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各取所需的决定。清朝派出了大批留学生，在日本有费用低廉、语言障碍相对比较小等优点，而且离大陆很近，不用坐几个月轮船（那时没有飞机），回国十分方便。而日本则收到一大批中国青年精英，不仅赚到大笔学费生活费，还成功地对他们实施了日本式教育，为后来插手中国内政做足了准备。

 

这是一件十分微妙的事情。留日学生不是媚日学生，事实上相当多的人情绪极为深厚，象秋瑾等著名英烈都对甲午耿耿于怀，每天讲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复仇杀鬼子。但是日本仿佛毫不介意，面对这些咬牙切齿的反日愤青，仍然按清朝的要求提供各种军事、科技、政治方面的课程培训，把他们培养成一批批军政人才。 

很明显，当年的东京不产活雷锋。日本一直的愿望，是利用本国的工业基础，把中国当成原材料基地和产品倾销场，控制亚洲的庞大资源与市场，为此处心积虑地进行各种长期渗透。而对大清国各路不稳定分子来说，这显然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势力，因为满清朝廷已经摇摇欲坠，只要推翻了它，自己就能成为新的既得利益阶层。 

利益，压倒一切！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号，东京赤坂区一幢民房的二楼里，一伙中国人达成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他们各自领导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将进行合并，成立一个叫“革命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总理）就是孙中山，副手黄兴。 

成立同盟会，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光荣记录，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同盟会最早的牵头人，是日本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而开会的地方，是日本人头山满提供的。 

黑龙会的目标，是吞并中国东三省、蒙古和远东西伯利亚；内田良平和头山满都是侵略中国的积极人物，对甲午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兴起、中国东北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管送到中国哪个朝代的法庭审判，妥妥地判几遍死刑不成问题。虽然说革命道路要讲策略，但是找上这号人拉赞助，革命先辈们明显口味偏重，以至于在后世历史书中，对相关情节都只能模糊写过，或者语焉不详，好象他们同日本人的关系，只是单纯的革命友谊一样。 

事情显然没有如此简单。很快，同盟会就向中国留学生张开了大门，不仅欢迎精英学子们加盟，还日夜不停地对他们进行培训。以孙中山为首的一群革命领袖们，每天都给学生上造反大课：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归根到底却是你们的，我们已经奔四奔五去了，你们才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只要有机会，我们可以联手把满清那些王八蛋都清理出局，然后一齐主导政府，领导全中国。 

千言万语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干掉熊猫，咱们就是国宝！ 

从表面上看，孙中山的承诺，实在是件鬼扯的事情。因为那些留学生本来就是当英才培养的，拿着毕业证书回国，立马就能进体制当公务猿，三五年混个处级、甚至两三年就混个厅级都不在话下，毫无门第、出身障碍。所谓寒门难出贵子，在那个时候纯属谣言，绝非真事。 

只要学习好，政府就掏钱养着你出国，回来马上当官，而且保证一路高升，运气好的直通政治局，上不封顶。如此优越的职业机会，就在社会主义的幸福今天，不花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走通关系，也不容易弄到，何况那还是万恶的封建旧社会；关键是它不属于个案，广大官派留学生都能享受这种待遇，充分说明了慈禧老妖后吸纳新鲜血液、改革旧体制的决心。所以在当时，不少人都在感叹：这实在是皇恩浩荡，太后英明啊！ 

但是，这帮留学生们还是让大清失望了。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听了孙中山的话，放着大好前程不要，非得冒着杀头抄家的危险去造反。 

从高大上的角度去讲，留学生们造反，自然是因为他们追求民主自由，从小立志为了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所以不屑满清那点小恩小惠。问题是，我们也要知道，从获得权力后的表现去看，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恐怕还真没有几个有这种觉悟。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社会很稳定，上升途径相对封闭，人们自然会感觉，一个寒门子弟靠才学混好了，三五年混个科级、五六年混个处级，甚至两三年混个处级，这就叫人生赢家。 

问题是，在那种风云际会的年代，尤其是听过孙中山等职业造反家的热血宣传，哪个会把这种东西放在眼里呢？跟着满清混来混去，五六年混个处级，十来年熬个局级，等熬到省部级、国家级，那都牛年马月了！这样的升迁，实在太慢了。 

如果走孙中山的路，那就容易多了，因为革命一声炮响，大家抓住机会，没准直接就成了省部级、甚至国家级领导人。对这种说法，千万不要觉得异想天开，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革命一声炮响，直接实现这种梦想的革命者，实在太多了。 

