”第二天，《宁夏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王震对《河殇》的批评。消息传开，有人叫好，也有人说这是“打棍子”。

9月下旬，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完，即将宣布全会闭幕前，赵紫阳例行地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事？这时，坐在台下前排的王震站了起来，异常激动地说：“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殇》从龙说起，说我们黄种人不好，说黄种人自私、愚昧，一连十二个‘黄’字。”“照那样改（革），改（革）到底，再过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鸦片战争那个年代！”“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够出很多书？！”赵紫阳打断王震的发言，说：“今天不讨论《河殇》，王震的意見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央。”当日下午，王震在中南海勤政殿 向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部长王忍之谈了自己对《河殇》的看法，然后说：“不能把过去的历史都否定了，把功劳都算成你自己的。你们新的领导要注意。……如果一说新中国的成就，什么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就是割断历史。……毛、刘、周、朱、陈、邓，那个时候领导班子的大好事办得多，坏事错误是有，应实事求是地讲。不许自由化分子瞎骂！”10月17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写出报告，说鉴于前一段时间中一些报刊发表的文章对《河殇》不恰当的赞扬过多，建议有关报刊 发表适量的评论文章，对《河殇》散布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但考虑到“《河殇》热”目前正在降温，评论的文章不宜过多，过于集中，以免把温度重新升高。

10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的谈话，他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唯一的在同一地区，从古时候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人非常羡慕，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非常良好的部分，教育传统就是其一。当然任何一个复杂的事情，任何一个几千年的传统，任何一个几亿人的历史背景，不可能纯粹是好的，其中有许多复杂的成份，对此是要讨论的。我觉得，《河殇》这个电视片作了一个贡献，它可以激发大家去思考、研究、反思。这个电视片里特别提到了三个象征，都是中国的传统象征，是中国历史的象征，是中国民族的象征：一个是龙传统或龙的神化；一个是长城；一个是黄河。我想全世界都承认这三者是中国传统象征。在这个电视片里，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这三个传统都批评的一无是处。这个电视片认为，如果不把这种传统抛弃，中国就没有希望，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11月4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美籍华人李政道批评《河殇》文章，文章写道：“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于黄河。当黄土文化移入了长江区域，使长江居住的黄人结合了北方的黄人。黄河的黄水流入了大海，使海外的华人也永远接连了这伟大的河流。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必需团结，发扬民族理想，建立自尊、自信。……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希望我们今后的创业，也能得到未来子孙们的尊敬。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只要有志，不必害怕目前的贫穷。盼能启新自兴，望弗河殇自丧。”

其他报刊也都发表了一些批评性质的文章，大多是说《河殇》有点“偏激”了、“片面”了。于是，王震便找来文艺理论家林默涵等文人，说：“我文化不高，历史知识也懂得不多，想亲自写点文章，又写不好。想请你们写点生动、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把《河殇》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的本质给驳倒。”10月25日，王震收到
林默涵等人写的文章。文章说：“《河殇》实际上写的是一曲整个中华民族的葬歌；用唯心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国人天生愚劣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对黄河、长城这些中华民族象征，不加任何分析地进行嘲讽、挖苦和否定；对中国历史上争取祖国统一的一切努力，采用怀疑甚至嘲讽态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不给以任何历史地位；对资本主义文明则极力加以歌颂和美化，并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王震看后，在上边批示：“这篇文章，正击中《河殇》毒瘤。”

