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 茅民的《复兴记》第八篇“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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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改革开放之初 

 

中共中央于1978年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开始时对于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成形的想法。邓小平只是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在他看来：“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样，农村重新出现了“包产到户”，城镇出现了“私营企业”，沿海地区出现了“经济特区”。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后来被统称为“改革开放”，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包产到户

 

安徽省凤阳县有个村庄，叫小岗村，全村18户，120口人。1978年，整个村年产粮约3万斤，交了公粮之后每个人一年的口粮只有100多斤，根本不够吃；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户户都外出讨饭。1978年11月，生产队队长严俊昌与村干部们商量
怎么才能救活大家的命，有人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严俊昌说：“管它倒霉不倒霉，管它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大家决定把生产队分成两个组。但不久就发现这样还是不行：人们仍然出勤不出力。后来再分成八个组，每个组大概就是两户；仍然不行。最后，就干脆彻底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之前，严俊昌把全村户主都找来，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议论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严俊昌见大家这样，就从他小孩的作业本上 撕下一张纸，让大家在上面按了手印，同时全体户主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出去，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
就不是他娘养的。”

可是，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公社党委找到严俊昌，问他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严俊昌说没有。过了几天，公社召开生产队干部会议时，公社党委对他说：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你们了。会议之后，公社党委书记就跟住严俊昌了：严俊昌到哪里，他就跟到那里。到第四天，严俊昌只得向书记坦白了。公社书记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村看了看，叹了一口气说：“小岗村干到秋天，干得好就向党汇报，干不好就把地收回来。”但没干到秋天，陈书记就顶不住了，因为有人批判小岗村这样做 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是开历史倒车。陈书记只得通过电话会议，让小岗村立即把土地合并起来。

不久，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村。他看到严俊昌家里的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原来，他家分到了四、五十亩地，种了花生和水稻，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就塞在床下。王郁昭又让严俊昌带他去看了几户农家，也是一样。王郁昭回去后，召开地委常委会，说：“严俊昌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他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他的罪不能定。……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带着常委们来小岗村看看。

王郁昭去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来了小岗村。他来之前，县委书记陈庭元对小岗村干部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严俊昌：“可是共产党员？”严俊昌答道：“不是共产党员。”万里说：“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万里又问严俊昌：“你这样干可有把握？”严俊昌答道：“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万里说：“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严俊昌恨不得
趴在地上 给万里磕头。万里临走时，严俊昌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万里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想出什么好的办法了？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后来果然有人问严俊昌：“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严俊昌就照万里说的，反问道：“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附近几个省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责难安徽走资本主义道路。万里交待张广友（万里的助手，参与新华社安徽分社的领导工作，曾是一名记者）等人 也起草一篇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文章很快就写好了，题目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万里看后，将它以安徽省委农工部的名义在《安徽日报》发表。此后，联产责任制（注：也就是包产到户，但不能直说“包产到户”，因为毛泽东曾坚决反对，为此把刘少奇都打下去了）在安徽省的凤阳、肥西等县普遍推广。再后来，万里找到陈云谈安徽的农业，陈云说:“对安徽，我举双手赞成。”

1979年3月中旬，国家农业委员会召开七省（安徽、广东、四川、湖南、江苏、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是搞了包产到户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农村中的责任制问题。会上，有人问：阶级、阶级斗争还讲不讲？学大寨还搞不搞？但多数发言者支持包产到户。吉林省的史林琪、广东省的杜瑞芝，都极力主张给包产到户“开个口子”，尊重群众的选择。3月20日下午，华国锋（注：当时他还是党主席）接见会议代表。他先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又说：“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4月，中央批转了会议纪要，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允许在一些特殊地区 搞包产到户。

此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会上，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作了一个说明：像安徽等地搞了包产到户，农民积极性高涨，生产很好，群众欢迎；也发生点问题，像河北赞皇县一带实行包产到户之后 农民先下手捞现货、砍了一些树。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举出湖南“三夏”抢收抢种、季节互助、合作的事例，说明非集体化不可。邓小平没有说话。

4月，姚依林副总理到邓小平那里去汇报，胡耀邦、万里也在座。姚依林说：“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邓小平说：“我赞成姚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5月，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后来，邓小平又找杜润生谈话，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要改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杜润生说：中央有个文件中说“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邓小平沉吟片刻后，说：“贫困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看看再说，情况终归是要有变化的。”