当然，革命是一种高风险的营生，无数革命者突然身登高位，也就有无数革命者死于非命，更有许多人连成功的影子都没摸着，突然消失在半道上。虽然失败的惨烈触目惊心，但是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风光无限的成功者。 

革命的利润有多大，可以举一个人的例子，那个人叫阎锡山。 

阎锡山，一八八三年生，一九零二年考上山西武备学堂，次年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入日本士官学校。 

二十岁就当上了官派留学生，前途一片大好，然而在一九零五年，他却加入了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一九零九年，阎锡山学成回国，第二年满清政府就提拔他当了山西新军的标统，论级别算团长，上校级军官。 

二十七岁的年青人能当上校团长，清朝在培养年青人才上面，那可真是豁出了血本。可是四年后，阎锡山响应革命号召，一举灭了山西巡抚的门，直接就成了山西省的督军，并且在后来几十年里，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军政大佬，还就任过中华民国的临时元首，论级别怎么也该算政治局常委、副国级领导干部。相比之下，慈禧老妖婆给的团长头衔，那就不叫事。 

如果阎锡山的事迹还不够代表性，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叫蒋介石的后辈。由于没有官派身份，这位小兄弟在东京只能读振武学校（军事预备校），毕业后去日本炮兵部队当养马的实习生，天天被老兵欺负，给军马洗澡喂料。但是革命时，弼马温蒋介石抓住机会回国暴动，立马就做了团长，此后来往的都是张静江、许崇智一类顶级军政人物，终于草鸡变凤凰，成功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元首。 

如果在清朝的体制里混，想混到团级干部、再一级级升到将官、国家领导，恐怕没有五六年工夫下不来。话说回来，谁从军校毕业后，五六年就能当上团长、将军，那也是不可想象的际遇，即使是传说中的红二代，走关系时都得注意影响，适当遮掩一下身份。因为，就算你爷爷是毛主席，不把吃相做好看一点，全国人民也会戳你的脊梁骨啊。 

但是呢，只要跟随孙中山混好了，这种提拔，也就是几天工夫的事。清廷给得出这么丰富的回报吗？当然给不出。 

如此巨大的诱惑和超常的风险，有的人选择了回避，但更多的人选择了面对。于是，东京的留学生，开始偏离了大清国的预定轨道。 

满清政府把全国精英集中起来，输送到海外管吃管喝学费，是为了让他们给自己干活。但在日本的操作下，这些人却天天听革命党给他们上大课。 

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革命留学生越来越多，同盟会的组织也越来越大，象野火一样四处蔓延。最要命的地方还在于，这些受过革命培训的留学生一旦回国，满清政府就把他们安排进体制，而且优先提拔他们升职（例如阎锡山一年内就升了团长）。 

一切是显然的。很多留学生都是军事专业，回国后自然要进入各地的军队里，充当基层骨干；而且只要表现好，很快就能升到营、团一级指挥岗位。这些留学生为了晋职升迁的需要，相互间也会加强同盟会的旧关系，彼此呼应扶持，让自己拥有更快、更多的上升机会。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党不仅规模扩大了，而且对军队的控制力更强了。 

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组织松散，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所谓的同盟会只是个招牌，大家虽然加入了组织，但是，生存基础和发展基础，却是在满清体制之内，他们只是借体制上位的新兴力量而已。虽然这些人也愿意打同盟会的旗号，但是孙中山或黄兴对他们做不到任何监管，所以革命成功之后，他们也就成了脱缰的野马，根本不受孙中山节制
。最简单的例子，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之类的老同盟会成员直接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大军阀，而可怜的孙中山却是屌丝依旧，四处赔本赚吆喝，搞什么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当然，也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满清贵族被挤出了历史舞台，却诞生了一个更为强大、也更加恐怖的利益群体，它就是传说中的军阀集团。 

从一九零五年到一九一一年，清朝都在革命与反革命，或曰反维稳与维稳的斗争中度过。外债高筑，内政枯竭，各级官吏贪污不止，各种造反活动此起彼伏。一句话，随着工业和交通、商业的冲击，整个社会出现了大量新兴阶层，再也不象先前的农村那样简单好管了。 

面对各种措手不及的变化，清朝上层还是有相关意识的，除了大力培养留学生、为体制输入新兴血液外，对局势的变化也是反应敏捷。例如，有关部门发现孙中山在留学生里搞颠覆，立刻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最后日本人只好请孙中山离开了东京。 