其实，《河殇》只是一个例子，当时大量出格的观点出现在电视、报章杂志上，出现在大学校园里的各种各样的沙龙、论坛里。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在1988年接受外国传媒采访时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1989年初1月6日，他向邓小平发表公开信，要求释放异见人士魏京生（注：魏京生于1978年底在北京西单贴出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的大字报，认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泽东的个人独裁，要求将政治民主化。1979年3月底，他又贴出大字报，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他直言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几天后，魏京生被逮捕，并被指控“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开始时，主动向外国人泄露国家军事机密，并撰写反动文章和主编反动刊物《探索》”，被判刑15年）。境外的组织也参与进来。1989年人代会期间，香港有一个团体来北京，要求人权，要求释放魏京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 刘晓波，于1988年11月接受香港《解放月报》记者采访。记者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刘晓波回答说：“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自此，刘晓波得了个别名，叫“刘殖民”。【附注：后来，刘晓波在2008年发起起草《零八宪章》，要把西方的政治体制照搬到中国，2009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次年，正在服狱的刘晓波被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评定为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在中央高层，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主张对不同意见持宽松态度，允许他们在电视、报章杂志里大量出现。邓小平和其他元老之间，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问题上 有时存在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改动现在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要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认为：在中国实行多党制不行，虽然他们承认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应该、而且可以作出改进。他们对赵紫阳的负面看法 逐渐增多。

 

学潮再起

 

1989年4月8日早上10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怀仁堂举行，由赵紫阳主持。当讨论到教育问题时，胡耀邦突然心脏病发作。出席会议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两粒“硝酸甘油”药片（注：这是救助心肌梗死的常用急救西药），让胡耀邦服用。很快，中央保健处处长牛福康医生赶到，他判断是心肌梗塞，病情危急，并立即将胡耀邦送进北京医院。经医院抢救，胡耀邦病情趋于稳定，但仍处于危险期。到了15日早上，胡耀邦再次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早上7时53分辞世，终年74岁。四小时后，新华社报道了死讯，并赞杨胡耀邦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陆续有人前来悼念胡耀邦；悼念的口号除了赞扬胡耀邦外，也诉求民主、反对贪污腐败。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了一场追悼会，有学生在会上发言说：“一定要争取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在西安，有人在钟楼邮电大楼广场挂出挽联：“敢说、敢干、公正、坚韧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学、法制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4月17日下午，位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注：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东门附近举行悼念活动。翌日晨，北京大学约3,000人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沿途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接受他们的请愿信。请愿信提出七点要求：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 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七，要求政府领导人
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 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上午8时，国务院派出一名官员，接见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间，声援人数不断增加；至晚上9点，天安门广场已经聚集约两万名学生。

19日，数千学生从广场出发游行到中南海的新华门，要把请愿信送入中南海。武装警察以人墙阻挡学生。学生六次试图突破警戒线，未果。晚上，更多学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与警方冲撞。至20日凌晨，警察把学生和围观群众隔开，新华门前仅剩约300名学生，与武警对峙。然后，北京市政府用公车把这些学生拉回学校；有学生 在被拉上车后，呼叫“打倒共产党！”回到北大后，北大学生王丹在一个民主沙龙宣布：废除听命于政府的北大学生会，由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人建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下设宣传、纠察等八个部。会议提倡“非暴力、不抵抗”，以罢课争取民主。

同日，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找到万里，希望能让他们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汇报。万里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当时，总书记赵紫阳在朝鲜访问，由总理李鹏
代理主持常委工作）。第二天晚上，李鹏召集了常委会。李锡铭、陈希同在汇报时，说：有人公开喊出“打倒共产党”，有人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有人公开号召大学生到工厂、农村、商店去
动员各界反对腐败政府，北大有“火烧中南海”的大字报，一些学生提出成立“修改宪法委员会”，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实行新闻独立等；北京的大学生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李锡铭、陈希同认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

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社论，指责“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社论的发表，引发全国多个城市的学生示威。在北京，19所高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打倒官倒（注：“官”是指官僚，“倒”是指投机倒把）！”“打倒贪官污吏！”“新闻自由！”“民主万岁！”“反对独裁！”“爱国无罪！”沿街群众不时有人向学生鼓掌，还有人供应开水。在西安，学生翻过省政府办公楼前的铁栏，进入省政府大院，武警把走在前面的六人带走，这激起群众不满。在南京，学生游行至鼓楼广场，呼喊“打倒官僚”、“打倒贪污”、“还我民主”、“自由万岁”、“流血不要紧，自由最可贵”、“用战斗迎接五四”（注：指5月4日 五四运动纪念日）、“北京冲击中南海，俺们咋办？”同日，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声援学生，但未获接收。

