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 茅民的《复兴记》第八篇“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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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过：“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定下了一个大框框：实行改革、开放。至于怎么改革、怎么开放，当时并未界定，也无法界定；邓小平当时只是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坚决地试，大胆地闯”，一再强调：不管干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要用实践来检验。邓小平说过一些有趣的话，后来被人们戏称为“三论”：第一个是“猫论”，也就是他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第二个是“摸论”，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这最早是陈云提出来的）；第三个是“不争论”，就是他说的“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注：当时他说这些，是针对“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即“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争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当农村出现了包产到户、广东设立了经济特区、城乡出现了雇工现象时，邓小平就发表讲话支持这些新事物，但不与反对意见争论。等到这些新事物结出成果了，邓小平就大力推广。对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决策，中央高层中也有不同意见。经济特区设立不久，陈云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特区不能再扩大，要充分看到特区所产生的副作用。他特别强调：江浙地区，包括上海，不能搞特区。他说：那里是投机分子活动有名的地方、集中的地方，他们搞投机 熟门熟路，一遇时机就会纷纷出笼（注：陈云本人就是上海人）。对此，邓小平一方面做出尊重陈云意见的样子，也不争论，但继续大力支持经济特区。对于利用外资，陈云多次说：外国资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超额利润，是不会有便宜让你占的。他经常敲打主管外经工作的谷牧，要提高警惕。邓小平支持市场经济（与此相对立的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他在1988年对赵紫阳说：我们的计划经济是学苏联的，现在人家都不搞了，我们为什么还抱着不放呢？胡耀邦对计划经济更是不感兴趣，认为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束缚了企业积极性、下面的积极性、地方的积极性。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让群众、让企业、让地方放开手来干。但陈云、李先念一直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陈云说得更形象：对待经济就像养鸟，不能抓得太紧把鸟捏死，也不能撒开手让鸟飞掉，应该关在笼子里捏不死 也飞不掉，这就是他的“鸟笼经济”思想。他认为中国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后来没有搞好，主要是毛泽东搞的那一套的干扰，加上文化大革命，不是因为计划经济，如果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搞，效果肯定是很好的。陈云认为苏联是计划经济成功的证明：在几十年内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为仅次于美国的强大国家。好在双方虽有不同看法，但仍很默契：可以先摸着石头过河，看最后是黑猫还是白猫抓住了耗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讲的的“社会主义”，就是说中国仍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再具体一点讲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于1979年３月底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作？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邓小平在其他场合 也多次讲到
为什么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对方问 中国是否考虑采用西方竞选制度，邓小平答道：“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我相信，现在的制度如果搞得好，在某些方面加以适当改革，我们这个制度比你们那个制度做起事来要便利得多。”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1986年9月13日，在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时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注：如美国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可能也有问题。”1987年6月12日，他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不像议会民主经过那么多复杂，那么多反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方面总的说，我们效率是高的，决定了就马上执行。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不能实行西方的三权鼎立，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客人时说：“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在与另一批外宾谈话时，他说：“美国有三个政府，同他们打交道不知道谁能拍板，谁说了算，他们之间互相牵制，互相扯皮，想办一件事很难。”1989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尼克松时说：“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邓小平也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即在社会主义总框架下的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底，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题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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