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中，蒋介石认为自己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由于外国人的干涉。这里主要就是两个人。一个是苏联的斯大林，一个是美国的马歇尔。

蒋介石对当时的强国有数个评价：苏联是反复无常，毒辣残忍，美国是有头无尾，轻诺寡信；英国是阴险狡诈，唯利是图。所以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对外国是比较警惕的。尤其是美国，不再是完全信任了。比如就拒绝了美国“托管台湾”的要求。

斯大林一直帮助他的对手中共，所以蒋介石怪斯大林不奇怪。可美国一直帮助他，他为什么还要怪美国，尤其是马歇尔呢？

抗战胜利之后，马歇尔强烈要求蒋介石跟共产党和谈，并一力促成了国共和谈，要求蒋介石建立一个多党制的民主政府。蒋介石认为自己在这上面被马歇尔欺骗了。自己完全不应该去学什么民主，国民党跟中共谈判，错失了武力战胜对方的大好良机。

二战后，美国认为—个稳定、统一、亲美的中国最符合其利益：既可以抵制苏联，又能为美国提供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原料；在国际事务中也能站在美国—边。为此，美国力图避免中国发生内战。然而，当时中国的现实是：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有武装、有根据地，并且在抗日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蒋介石视中共为心腹之患，一直希望将其彻底歼灭。从1944年到1945年，美国政府内部就对华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必须统一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而另一部分人则反对片面的扶蒋政策。到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杜鲁门继任之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已开始向片面扶蒋政策倾斜，但在杜鲁门执政初期依然要竭力避免国共内战。

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与苏联对抗的产物，但美国的扶蒋政策却首先得到了苏联的默许。苏联在《雅尔塔协定》的秘密条款中几乎默许了中国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在1944年和1945年间，斯大林一再向美方保证苏联只承认和支持蒋介石政权，并明确说他认为没有哪个中国共产党领袖有足够的力量统一中国。

1945年6月，根据美国授意，蒋介石政府派代表团与苏联谈判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美国压力下，蒋介石接受了出让东北的许多权益和事实上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条款，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斯大林还表示：中国只应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只应有一支军队，共产党军队应编入国民党军队中。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借苏联压制中共，这是美蒋一致的立场。只不过美国希望以此促进国共和谈，而蒋介石却认为借此可以更加放手诉诸武力。

日本投降后，国共之间的第一场斗争主要围绕着受降权利问题。内战危机此时已经开始，这是对美国政策的第一个考验。

美国原来的打算是：在苏联承诺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实力加强的情况下，中共感到孤立无援，较易就范，然后再对国民党施加—定压力，迫其进行某些改革并对共产党做出一些让步，这样就可实现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与和平。正是根据这一想法，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建议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和谈邀请，而苏联也敦促中共接受邀请。于是出现了著名的“重庆谈判”，并达成了《双十协定》。为促成这谈判，美国驻华大使亲自到延安陪毛泽东到重庆。但事实上在谈判过程中以及谈判结束后，冲突一直没有停止过。美国的做法不足以使中共放弃斗争，蒋介石要依靠武力消灭共产党，因而这一政策没有能够避免内战。

1945年11月26日，驻华大使赫尔利突然宣布辞职，杜鲁门认为美国不能派军队去保证蒋介石的“优势”，“能做的就是发挥我们最大的影响来制止内战”。于是，他决定派刚刚退休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作为特使到中国调停。

12月21日，马歇尔到达南京。1946年1月，国、共、美代表三人小组宣布成立并开始工作。马歇尔访华的公开政策是号召停止内战，在承认国民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的同时，要求其结束“一党训政”，进行改革，扩大政府基础，把“其他政治成分”也包括进来，并声明“美国不以军事干涉来影响中国内争的进程”。正因为如此，马歇尔使华之初受到渴望和平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欢迎。而蒋介石政府对马歇尔的态度则比较勉强。

马歇尔使华初期与中共代表合作较好，对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多有批评。他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有两张牌：一是告诫蒋介石：如发生内战，苏联将介入并站在中共一边；二是美国的援助只能给予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马歇尔在第一阶段取得了一些成果，通过三个文件：1月10日的停战令、1月31日的政协决议和2月25日的整军方案。3月4日马歇尔访问延安，受到中共方面的热烈欢迎。

6月以后蒋介石决定撕毁协议打内战。中共方面则对马歇尔和美国政府深感失望，开始公开谴责美国。美国的避免国共内战作出的努力完全失败了。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建议下对华实施军火禁运。

国共内战开始，1946年7月29日，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建议下对华实施军火禁运，直到1948年11月才解除武器禁运。当毛泽东知道美国政府对华实施军火禁运，高兴万分，说这是蒋介石走向失败的开始。1947年3月21日，国民政府的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而刚好这也是国军停止不断进攻的时候，可以看出国军抗日战争胜利储存的美式军火用完后对国军的极大影响，这也是国共内战中国军失败的最重要原因，而现在却往往对这历史事实一字不提。

二战后欧美国家政府民众普遍反战厌战，对于国共内战十分不满，一场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拉开帷幕。1946年，美国通过决议禁止向中国交战双方提供武器，从7月29日美国方面已拒绝签发向中国提供武器的出口许可，禁运开始生效了。实际上，美国直到1948年11月才重新开始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武器。美国武器禁运的同时,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