6月，华国锋到陕西米脂县孟家坪考察。他发现了专业承包的责任制。村里20个劳动力，12个专包农业，两个放羊，其余的组织基建队，按评工计分的办法包下去。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专业承包在经济分工比较发展的地方也可以用，贫困地区将来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包产到户，可以多色多样。目前全国不论什么地方，群众选择什么就算什么，不搞包产到户可以不搞，但搞了的就不要再反对。”胡耀邦将此信转发到全党。

到年底，贵州已经有10%的生产队自发地实行了包产到户。省里有些领导人担心这会超出中央文件允许的范围。对此，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不客气地说:“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出决定……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大十字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在广东的湛江、惠州等地，有些生产队分了地。省委认为：分地是不对的，就派工作组下去纠偏，可是却越纠越多。见此，省农委主任杜瑞芝意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省委书记习仲勋表态坚决支持包产到户。这样，偷着包就变成明着包了。

1980年初 胡耀邦就任总书记之后，万里被调到中央工作，进了书记处，分工管农业。他建议胡耀邦：召开一次省委书记会议，大家通通思想。胡耀邦同意了。会前，万里让杜润生起草会议文件，说：“一定要把原来中央决定中的‘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最好是‘支持包产到户’。”据此，杜润生写出文件草稿，其中说“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个草稿先在农委会议上讨论，会上绝大多数人要求把这句话改为：“贫困区可以，其他地区明确不准包产到户。”杜润生只得对草稿作修改，但依然写上了：“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尊重群众的选择。”在接下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分歧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 立刻接上去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多数与会者希望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他们大多是跟着毛泽东战斗过的老干部，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毛泽东一直坚决反对包产到户，认为这将导致贫富分化，是走回头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到刘邓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中有一位，在会议休息时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为了解决分歧，胡耀邦、万里、杜润生多次商量，两次改写文件。最终形成的文件是一个妥协的文件，其关键的句子是：“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愿意选择家庭承包的也不要硬纠。……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一会议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至党内。它使包产到户由半明半暗的、自发的、不合法的状态，转入了比较公开的、有领导地进行的状态。会后，胡耀邦、万里认为：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他们商定：胡耀邦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1981年3月11日，国家农委召开党组扩大会，万里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农业上‘左’的问题不肃清，农业就没有办法搞好……前不久部里还有人在下面说，中央的决策是反大寨的路子，现在仍有这样的人……（他们）不去想我们搞了30年，农民连吃饱肚子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现在刚刚有希望解决，却想不通，忧心忡忡，哪怕农民饿肚子也不理。……要检查党风，不能同中央唱反调！”此后，国家农委组织了17个调查组，共140多人，分赴15个省区，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调查。几个月后，他们完成了上百篇调查报告。所有调查组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当前农村形势之好，是多少年来没有过的，建议中央下个文件，明确包产到户长期不变。10月5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胡耀邦在接见代表时说：“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12月，政治局通过了国家农委党组扩大会议纪要，并下发全党。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实际上也就是实行了包产到户。

 

私营企业

 

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这一说，个体经济、雇工现象就开始出现。开始的时候，国家规定雇工人数不得超过八人。但很快出现了雇工大户，如安徽芜湖市的农民 年广久，绰号“傻子”，他的作坊生产瓜子，牌子叫“傻子瓜子”。他雇工最多时达103人。当时，很多人认为：雇工经营就是剥削，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绝对不能允许剥削；雇主和雇工之间收入悬殊，会导致两极分化。也有人认为：这种剥削在现阶段是应该允许的，但需要加以限制。只有少数人说这不是剥削，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一种新的经营管理方式，应该积极支持。邓小平说：“雇工问题，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1982年，由邓小平提议，政治局讨论通过决议：对雇工大户，采取“看一看、等一等”的方针，也就是不采取任何限制措施。到了1984年的下半年，很少再有人争论雇工问题了。在毛泽东在世时，私营企业被社会主义改造了，支持红色资本家的刘少奇被打倒了，但现在邓小平允许私营企业再次在中国出现了。