22日，官方办的“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由国家主席扬尚昆主持，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学生们静坐在天安门广场西部的人民大会堂东侧，有秩序地 按学校列队。当广场上的喇叭宣布追悼会开始时，学生们自动肃立，齐唱国歌，气氛肃穆。追悼会上，赵紫阳致悼词，称颂胡耀邦。中午，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前，中间那位举着一份请愿书。很多学生围在大会堂门前。有工作人员尝试扶起学生，未果。三名代表跪了半小时后，获准进内送请愿书。下午，追悼会结束后，学生撤离广场。接着，各校学生会通电全国：北京学生将无限期罢课。当日，其他城市也有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其中有些地方出现了打、砸、抢。在西安，有人焚烧两辆汽车、五间房子后，又在西华门、钟楼附近焚车、抢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门逮捕了270人，其中有大、中学生72人；初审164人后，释放了106人。   在长沙，有38家商店被抢劫，96人被拘捕，其中3人为大学生。在武汉，大学生冲击省政府机关时，警察动用警械，数人受伤。

23日，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以五个版面的篇幅，共约三万字，刊登了他们召开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的纪要。纪要除了讲胡耀邦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绩以外，也谈到他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并说不公平待遇主要来源于政治制度。纪要还报道了座谈会参加者严加祺 讲的一段话：“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更替非民主化，胡耀邦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下台的。在这之前，中国的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这是政治改革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将该纪要
删改500余字，但被该报总编辑钦本立拒绝。于是，江泽民下令收回该天的《世界经济导报》，共30万份。按照江泽民的要求，该报的上级主管部门解除了钦本立的总编辑职务，并让该报停刊整顿。该报驻北京办事处 随即聘请律师，指控江泽民解除他们总编辑的职务违法。全国近五百名记者，联名写信给《世界经济导报》，声援钦本立。后来在5月9日，约一千名记者和编辑联名，并另有230名艺术家、学者联署，发表文章抗议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位。

24日，李鹏召集常委会（注：当时赵紫阳仍在朝鲜访问）。会议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25日，李鹏、杨尚昆向邓小平作汇报。邓小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并提出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加以解决。当天夜里，李鹏把邓小平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邓小平得知后，让他的女儿毛毛打电话给鲍彤（邓小平那个讲话稿的整理者），希望在讲话的整理稿中加上邓小平爱护青年的内容。常委会这个纪要、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都通过使馆
传给了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他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

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这个讲话的精神，在头版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把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当晚，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很多学生听后情绪激动，次日上街游行的人数，一下子上升到十万。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警方没有强硬阻挠。游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学生们原来以为游行可能受到镇压，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们回到学校以后，就庆祝胜利，欢欣鼓舞。

李鹏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要相对温和些。据此，4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否则只会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并将“极少数分子”与“广大学生”区分开来，申明“4·26社论”只针对“一小撮人”。李鹏又让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与学生对话。4月29日下午，袁木、何东昌等人，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在对话会上，袁木承认“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同时强调大多数“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他又说：这次运动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策划，他说：“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4月30日，学潮有所缓和，约30%的高校学生陆续复课。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与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话题包括学生关心的反贪污问题。言谈间，陈希同说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资仅数百元，不会参与贪污。