很明显，这种头痛医头的政策不大成功，因为孙中山并不是一个人战斗，而是整个新兴阶层的代言。赶走了孙中山，只不过让同盟会出现了分裂，东京还有无数革命党在辛勤工作，每天该干嘛干嘛。只要日本愿意，无数反清分子都可以找到落脚的地方，慈禧老太太却不可能天天递抗议信，所以赶人之类的招数，其实是没什么效果的。 

满清真正厉害的应对招数，是建立新军。 

自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国就决定学习西方先进理论，自己搞一批新式陆军出来，这种军队要效仿西方指挥和管理体制，并且全面装备先进武器如山炮、重机枪等，作为内部维稳的最后防线。事实证明，有钱就是好办事，源源不断的银子花出去后，各地先后培养出了一批骨干部队，火力、战斗力都比旧式军队强出一个档次，其中建立最早、实力也最强的，当属直隶北洋大臣袁世凯训出来的北洋军。 

虽然有了规模庞大的新军，但是大清国朝廷还是有明白人的，知道光靠军队镇压不叫事，真正的反对力量还在民间。因此在硬的一手之外，朝廷上下也开始采取怀柔手段，同那些革命党保持适当的接触。总之我知道你是革命党，只要你不造反，我也愿意倾听你的声音，希望山不转水转，我们可以同你和平共处，一块建设和谐美好的大清国。 

满清朝廷自己就是白道，还跟红道走无间道，绝非追求进步，而是他们实在被闹得没办法了。社会矛盾已经激化了几十年，到处都在人心思变，如果不同新兴阶层达成和解，一味只用老眼光看问题，肯定会死得很快。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把留学生派到国外，他们就成批接受革命党教育，但是大清国能不派留学生吗？显然是不行的，因为都什么年代了，再搞闭关锁国，随时可能翻船的。不往日本派留学生呢？其实也不行，要知道日本固然有革命党，欧美也有革命党啊，把学生派到欧美，并不能改变大家天天染红的事实，无非是增加一些留学成本罢了。 

面对这种严峻的事实，慈禧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她必须对革命党做一点让步，因为一味依靠新军镇压造反，一旦新军也跟着造反，朝廷将束手无策。事实上，大清王朝最后登台，就是因为新军都造反了。 

新军造反，绝不是说说而已。例如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带出来的，那帮人天天喊着忠于大清，其实心里都打着小九九，如果大清国把国防安全都放在新军身上，哪天指挥官一声令下，明天紫禁城就要换招牌。 

压制袁世凯很简单，撤换他的职务就可以了，但是袁世凯的手下成千上万，总不能把他们都撤掉吧？那样的话，新军就成了一摊烂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叫蒋作宾的人提了一个天才的意见。 

蒋作宾，留日海归，陆军部军制司司长，负责全国军队的人事安排和调动。他还有一层身份：革命党，同盟会会员。 

朝廷想瓦解北洋系，蒋司长也想瓦解北洋系，他给朝廷的意见，是往北洋军里大量安插留日士官生。事实证明，这是非常好的办法，因为后来的反袁大战里，留日士官生确实充当了主力。 

不过蒋司长的做法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留日学生通常都受过革命教育，即使不是革命党，也跟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各地的新军都被革命党渗透了，不少人自己就是新军的领袖。例如，北洋军第六镇的指挥官吴禄贞，就是留日士官生，士官生的“三杰”之一，老牌同盟会员；
而其他两杰里，蓝天蔚（第二混成协，旅级）是革命党，张绍增（二十镇指挥官，师级）也是革命派，三个人是好兄弟。 

三杰都跟革命党一条裤子，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大名鼎鼎的蔡锷当时是协统（旅级），虽然没有入革命党，却跟革命党打得火热，部下有一位排长叫朱德，后来当了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还有一位协统叫许崇智，虽然许旅长不怎么出名，但是他的结拜小弟却比较出名，叫蒋介石。事实上，蒋小弟后来正是吞并了许旅长的部队，才在国民党里混出资本的，此时他们都是大清体制内的公务猿，也都是革命党。 

对这种事情，满清其实一点也不糊涂，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比方说，大清国官员遍地贪污，慈禧和后来的摄政王肯定都知道，但是他们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同样，大清国遍地革命党，慈禧和后来的摄政王自然也知道，他们同样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这是非常无奈的选择，却也是唯一可行的做法，因为此时的大清国已经有近万公里铁路，兴起了大批工商阶层，他们形成了革命党的坚实基础，大清王朝靠抗拒是不可能的，只能顺应潮流，争取通过各种方法形成合力，削减时代大潮的冲击。 