再举一个私营企业的例子。1982年，四川省成都市的刘永好，与自己的三位兄长一道，辞去他们在公家部门的工作，到新津县农村创业。他们变卖手表、自行车等家产，共得1000元人民币。他们用此资金 饲养鹌鹑，不久又转而为其他鹌鹑饲养农户 提供饲料。六年之后，他们的鹌鹑饲料业务 已遍及全国，积累了1000万元的财富。随后的八年时间里，建立了全中国最大的饲料企业集团——希望集团。1995年，刘氏四兄弟明晰产权，从此分开，各自发展，其中 刘永好组建了 新希望集团。到2000年，新希望集团销售额达到40亿元，有员工上万名，属下有八十多家企业，海外有四家公司，产业范围涉及饲料、乳业及肉食品加工、房地产、金融（他与其他人一起组建了“中国民生银行”，这是中国第一家由民营资本构成的、规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投资、基础化工、商贸物流、国际贸易等领域。后来，他成为全国政协的常务委员。

举一个更大的例子：三一重工集团。1983年，梁稳根从中南工业大学材料学专业
毕业，被分配到湖南涟源的洪源机械厂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他与三个同厂的大学生唐修国、毛中吴、袁金华一起，开始谋划自己的事业。1984年，梁稳根他们得到消息，说市场上羊很好卖，一头羊可以赚20来块钱。于是，他们决定：梁稳根坐镇指挥，袁金华负责羊源，唐修国负责交货。不久，袁金华怀揣宰羊刀、麻布袋和几件破衣服上路了。但过了元旦，行情发生变化，羊价下跌。梁稳根他们，赶紧把羊以低价卖掉，总算没把钱赔光。但他们没有灰心。不久，梁稳根了解到，焊接材料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梁稳根决定：选择特种焊接材料作为突破口，因为他们四人中有三人是学材料专业的。四人从亲戚朋友那里凑了6万元钱，成立了“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他们的第一宗产品——105I-基焊料 生产出来后，寄给辽宁一个工厂，但货被退了回来，说该焊料质量不过关。梁稳根立即去母校，请来以前的老师翟登科教授现场指导。最后，该焊料的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国家质量标准。1986年9月，他们收到了第一笔银行货款，这使四人欣喜若狂，紧紧地抱成一团，热泪盈眶。1991年3月，四人团队走出闭塞的茅塘乡，来到了涟源市。梁稳根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人造金刚石压机。产品线在几个月以后投入运行。他们以当时国内领先的技术、过硬的质量，迅速打开了市场。1993年，他们的企业更名为“三一集团”（取意一流企业、一流人才、一流产品），并将总部搬到了省会长沙。随着市场的扩展，梁稳根又开始研制混凝土输送泵等工程建筑机械产品，并将行业里的著名专家请到公司任职或做顾问。三一集团，依靠人工成本的“比较优势”、科技研发的“后发优势”，使三一的混凝土输送泵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48%，公司开发的泵车也占据了35%-40%的份额。2006年，三一集团在印度投资6000万美元，建设工程机械制造基地；2007年，在美国乔治亚州投资6000万美元，建设工程机械制造基地；2009年，在德国科隆市投资1亿欧元，建设研发中心、机械制造基地。到2010年，三一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之一、中国企业500强之一。



经济特区

 

在中央于1978年11月召开的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心里越来越有底了：现在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中央的改革开放决策非常接近。在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他讲到希望中央多给地方一些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省吸收港、澳、华侨的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省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 决断处理。   会议没有就此作出决议。习仲勋回到广东后，召集省委常委开会，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

1979年4月，习仲勋再度赴京参加会议。在这次会上，他让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 代表省委发言，建议在深圳（与英国管辖的香港为邻）、珠海（与葡萄牙管辖的澳门为邻）、汕头（那里侨眷特别多）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建立对外加工贸易区，以利于港澳同胞、华侨、外商来投资，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这个建议引起了政治局常委的重视，并得到赞许和支持。之后，习仲勋又单独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挥一挥手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中央委托，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的领导组成的工作组来到广东，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们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中央。7月中旬，中央批准了这个文件，允许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福建的厦门（隔海峡面对台湾）也设置特区。经济特区怎么个办法？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注：最先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是陈云，但不是针对特区说的）胡耀邦说：“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谷牧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邓小平后来又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

当时，世界的经济结构 正在向“全球化”发展：发达国家由于国内工资越来越高、工业污染的问题越来愈大，就逐步把工业生产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国家去。最先是美国把一些生产转移到日本；后来日本也发展起来了，于是美国、日本又把这一部分生产转移到“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那里去。到1978年时，四小龙的经济也已获得较大发展，正在把部分产业转移到“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那里去。这对中国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中国的工业基础比较强大，人民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四小龙中有三条小龙是华人地区，因此中国比起四小虎来处于有利地位。这样，紧邻香港的广东省，特别是深圳特区，趁着改革开放的机会，就开始进口原料，进口材料，企业组建了，机器开动了，产品出口了，外汇赚到了。香港商人到广东来，搞“三来一补”（注：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都是利用国内的设备和劳力来生产，然后产品出口。广东搞了三来一补以后，福建、山东、浙江、江苏等省也跟着搞。