4月30日，赵紫阳结束在朝鲜的访问后回国。他认为处理学潮以对话、疏导的方式为好，“4·26社论”应该修改一下。他希望能与邓小平谈一下，就打电话给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王瑞林说：邓小平最近身体很不好（注：这是事实），很担心 到时候见不了即将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注：苏共总书记），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于是，赵紫阳就将他的以对话、疏导处理学潮的想法告诉了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请他通过杨尚昆等邓小平周围的人 转告邓小平。几天后，消息逐渐回馈到赵紫阳这儿。杨尚昆告诉赵紫阳：已向王瑞林及邓小平的子女谈过，他们都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杨尚昆又表示：他可以分头做其他几位常委的工作。当天，阎明复告诉赵紫阳，说王瑞林和邓小平的子女都表示：对学潮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注：指赵紫阳等常委）根据情况处理好了；如果现在找邓小平，万一他不同意，反而更难办。杨尚昆告诉赵紫阳他同各常委谈话的结果：胡启立、乔石赞成对话、疏导的方针；李鹏、姚依林反对，他们说定性“动乱”是邓小平定的。杨尚昆又说：他同彭真谈过，彭真完全支持对话、疏导的处理方针，彭真说：“如果将来小平同志怪罪下来，不能怪紫阳一个人，还有你、我，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赵紫阳本人直接找万里谈过，万里完全同意对话、疏导的方针。这样，常委和列席常委会议者（后者是杨尚昆、彭真、万里）中，赞成对话、疏导方针的占了多数，只有李鹏、姚依林两人反对。

5月1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简称“高自联”，与官方的原学生会
相对立）在北京大学球场外召开记者会，再一次提出七项要求。第二天，高自联的代表 王超华、王丹、郑旭光，向国务院的信访部提交声明，要求政府与普选出来的学生代表（也就是他们自己）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双方（指他们的高自联、官方的原学生会）代表要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看到这份声明后，决定让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3日，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对话不应有先决条件，他批评学生 不仅想与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于政府之上，表现了学生们的“幼稚的冲动”。他又说：请愿书带有威胁性质，“从请愿书中看出确实背后有人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的动乱……是极少数人在背后制造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但袁木同时承诺：若5月4日出现大游行，政府将平心静气待之。记者会结束后，高自联随即召集北京47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开会，对明天是否去广场游行进行表决，结果是：41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5月4日，北京各高等院校的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了“五四”宣言，他们呼吁：“同学们，同胞们，让我们在这富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下，再次为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为中国富强而共同探索，共同奋斗吧！”

5月4日，赵紫阳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的代表时，发表讲话说：“……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个讲话，各报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为题发表。 此后几天内，北京各高校陆续复课。

5月10日，万里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还要审议《游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李鹏打电话要求赵紫阳：取消人大常委会关于学潮的议程。赵紫阳回答：人大委员长会议已做了决定，不好改了。然后，万里按原定计划去北美访问。

5月13日，学生领袖们决定：乘戈尔巴乔夫5月16日来华访问的大好机会，发起绝食。当天下午，王丹、吾尔开希（一名维吾尔族学生）等二百多名学生，在一千多人的护卫下，进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搭起帐篷，吃、住都在那里。他们向全国发出绝食声明，其中引用了毛泽东“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等语录，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行动是爱国运动、推翻4·26社论。参加绝食的学生不断增加，最多时达两、三千人。学生们为这种悲壮的情景所陶醉，更加不肯撤离广场。当日，中共书记处书记阎明复 约请知识分子斡旋。知识分子严家其、戴晴、包遵信等
然后到广场宣读了《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劝说学生停止绝食。但学生继续绝食。凌晨2点半，官员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 到达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复课。第二天下午4时，官员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
再次与30余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对话，劝学生停止绝食，亦未果。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时，有学生昏倒。多间医院，包括军队医院，组织抢救。全国近20个城市的学生游行响应。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

15日，学生们在北京发动大游行，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交通瘫痪，地铁的前门站关闭。游行口号针对赵紫阳、李鹏、何东昌（教育部长）。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实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是日，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官员，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再次对话。阎明复对学生说：“改革需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然而学生未于理会，继续绝食。

16日晚，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邓小平同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局和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他掌舵。”在这次会见戈尔巴乔夫以前，赵紫阳在会见外国兄弟党的领导人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但都没有公开发表；而这次讲话却在电视、报纸上作了公开报道。他的讲话发表后，北京学生不再针对赵紫阳，而是开始打出
针对邓小平的标语：“小平糊涂”、“老眼昏花 老而无能”、“八十五岁，尚能饭否？”等等。

