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 茅民的《复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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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中俄珍宝岛冲突（1969年）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三次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上本无居民，但苏联军队从1947年开始在岛上巡逻。从1967年开始，中国军队也上岛巡逻。此后，中苏双方巡逻军队 时有冲突。1969年初，冲突加剧，从对骂到推搡到棍棒打斗。苏军士兵人高马大，也横蛮，经常打伤、打残中国军人。为此，毛泽东、林彪主持召开了两次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决定：对苏军的挑衅 给予坚决回击，并作了具体部署。据此，军委办事组向沈阳、北京、新疆三个军区发了电报，要求他们在中苏边界特别是东段边界作好以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的准备，但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先出手，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开枪；如对方开枪，我方出现伤亡的情况下，才可以开枪自卫；但无论采取何种自卫措施，都要严格控制在我方的境内。电报要求边防部队：在政治上有利的情况下，事先多设想几种情况，拟订好行动方案，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在收到军委电报后，成立了边防斗争指挥所，并立即调集兵力。

3月2日，中方一个巡逻组在珍宝岛上遇到苏联部队的拦截。中方巡逻组，随即向后撤退。苏军以战斗队形展开，想包围中方巡逻组。这时，我方第二支巡逻组赶到现场。苏方的一个上尉，指挥苏军开枪，一下子打死、打伤中方边防人员六人。中方开枪还击。苏方出动了装甲车，射击中方人员。中方的支援部队也赶到。双方打了约一个小时，苏军撤走。苏军共伤亡60余人，一些装甲车、指挥车、卡车被击毁。中方死17人，重伤11人，轻伤24人。苏方这次吃了亏，于是调来大批坦克、装甲车、火炮，准备大打。中方为了对付苏军的坦克，调集炮兵、高射炮、反坦克部队，在附近地区集结。

3月15日一早，苏军在十多辆装甲车的掩护下，登上珍宝岛。中方在岛上有一个排的步兵守在工事里。8时，苏军发起进攻。中方部队一直等对方的装甲车离我军阵地只有几十米时才用火箭筒还击（注：若距离更远，当时的火箭筒打不穿敌车的装甲），一下子打掉了苏军的两辆装甲车。中方炮兵开火，将苏军步兵压制在岛中央。10时，苏军出动十几辆坦克、装甲车，又一次发起进攻。中国士兵带着火箭筒冲到很近的距离，击毁了苏军一辆T-62坦克，其乘员弃车逃走。到了中午，苏军又派了几十辆坦克、装甲车，以及数百名步兵，进攻中方守岛部队。中方边防队、增援部队
顽强抵抗了两个小时，最后在炮兵的支援下打退了苏军的进攻。这天的战斗，前后持续九个小时，结果苏军伤亡140人，包括列·弗拉基米罗维奇上校（当天战斗指挥官、边防总队长）被击毙；坦克、装甲车13辆被毁伤；中方死12人，伤27人。战后，中方控制了全岛。



3月17日，苏方为了夺回被击毁的T-62坦克（注：这种坦克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再次向中方攻击，但未能将辆坦克拉回。21日，苏方派出爆破组，试图炸毁坦克，但又被击退。之后，苏军用炮火把坦克附近的冰层炸破，使坦克沉入了江底。4月，中方派出海军潜水员，力图将这辆坦克打捞出来。在争夺坦克的近一个月时间里，苏军火炮不断轰击，中方牺牲了数十人。最后，坦克被中方打捞出来，并运到北京，作为战利品陈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8月，中国在岛上修建了营房，派驻1至4名官兵常年驻守。

在整个珍宝岛冲突中，中国边防军毙伤苏军230余人（苏联公布的数字为死58人，伤94人），毁伤坦克、装甲车辆19辆（苏联公布为17辆），中国边防军伤亡92人。珍宝岛战斗中的战斗英雄孙玉国，成为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在大会上汇报战斗经过。当他汇报时，毛泽东几次站起来，带头鼓掌。他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8月，苏军在中苏西部边界，即新疆的铁列克提，对中方实行报复性打击。

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军方强硬派主张：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就这一打算
摸美国的底。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 向尼克松总统报告。尼克松认为：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应设法将苏联意图 尽早通知中国。但通知中国很难，因为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最后决定让一家不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8月28日，一家小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对于这则消息非常重视。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不久，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向交通闭塞的山区转移，实行“山、散、洞”配置，各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防空洞。

在苏联政府内部，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一批人主张与中国对话。柯西金让邮电部门打来电话，说要与周恩来总理通电话。但是，中方的女接线员随即说“我们和修正主义没有什么好谈的”，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这样，苏联没能与中方直接对话。到了9月，柯西金要到越南的河内 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的葬礼，他得知周恩来也要参加这个葬礼，就打算在河内能与周恩来面谈。   周恩来不想与之见面。为了避免同柯西金见面，周恩来提前去河内，并且在柯西金到达河内以前
就回到了北京。后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商定：同意让柯西金在从越南返回苏联途中 在北京停留 与周恩来会晤。9月11日，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晤，并商定：近期内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副外长一级的会谈。

虽然两国总理进行了会晤，但局势仍然紧张。苏联继续在远东地区部署重兵，总兵力达到四十个师。中国方面也把精锐部队从东南沿海调往东北边境。林彪提出如何“三防”（注：指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和“两打”（注：指打坦克、打飞机）的问题，并作出了相应部署。“防空袭”的办法是大挖防空洞，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深挖洞”，也可以“防核攻击”。   在“防突袭”方面，林彪提出人工“造山”。中国的北部地区多平原，有利于苏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因此要找一些战略上的支撑点来进行固守，吸引对方的兵力，然后相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出于这个考虑，林彪提出：在“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特别是在华北地区，进行人工造山。人工堆建起来的山头内部，修建坚固的防御工事，各个山头之间的炮火可以相互支援，形成火力网。林彪多次出外看地形，并先后选择了天津、保定、石家庄、郑州等地，作为造山的试点，以形成对北京防卫的支撑。对于华北西面的防御，林彪认为山西的太行山可以利用，于是亲自去看地形。他带着叶群来到北京西郊机场，由空军司令吴法宪等将领陪同，飞临平型关、大同、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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