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9月1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联合国安理会宣读麦克阿瑟有关朝鲜战争的报告，指责共产党中国向朝鲜送去“大批原籍朝鲜的久经战斗的军队”。报告说，“所得证据证明，1949-1950年期间，苏联人向北朝鲜提供了军火，而中国共产党人向他们提供了经过训练的士兵”。“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军队把许多此类北朝鲜士兵遣返回国”。而“从1950年初到1950年2月中旬”，朝鲜族士兵返回北朝鲜的行动“急速加剧”了。这份报告在美国舆论中造成了不小影响，使得反共浪潮更为高涨，也使中间分子更加犹疑。[26](P94-95)可见朝鲜族部队回国的问题，在战争爆发后已成为西方阵营攻击中国的“依据”。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9月2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年中，确曾有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事实。……朝鲜人民牺牲他们的生命，流了他们的鲜血，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而斗争，中国人民对他们这种侠义行为，永远感念不忘。”“现在中国胜利了，这些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回去保卫自己的祖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和神圣责任，任何国家都找不到借口可以妄加干涉。而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参加保卫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英勇斗争，只有同情，只有拥护。”[27]

在中国抗战和内战期间，中共与北朝鲜确有唇亡齿寒的依赖关系，因此需要互相帮助。一方面如金日成所讲，中共在抗日斗争中，为朝鲜培养了“革命干部和义勇军”，[28](P1227)另一方面，在内战时期朝鲜也为中共提供了极大援助。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在蒋介石大举进攻东北的形势下，中共东北局确定了以北朝鲜作为支援南满作战的后方的方针，并在平壤组建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主要负责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资转移工作；借道朝鲜做走廊沟通南北满，以及大连和其他根据地的物质交流，输送人员过境；向朝鲜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资等工作。[29](P197)还成立了图们办事处，建立了联系南满与北满的交通要道。[21](P234-235)后来，朝鲜确实成为了中共军队的避难所和物资通道。在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以7个师的兵力大举进攻南满解放区时，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主动撤出了安东(今丹东)、通化，先后有18000名伤病员及家属、后勤人员撤退到北朝鲜境内，有85%的战略物资转移到北朝鲜境内。[29](P203)当时陈云指示，“借道北朝鲜，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我物资运输燃眉之急”。[30](P521)通过朝鲜北部输送过境的物资，有据可查的，1947年的头7个月就转运了21万吨，1948年全年转运物资大约30.09万吨，此外还有数万过境人员。[31](P628)国民党184师在海城起义后，蒋介石下令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消灭起义军。后184师进入朝鲜境内进行整编，才得以摆脱险境。[30](P516-517)[24](P262-263)

至于朝鲜族官兵回国，早在内战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除前文提到的姜健外，还有原延边军分区司令员金光侠、原延边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林春秋、原吉林军区延吉警备第1旅1团团长朴洛权、朝鲜义勇队第七支队支队长朴勋日，以及崔光、金玉顺、石东洙、池丙学、姜渭龙等人。这些干部返回朝鲜时，大都随身带有一批部队。如崔光回国时就选拔了200名左右的人员随行，朴一禹也是率领所属部队返回朝鲜的。[4](P22，109，144)[22](P178，285)[25](P11)[24](P293)此外，还有通过别的途径返回朝鲜的官兵，如1947年8月东北局通知调出东北军政大学东满分校100名学员和干部支援朝鲜。[25](P384)这一时期，返回朝鲜的不仅是军人，还有一批朝鲜族工人和农民。1949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吉林省政府的指示，延边地区先后有1299户，4522名工人和农民前往朝鲜，支援朝鲜的经济建设。[32](P4)

部队整建制返回朝鲜是在1949年夏天。是年4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KimIl)以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的名义访问中国，向毛泽东转交朝鲜劳动党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毛泽东在会谈时指出，在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师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师正在参加进攻战役。中共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毛泽东还提醒说，这些师都不是正规军，训练较差，并建议对军官加强军事训练。[33](P187)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在东北的两个师便是上述由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改编的166师和第三支队改编的164师。而在南方参加进攻战役的师则是第五支队改编的156师。