是日夜，赵紫阳召集常委会议，讨论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公开发表讲话劝说学生停止绝食。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李鹏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赵紫阳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通过了讲话稿。接着，赵紫阳正式提出：要修改4·26社论对学潮的定性。李鹏说：4·26社论中的定性是按邓小平的原话写的，不能动。赵紫阳反驳说：4·26社论是按4月24日常委会纪要的调子写的，小平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见。杨尚昆表示：修改4·26社论将伤害小平。赵紫阳说：我去朝鲜时曾发电报同意小平的决策，所以我对4·26社论也要负责，必要时，也可以说是由我批准的。李鹏说：你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因而修改4·26社论这个问题，就谈不下去了，最后没有作出结论。

5月17日，冰心、艾青、夏衍、钱钟书等30多位著名作家向中央紧急呼吁，要求中央与学生对话，同时肯定了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是在这一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发表《五一七宣言》称：中国的问题，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又形容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并要求推翻4·26社论，结束老人政治，独裁者必须辞职。他们并发动知识分子签名。

是日，赵紫阳打电话要求见邓小平。随后得到“邓办”的通知：下午到邓小平家里开会，常委（赵紫阳、李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和杨尚昆出席。会议开始后，赵紫阳先讲了他自己的意见：“现在学潮在发展，形势在恶化，十分严重。学生、教师、记者、科研人员、机关干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计有三、四十万人，工人农民有不少人同情，之所以如此，除了腐败、透明度等热点问题之外，主要是各界责备党和政府对学生绝食为何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而与学生的对话 主要卡在4·26社论定性上。4·26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一直对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 松一下口。这是关键，可以赢得社会同情。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赵紫阳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他，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赵紫阳5月4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胡启立发言，主张修改社论。乔石没有明确表态。杨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杨尚昆又说：“廖汉生（人大副委员长）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注：本来杨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改而支持戒严。）最后，邓小平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5月4日的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他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但邓小平接着说：赵紫阳还是总书记。赵紫阳表示：有个决策当然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邓小平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李鹏说：常委会议 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内部有坏人，鲍彤（注：赵紫阳的秘书）就是一个。赵紫阳反问道：“你这样讲要负责任，你有什么根据？”李鹏说：“我有根据，以后告诉你。”

回家后，赵紫阳让鲍彤为他起草一封信，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辞职信送到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杨尚昆打电话给赵紫阳，再三劝他收回该信。杨尚昆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将使形势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第二天，赵紫阳通知中办辞职信不要发出，并派秘书把辞职信收了回来。同日，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小平同志：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信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5月19日，赵紫阳向政治局请假三天，建议常委会由李鹏主持，并拒绝出席当晚将举行的宣布戒严令的动员大会。21日，他找来阎明复，说：现在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他请阎明复转告杨尚昆，看这是否可行。在这之前，彭冲（人大副委员长）找赵紫阳谈过，他说：因为万里（人大委员长）在国外，因此我召集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他又说：我还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赞成这样办；我们已写了报告给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当日下午，胡启立到赵紫阳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覆，搁在那里。赵紫阳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启立问 可否说 你已经同意，赵紫阳说可以。随后赵紫阳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把电报发出去。但是，李鹏接着也给万里发了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最后，万里没有提前回国。在赵紫阳请假的这三天里，李鹏、杨尚昆、姚依林、宋平分别召开各部门会议，宣布赵紫阳犯了错误；同时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来打招呼。

5月19日夜，中办安排中央领导人去医院看望因绝食而入院的学生。赵紫阳、李鹏去了。赵紫阳即席讲了话：“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原谅我们的，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同学们的身体现在已经是非常虚弱了，你们绝食现在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满意答复你们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要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你们还年轻，同学们呀，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现在已经六天、七天了。难道真正还要到八天、九天、十天吗？有很多事情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等到回答你们满意的那一天，你们也应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说完，赵紫阳向在场同学鞠躬，同学们热烈鼓掌，并纷纷索取签名。他的这个讲话，随后登在首都各大报纸上。