试办经济特区的过程，一直伴随着争论。有人责难说：“特区就是晚清、民国时代的租界。”“深圳除了五星红旗是红的，其他全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面对这些责难，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发表文章说：“办特区，是否有损主权？特区是不是会变成殖民地？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不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由于办特区而变成殖民地，没有这样的先例。……从广东省的范围来看，哪里更加开放，哪里的经济、技术、文化发展就更快；反之，凡是比较闭塞、不那么开放的地方，发展也就慢一些。事实证明，开放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深圳经济特区，设有全长86公里的特区管理线，把它与广东省其他地方隔开。深圳市区的前身是宝安县的县城。成立特区之前，县城人口仅有两万多，全县工业总产值在1978年 仅有6000万元。特区内的第一个工业区，是在1979年 由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蛇口一个只有一平方公里的荒坡上设立的，其中兴办了23家工厂，以及一个直通香港的货运码头。不久后，蛇口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小城。一年后，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利用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以及部分地方财政资金，参照“蛇口模式”，在罗湖区（注：紧靠香港）约一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兴建了金融、商业、旅游、住宅设施
提供给港商，然后利用从中赚到的钱 进行工业园区内的基础建设。为了吸引外资，特区对外资企业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企业经营自主权、税收、土地使用、外汇管理、产品销售、出入境管理等各个方面。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租赁等各种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使经济特区迅猛发展。深圳特区的头十年，实际利用外资27亿美元。十年之内，深圳由一个小县城一下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除了深圳之外，珠海、汕头、厦门这三个经济特区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经济特区得到初步发展之后，更多的香港、台湾的厂商参加进来。其中有个人叫郭台铭，他是台湾一家叫富士康（Foxconn）的中型厂商的董事长，在台湾生产过电视机高压阳极帽组、制造过塑胶模具、生产过家用电器零组件、装配过电脑线缆、开发过电脑连接器等。1988年，他在深圳西乡崩山脚下开办了一个百十来人的工厂，取名“富士康海洋精密电脑插件厂”。那时，富士康没有名气。有一次，郭台铭坐船来，在深圳的福永码头上岸，天正下着雨，司机想把车开到码头楼房的门前，但站在门口的公安 却不让靠近，并与司机争执起来，态度蛮横。大个子的郭台铭上去劝解，并亮出自己的身份，但公安并不理会，竟然动粗，郭台铭也挨了一脚。找他们的领导论理，对方不予理睬。但郭台铭看准了内地的优势，继续在深圳发展。那时，台湾的工资是内地的五倍，还请不到人，而内地工厂的门外，随时可见打工仔、打工妹排队找工作，而且这些人年轻、眼明手快、都有一些文化；土地的价格比台湾便宜很多，要多少有多少，各地政府积极招商，为厂商铺路、整地、提供服务；税务优惠也吸引人，前五年不用交税，后五年的税只要一半，而且如果厂商继续投资，还可以继续享受优惠。   郭台铭在龙华 买下大片土地，建立了龙华工业园区，迅速发展壮大。后来，富士康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
代工厂，富士康的客户包括全球著名的电脑、手机品牌：苹果（Apple）、戴尔（Dell）、惠普（HP）、联想（Lenovo）、诺基亚（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等等。富士康为他们组装高科技产品，而且做得精密、快速、时间上灵活机动，而劳动力成本只有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2011年，富士康的进出口总额
达2147亿美元，占中国大陆进出口总额的5.9%。富士康的分工厂遍布全中国：珠江三角州的深圳、佛山、中山、东莞、惠州等地；长江三角州的上海、昆山、南京、淮安、阜宁、杭州、宁波、嘉善等地；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烟台、廊坊、秦皇岛、营口等地；中西部地区的太原、晋城、郑州、济源、南阳、重庆、成都、武汉、南宁、北海、丰城、长沙、衡阳等地。】

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广州、上海等十四个城市为“沿海开放城市”，并将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州地区、珠江三角州地区、厦漳泉地区（注：在福建）辟为经济开放区。对外开放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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