由于美英在当时条件下巨大的影响力，没有一个武器出口国向国民政府出售武器。

中国当时交战双方的情况很清楚，国民政府要购买使用美国武器，共产党开始时候使用苏联提供的武器，后来应用缴获国军的武器。美国的决议实际上只捆住了国民政府的手脚，掐住了国民政府的脖子。国民政府既失去外援，又无法继续购买武器，损失的武器系统得不到有效补充，新组建的部队没有武器装备，而共产党却有不断的武器补充，力量对比呈现此消彼长的特征，这成为国军战败的的最重要因素。

美国是从8月起对国民政府实行禁运的。在最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中，张宪文指出，军火禁运是在马歇尔的建议下，由杜鲁门总统于7月29日宣布的。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中，邹谠则确认，禁令是由马歇尔颁布，自1946年7月29日开始生效的。

7月23日，中国政府驻华盛顿的物资供应委员会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出口准许证，运送从美国商业公司和战争资产管理局购买的1.3亿发7.92毫米口径子弹。这批军火是抗战时期美国专门为中国制造的，中国政府早在年初就依据《租借法》购买了这批军火。在国务院的马歇尔助手卡特上校当时已得知他的禁运意向，遂询问马歇尔这批物资是否正常供应。马歇尔告诉卡特，他并不反对禁运，“只要禁运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美国将对一切尚未运出的物资实行禁运，不论这些物资是否已经付款。”这批物资遂成为禁运令实施后第一批被禁物资。

得知禁运消息后，俞大维便向马歇尔抱怨，美国的这一政策“将我们的政府置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蒋介石得知该消息的第一反应便是“国军补给，遂因此而完全陷于困境矣”《蒋主席日记（1946年8月18日）》。

禁运这样的事件，其后果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显现，而存在一个滞后期。禁运实施前，国民政府已储备了巨大的美援军火库存，足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的军事进攻。在这段时间内，自然很难体现出禁运所带来的影响。因此，要弄清楚禁运带来的真实影响，需要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

首先要注意的是，国军持续、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使得其及时地补给军火变得愈加迫切。据统计，1947年国军的军火消耗量，明显高于抗日战争时期年均消耗量，也高于抗战时期消耗量最高的年份。1947年的步枪损耗是抗战年均损耗数的300％，冲锋枪是7627％，轻机枪是379％，重机枪是278％，手枪是473％，迫击炮是741％，山、野、榴弹炮是476％，枪掷弹筒是542％，火箭筒是4170％，枪弹是202％，迫炮弹是320％，步、山、野，榴炮弹是138％，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62％，火箭弹是567％。即使用抗战时期军火消耗的最高年份与1947年相比较，这个数字依然非常惊人。1947年的步枪消耗是抗战时期最高年份的267％，手机枪是110％，轻机枪是177％，重机枪是211％，手枪是2244％，迫击炮是101％，山、野、榴弹炮是118％，枪掷弹筒是157％，枪弹是114％，迫炮弹是234％，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81%。如此巨大的军火消耗可以判定，国军进行内战的规模远大于此前抗战的规模。

巨大的战争规模，使国军军火库存量急剧减少，美式军火的告罄意味着军队不得不依靠自产军火维持今后的军事行动。为及时将消耗的军火给予补充，国内军工厂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以补充前线所需。1947年步枪生产量是抗战时期平均年份的436%，轻机枪是393％，重机枪是296％，手枪是2469％，迫击炮是370％，山、野、榴弹炮是165％，枪掷弹筒是245％，火箭筒是2745，枪弹是177％，迫炮弹是434％，步、山、野，榴炮弹是164％，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79％，战防枪弹是186％，火箭弹是212％。虽然生产量比抗战时期大为增加，但国民政府自产军火依然难抵其巨大的消耗。1947年1~6月枪弹的生产量是15
797 750发，而消耗达35 903 400发，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2.27倍，迫炮弹的生产量为146
355发，而消耗量则达到201 737，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1.38倍。

在颁布禁令的同时，美国通知英国、加拿大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要求它们采取同步的行动，这一请求得到了它们的赞同。自1946年8月，英国政府就停止了向中国提供军火，随后还进一步将禁运的范围扩大到飞机零件以及相关资料等方面。这些国家与美国的配合行动，杜绝了中国自其他途径补充军火的可能性，强化了禁运的效果。

对于国军军火供应的紧张状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完全清楚。1947年3月21日，他向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有相当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当前军火消费水平，美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只有3个月的弹药了，且武器、运输车辆和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均已为国民政府自身的能力所难及。”


1948年美国军事观察组到达东北后，魏德迈发现，由于枪械弹药补充的严重不足，原来由美国在印度装备和训练的新六军已不再是当年的新六军。其军长廖耀湘告诉魏，新六军在东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补充，完全被拖垮了”；在枪弹方面，“自动武器大都消磨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自动武器和迫击炮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尤以炮弹奇缺”；在运输工具方面，“汽车和其他特种车辆，都已到报废年龄”；在士气上，“新六军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1/3，官兵素质减低，士气战志都低。”


就军火供应问题，俞大维特地与吉伦会谈，俞大维向吉伦表示，“由于美式军火的短缺，美式装备师很快就将失去战斗力”，并指出美方对国民政府由于禁运造成的战争失利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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