20日上午10时，邓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有：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另两位常委赵紫阳、胡启立，没有被通知出席），通常列席常委会的杨尚昆，党内老人陈云、李先念，还有几位军队负责人。会上，邓小平提出：戒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他说不能承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因为“那等于捆住自己的手足”。晚上10时，李鹏在电视上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晚上）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接着，北京市长陈希同
签发了实施戒严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列明北京市市区的戒严范围，明令禁止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禁止境外记者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矿场、企业、街道等单位采访。直升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撒下传单，上面印着李鹏讲话。这引起学生鼓燥。是日夜，军队开往北京市区。他们分乘卡车、装甲车、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
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但被市民和学生 阻在半路。市郊有零星冲突，但冲突并不严重。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也有人劝他们放下武器。士兵们显得不知所措。同日，香港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成立“支联会”，发起筹款。

23日，中学教师余志坚、报社美术编辑喻东岳、汽车司机鲁德成，将颜料、鸡蛋 砸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在场学生把该三人送交公安局，并说：我们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无意推翻共产党政权。晚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简称“北高联”）由广场撤回北京大学。

2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说：陈云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表示“老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彭真、李先念、王震等元老以个人身份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李先念说：极少数人制造复杂局面，煽动学生反对共产党。其后，元帅徐向前、聂荣臻表示戒严部队不会对付学生。

27日，香港市民在跑马地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筹款活动，筹得1,200万港元。活动后，“支联会”用捐款 购买物资运往北京，并派李卓人把100万元现款送去北京。李卓人到北京后被拘留，并被迫签写悔过书，三日后获释，而款项则被没收。

28日，从上午10时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首都高校的学生，从各自的校园出发，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沿途高喊：“解除戒严”、“罢免李鹏”、“召开人大”。两天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集体创作的高七米的“民主之神”雕像被安放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侧。雕像揭幕时，中央音乐学院等校的学生演唱了“血染的风采”等歌曲，然后广场上所有人士齐唱“国际歌”。

5月底，赵紫阳找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说要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温家宝说：现在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如果你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后果会很不好，希望你慎重考虑。既然不能召开会议，赵紫阳便让秘书打电话找杨尚昆，要求与杨尚昆谈话。6月2日，王任重、丁关根来到赵紫阳家，说因你要求见杨尚昆谈话，中央决定委托我们来与你谈话，他们接着说：中央决定在最近召开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解决你的问题，要你好好考虑 做个检讨。他们又说：小平同志说上次处理耀邦的问题，国内外有些议论，这次处理赵的问题，要合乎手续，要好好准备文件，文件准备好就开会。   赵紫阳听后，首先向他们解释了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接着问道：现在中央机构是怎样运作的？五个常委，除我之外，另一个（注：指胡启立）也靠边站了，现在开会是哪些人参加？王任重回答说：常委没有改选，最近也没有开常委会。赵紫阳说：“我三天病假以后，不让我参加工作，可以理解，让我靠边站也没意见，就是将来不要说我不管事、撂挑子，我找杨尚昆也是要谈这个问题。……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到处批我，不和我核对事实，批判材料根本不与我见面就到处发，在这种情况下，检讨怎么写？如果将来我还有讲话的机会，我认识到的问题会做自我批评的。”接着，赵紫阳又讲了对4·26社论的看法、5月3日对青年代表的讲话、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5月19日不出席戒严大会的有关情况及看法。   最后，赵紫阳提出鲍彤被拘禁的事。鲍彤是5月28日被组织部叫去谈话，一去就没有回来，他的办公室同时被搜查。赵紫阳说：如果认为鲍彤有什么问题，组织上可以审查，但应按《党章》和法律手续处理，党组织没有权力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组织部长更没有这个权力；现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过去搞运动的办法了，要求他们向中央反映。

 

筹备建立新的领导班子

 

几乎与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同时，邓小平等中共元老考虑改组中央领导层。5月21日，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邓颖超等人，聚在邓小平家里开会，一共是八位元老。邓小平说：“我们大家一起先讨论一下选拔新的中央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想请大家考证一下这个论点对不对：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新的领导班子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要让人民相信新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