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可以看到满清最后几十年里，一直在非常努力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具体做法就是，一面保证中央统治，一面扩大统治基础，尽量把新兴力量纳入体制。例如，朝廷先后容纳了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集团，并给他们极高的地位权限，同时又在人事、军备上保持平衡，不让淮军、湘军等变成军阀团体，威胁影响中央政权。事实证明，大清的政治手腕是极其高明的，这些政策或许不够开放，但却卓有成效地保障了王朝的统治。 

现在，面对革命党的冲击，满清还是继续用这一招，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招数了。 

于是，满清的官员们都开始标榜自己的开明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只要政治倾向不那么极端，都有更多的发展、上升空间；甚至政治倾向特别极端的人，朝廷也愿意放他们一条生路，希望彼此能有共同生存的机会。 

一九一零年，北京有人企图刺杀当时的摄政王载沣，被清廷成功抓捕。行刺的那个革命党，叫汪精卫。 

换了十年前，这种事情没啥好说的，直接拉菜市口活剐就是了；即使此时的大清废除了剐刑，判个谋杀罪砍头枪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面对满脸杀气的革命党，清廷官员们竟然一片壮哉、壮哉的口气，肃亲王善耆还亲自去探望汪刺客，同他谈心思想工作。 

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年轻的革命者同满清王爷进行了深入交流。虽然对方随时可以把自己酷刑处死，汪精卫却毫不退让，同善耆辩得火花四起，言辞更是针锋相对。面对盛气凌人的汪精卫，反而是位高权重的善耆没有仗势欺人，很诚恳地告诉他：大清的问题确实很多，你说的这些缺点，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政治不是那么简单的，明天你们到了我的位置上，就知道有多困难了，我们也希望国家繁荣富强、百姓安居乐业，问题是实际操作起来的障碍，你想过有多复杂吗？ 

汪精卫当然不会听善耆的，但我相信，多年之后他回想起这一刻，一定是感慨万千啊。政治确实很复杂，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而他和善耆两个人，走上的都是不归路。 

这是一九一零年的北京监狱里，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场景。腐朽满清的王爷同革命党坐在一起侃侃而谈，双方都在心里同意对方的一些观点，却都死守着自己的立场不让半步。几轮会谈之后，汪精卫感叹地说，肃亲王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而善耆则告诉旁人，要不是顶着这顶亲王帽子，我也跟他造反去了！ 

善耆能跟汪精卫如此惺惺相惜，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庸人，事实上连那个要被刺杀的载沣，当年也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政绩。无奈时代变得太快，大清体制里的既得利益集团实在太强大，他们明明知道要出大事，却都没有办法扭转大局，甚至自己也饱受排挤，只能坐在快沉的船里，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他们没有等来奇迹，于是等来了第二年的大起义。 

一九一一年，大清王朝已经奄奄一息。它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也不能解决阶级矛盾问题，内部贪污横行，对外软弱无力，不少地方革命党都可以半公开活动，甚至官员们也跟他们拉交情，显示自己的开明。但是至少朝廷还是有底气的，因为他们始终掌握着帝国的枪杆子--装备精良的新军。 

四月，广州。 

广东可以说是孙中山的大本营。十六年前，孙中山的第一次起义就是在这里进行的，一年前还爆发过三千多新军的起义，可以说革命气氛十分浓厚。但是浓厚归浓厚，每次起义仍然以失败告终，同盟会损失惨重，只能从失败的打击中重新爬起来，组织下一次暴动。 

现在，同盟会倾尽全力，又要组织一次起义，由孙中山牵头组织、黄兴亲自带队行动，计划分为十队，分别攻击水师驻地、两广总督或阻截援军，计划一举攻克广州，然后北伐湖南、江西、南京，推翻满清王朝。 

这次行动的第一个意外，是有人擅自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革命党要杀李准，因为这厮镇压过多次反清暴动，包括一九零二年洪全福起义、零七年潮州黄冈起义、广西钦廉起义和去年的新军起义，实在不是好人。用现在的话来讲，他就是满清统治者养的得力鹰犬，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李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大功臣。因为他在当水师提督的时候，多次前往西沙、南沙群岛，大力推行开发活动，维护国家主权，还写了一本《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一直到现在都是中国政府声张南海诸岛的重要证据；现在西沙群岛的“伏波”“琛航”两个小岛，就是他用清朝军舰名字命名的。一九零七年日本入侵东沙群岛，他率舰队调查情况后逼退对方，随即巡视西沙，又回广州办了一个南海诸岛展览会。因为功劳实在太大，朝廷还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西沙的“李准滩”，也算是对有功之臣的一点回报。