1949年7月13日，金日成决定将朝鲜师调回国，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33](P215)同月，166师官兵在政治委员方虎山率领下从安东入朝，164师在副师长李德山率领下从图们入朝。[34](P878)笔者对当事者高判坤(GoPanGon)访谈记录，2000年7月29日于吉林省蛟河县。这两个师编入朝鲜部队前，都加强了干部的军事训练。164师副班长以上官兵150名从新义州入朝，进平壤炮兵军官学校，学习两个月后，去罗南与大部队会合。笔者对当事人金治茂访谈纪录，2000年7月2日于吉林省磐石县。此外，164师还于5月中旬选拔连、营、团级军事干部到东北军区接受军事训练。6月上旬，朝鲜人民军派教官到长春举办干部训练班，对班、排级干部进行正规化训练。[23](P379)临行前，这些部队又补充了大量兵员。1949年7月，吉林省政府和军区指示，补充部队里的朝鲜族战士，仅延边地区一周之内就有1390人报名参军。详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延边地区大事记(1945.8-1949.8)》，《延边文史资料》第2辑，第259页。

164师返回朝鲜时，全师实有人员为10831名，长枪5297支，刺刀3456把，短枪588支，机关枪320挺，重机枪104挺，冲锋枪206支，战防枪8支，自动步枪一支，讯号枪14支，枪榴弹筒32个，掷弹筒67个，六零炮87门，火箭炮3门，迫击炮26门，战防炮12门，步兵炮1门，平射炮1门，机关炮2门，马734匹。166师返回朝鲜时，全师实有人员为10320名，长枪6044支，短枪722支，轻机枪281，重机枪91，冲锋枪878支，卡宾枪2支，讯号枪13支，弹筒69个，掷弹筒31个，60炮91门，迫击炮33门，战防炮10门，山炮3门，马945匹。[35](P76-77)到1950年，已经南下的朝鲜族官兵开始回国。

1950年1月8日，毛泽东还在莫斯科访问时，苏联外交部致电驻朝大使什特科夫(Shtykov)：“林彪曾致电毛泽东称，在人民解放军编成内还有16000余名朝鲜族人，并有整建制的朝鲜族部队，总计4个营、27个连和9个排。在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指挥员，有师级2人、团级5人、营级87人，以及连长598人、排长1400人、班长1900余人……人民解放军进军华南后，朝鲜族人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由于战争即将结束，林彪表示希望把朝鲜族人合并为一个师或4-5个团，派至朝鲜。”该电还指示什科特夫拜访金日成，了解朝鲜政府对林彪此件的态度。[33](P280)

1月11日，什特科夫回电称，金日成希望把这些部队调回朝鲜，近日内朝鲜将派3名代表赴华，就此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金日成的意见是：一、把中国军队中这些朝鲜族人按朝鲜部队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师。二、由于朝鲜驻地困难，金日成想请中国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这个师和两个团留在中国。[33](P281)同日，中共中央转告朝鲜，表示同意金日成的意见。中央军委给四野的电报说：同意四野所有朝鲜官兵返回朝鲜工作，“中共中央已与鲜共中央接洽好，他们即派参谋政治人员三人来中国把部队改编好，于四月间更换夏衣后开回朝鲜，并选一千人先回朝鲜学习机械化兵种”。[36](P319-320)

1950年1月，金日成派金光侠等人来中国接人，并提出希望能够配备武器。[37](P744)1月底，中央军委下令四野各军和特种部队所属朝鲜族官兵在河南省郑州市集结。到3月初为止，除执行特殊战斗任务者，各路朝鲜族官兵已陆续集结郑州。3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了独立第15师，全宇任师长，池丙学任参谋长，杨根任政治部主任。全师下辖4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和工兵营、通讯营、反坦克营、警卫中队、野战医院，师级机关有政治部、参谋部、供给部。团级以上干部均由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任命。在郑州市广场召开了第15师成立大会，四野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参加大会并讲了话。会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独立15师战斗力较强，其中立大功以上者2000多人，授予“英雄”称号者100多人，且85%以上为中共党员。[4](P681，692)由于独立15师成立时在南方的部队未赶到，实际成立时只有3个团。后赶到的部队是47军中的朝鲜族官兵。3月24日，这支部队到达元山。[38](P342)

据当事人回忆，朝鲜族官兵回国的要求十分强烈，他们多数人都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以后，自己应继续完成朝鲜的革命，解放还在美帝殖民统治下的半壁江山。笔者先后访谈了41名回国的朝鲜官兵，其中21人说当时回国的目的就是要去解放南朝鲜，32人认为李承晚就是朝鲜的蒋介石，必须打倒。接受访谈的大部分人都说，当时在朝鲜族官兵中要求回国去完成朝鲜革命的呼声甚高，还发生过一些集体要求回朝鲜的事件。笔者2000年对41名当事者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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