 

海疆主权强硬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算起来李准实在是位猛人。一九零七年他一面在海上维护主权、逼退日本人，一面在国内还镇压了两趟起义，对内对外都凶狠之极，真可谓精力过剩，好事做尽坏事也做绝。这样的人当然是革命对象，因此香港革命统筹部早就派了杀手，一直没能得手，反而是南洋同盟会的会员温生才找到了机会。 

通常在历史书里，对暗杀这种事都不怎么赞成，据说是因为，单纯的行刺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无非是对方换几个官员而已。但在事实上，这种行为的价值，绝对是不可估量的，只有让对方亲眼见到淋漓的鲜血、漫天的弹片，才能使唯利是图的官员懂得革命大潮不宜障碍的道理，也才能让继任者让出革命的无间道，不敢再斩尽杀绝。 

温生才，就是立志为革命大潮扫除障碍的人。 

一九一一年四月八日，两广总督张鸣歧大力资助的中国飞机设计师冯如举行飞机表演，地点在广东城郊，文武大员们纷纷前往参观。温生才估计李准也会去看表演，于是埋伏在半路上。等到日暮时分，看到有一顶八抬大轿，前后还有护兵，认定这是李准的座轿，立刻冲上去连开数枪，打死了轿子里的官员。 

温生才的行刺很成功，但不幸的是，他打中的那个人，是满清广州将军孚琦。孚琦虽然级别够高，但是重要性却低得多，并不是革命党非要除掉的对象。而他为这一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四月十五日，他被满清当局处死。 

出于好奇，我查了一下温生才的资料，才发现这位刺客没有受黄兴的委托，完全是自发执行任务的。他出生贫寒，十四岁就被骗到南洋做苦力，随后回国当兵，又继续去南洋做苦力，一直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即使是最后到广州，也没有经费支持，只能靠打工维持生活。同盟会没有给他多少钱财，也没有许他高官厚禄，唯一的待遇只是会长孙中山见过他一面；而他在会面之后，就告诉同仁，自己决心以身许党，为国捐躯！ 

在他的绝笔书里，有这样几句话：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望君等尽力而行，达目的而後止，勿学温某谋事有头无尾也。 

慷慨报国之心，跃然于纸上。

 




温生才就义照 

温生才的壮举十分英勇，但对黄兴来说，却未必是好消息。因为他这一击，李准和两广总督张鸣歧都加强了防范，全城大肆搜捕革命党，平时思想不稳的新军一律收缴武器，计划中的起义被迫推迟到四月二十七号。此时各路人马都没能及时赶到，黄兴只得将十路进攻改为四路，最后行动的时候，只有黄兴率领的一百多号人参加。 

根据黄兴的设想，只要攻进总督署、活捉张鸣歧，就能逼两广清军投降，接收广东地区作为革命根据地。但是张鸣歧实在狡猾，暴动刚刚开始，他就发现情况不对，立刻逃到水师行台，同李准一道发动反攻。只有一百多人的黄兴同优势清军拚死搏斗，在广州城里艰苦巷战，直到孤身一人、手指被打断两根，才从一家小店里逃脱。 

广州起义失败是对同盟会的沉重打击。这次他们精心策划，从外地买来大批枪械，先后策划了十路大军围攻广州，还有清军内应配合，结果却因为一起意外的刺杀行动败北，会员死伤惨重，经费也花得精光，可谓元气大伤。而仔细探究起来，除了清军早有防范外，倾向革命的新军弹药被提前收缴，也是一大原因。要知道总督、提督一类人不傻，他们平时都会布置政治可靠的亲兵守在身边，没有新军的支援，仅靠少数人暴动，是很难同正规军抗衡的。 

明明形势大好，满清摇摇欲坠，但到起义的时候，仍然困难重重。面对清廷的凌厉报复，孙中山不得不远渡重洋，逃到美国靠洗盘子维持生活。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四十五岁，造反造得一无所有，老婆孩子都顾不上，虽然还坚持说要领导革命、做中国未来的领袖，但是很明显，大家都拿他当笑话看。 

连孙中山自己也认为，下一次革命起义，要等很长的时间，而具体有多长，他不知道。 

一九一一年十月，湖北。 

武昌文学社、共进会的革命党人已经准备了很久。前一段时间四川出现暴乱（保路运动），清廷从湖北派兵镇压，本地防务空虚，正是造反的时机。同广州一样，他们也有大批内应渗入新军，而且不幸的是，消息也提前泄露了。 

本来计划九月底湖南湖北一齐暴动，无奈朝廷也不是吃素的，总是破坏计划的某个环节。眼看事情越拖越久，一旦调去四川的部队回来镇压，那就什么都不用想了。湖北革命党人决定，请同盟会黄兴、宋教仁回来主持大局，十月十六号两地同时发难，推翻满清王朝！ 

几个月前，黄兴刚刚经历过一次失败，失去了两个指头，身心受创。但在收到消息后，他仍然点了头，义无反顾地决定再赴险地，去武昌领导起义。 

十月九日。  

距离暴动还有一星期时间。这一天，革命党在俄国租界里配制炸弹，不小心出了安全事故--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来，不光抓走了人，还搜去了现场的器材、文告和名单等物证，全部引渡给湖北当局。 

俄国巡捕的做法，从法律上讲应该是没错的，因为这种事属于中国内政，当然应该由中国政府处理。问题是，案子交到湖广总督瑞澂手上，顿时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瑞澂不是傻瓜。事实上，他是满洲正黄旗出身，大学士琦善的孙子，响当当的官N代，先后担任九江道台、上海道台、江苏布政使、湖广总督，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就是他培养起来的英才。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手上有花名册、有人证物证，该怎么办才好呢？ 

副手（布政司）劝他大事化小，把名单销毁算了，就当这事没发生过；师爷则劝他按名单抓人，严厉打击颠覆政府的反动行径。 

左还是右，生还是杀，选择全在一念之间。 

单纯拿着结果看，瑞澂显然是个大混蛋，因为他最后决定按师爷的意见行事，还准备进一步顺藤摸瓜，彻底端掉湖北的革命党，终于引发了暴动。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拿着造反花名册都不动手，任由革命党按时暴动砍他的脑袋，瑞澂在历史书上的形象，又能比猪八戒好多少呢？ 

这是个无解的问题，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正确的标准答案。 

无论如何，十月九号是个恐怖的一天，湖广总督关闭了城门，四下搜捕革命党，新军里的内应却联络不上，只能任由宰割。整整折腾了一晚，捕快们按名单抓走了三十多个人，第二天早晨，瑞澂凶相毕露地杀掉了三个首犯（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然后继续抓人。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 

新军营里的革命党已经没有选择。朝廷封闭了军营、收缴了弹药，然后挨个搜捕他们，非要除之而后快；而总指挥黄兴还没有赶到，其他人抓的抓、逃的逃，再也不可能按计划行动。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自行决定：当天晚上以枪声为号，无论如何发起暴动！ 

按照常理，他们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有关部门早就收缴了弹药，手上的枪只能当烧火棍使。但作为革命党，个别不安定分子留点非法弹药也是常情，整个事情的关键，在如何打响第一枪。 

这一天晚上，气氛已经极其紧张。陆军第八镇工程营的一个哨长（排长）陶启胜查夜，发现很多人不在岗，还有个叫金兆龙的正目（班长）抱着步枪睡觉，身边有一盒子弹。于是陶排长拿出领导的派头，喝问金兆龙是不是想造反。 

很明显，陶哨长虽然名字里有个胜字，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知道对方既然要造反，手上有枪有弹，就不会拿这个长官当回事。金班长马上跟陶排长扭打起来，旁边的士兵程定国先用枪托打伤陶启胜，再开枪把他打死在地上。 

程定国不知道，他情急之下打出来的，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葬送大清王朝的第一枪。陶启胜被打倒后，几个军官相继赶来，都被程定国打倒，此时第八营的班长、共进会代表熊秉坤知道事情败露，立刻吹响了警笛，向大家宣布起义，进军楚望台。 

此时武昌城外已经有士兵相继点火，向楚望台偷偷前进，准备暴动。听到军营里传来的枪声，革命党人再也顾不上保密，相继冲出营门，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也赶来会合，一下聚集了三千多人，全部向楚望台进军！ 

楚望台，是军械库所在地，急需的枪支弹药都存在那里。黑灯瞎火的时候，三千多人一齐冲锋，守军措手不及，很快大家就夺下楚望台，手忙脚乱地抢到弹药后，立刻向司令部、总督署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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