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李绍唐
链接：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357856/answer/17117194
来源：知乎



我来晚了，毕竟舆论一边倒，让更多的人赞成我的反驳需要拿出些干货来，正要积累些素材，看到了天涯上一篇神文茅于轼及其天则经济研究所，我想表达的观点里面都有，而文章中的干货更是远超我的想像，那么我在这里只能写一篇导论了。

下面谈为什么有争议————————————————————————

其实根本不该争议。
1.茅于轼在学经济的学生圈子里面是有定论的，其水平顶多能算个经济学爱好者。
2.而在懂政治，了解国际局势的军迷圈，茅是受美国右翼基金会资助而为其利益代言的人，通过鼓吹自由经济，弱化政府干预以便美国资本向当年对付东南亚一样对付我们。
3.另外一些对茅不太了解但又知识基础的人看了他不靠谱的言论后可能认为他是一个喜欢在非自己专业领域乱放炮的老头，对其持宽容态度，但他们不了解茅本身不是经济学墙内的人。
4.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茅所鼓吹的，也就是他唯一懂的经济学内容，古典经济学的价格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危害，那么又在鼓吹房子继续市场化，土地也要市场化，这两点实现了还了得，不骂他才怪。

5.那么另一方是谁呢，只剩下自由经济的鼓吹者们了，其中大部分人是基于对自由经济的信仰，基于对中国政府的仇恨与反对，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原则，奉茅于轼为江湖大佬，尊称其为茅老，而其中部分有一定学术水平者虽知茅的水准，但考虑到茅江湖大佬手握资源，也乐意以茅为友，为其摇旗呐喊，在茅四处放炮，惹得众怒的时候，对这个猪一样的队友仍然不离不弃，通过抹黑群众，制造舆论，为茅树立捍卫真理的无辜者的形象，于是又能带动前面那批人。

那么上面的那第五批人应该如何为茅立牌坊呢，从这个问题其他人的回答就啥都知道了，下面分析一下——————————————————————————————————————

如何立牌坊呢，首先就要强调茅的学术地位，至少茅在八十年代有一篇科普读物《择优分配原理》（其实就是对于价格理论的读书笔记），可以鼓吹一下这本书的意义，而老茅80岁的人，毕竟还有一些履历可以向小白宣传他是经济学的圈内人，鉴于茅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文章，那么可以找一批在自由经济方面有名声的人来给他背书，再强调一下茅通过给美国右翼基金会代言而获得的一些美国右翼控制的奖项（对于这些奖项下文会有解构）。

对于茅乱放炮所引起的争论，可以采取掩藏部分真相的手段，片面强调群众对待茅言论的非理性，掩去理性的批评和对茅学术水平的解构，以此来树立茅真理捍卫者的苦逼形象博取同情，不断强调茅是经济圈的人，他的论战对手是无辜百姓。在这个过程中要尽量避免提到茅提出这些观点用到的逻辑，防止暴露出茅只知道价格规律，学识浅薄。这讨论中可以夹杂很多国外自由派与凯恩斯派的争论，达到把水搅浑，令普通围观者迷糊的目的。

++++++++++++++++以下皆为转载，长，需要干货的入++++++++++++++++++++

下面转载"干货"，挖掘了茅于轼的经历，谈他是如何成为所谓的经济学家的，他的择优原理是什么东西，他得的国外奖项是怎回事，他有学术成果吗，他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贡献吗————————————————————————————————————

一、茅于轼是如何“经济学家”的

如今，茅于轼俨然中国经济学界的班头，连本身不可一世的张维迎、樊纲等都聚于茅的麾下，为茅生命不止、擦鞋不已。单单是年纪大，谅也得不到这般待遇，想必在专业方面定有过人之处。一个半路出家、据自己说1975年直到满46岁才开始接触经济学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有常人不可企及之处。茅于轼是怎么完成身份转换，又有哪些理论建树呢？

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

茅于轼世家出身，伯父茅以升是我国著名桥梁专家，父亲茅以新是铁道专家，1950年任铁道部机务总局副局长，副部级待遇，直到离休。茅于轼195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做火车司机，1955年调铁道科学研究院，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75年开始从事运输经济的研究，从这时开始与经济学沾边。茅于轼自承他的研究并没阅读西方经济理论书籍，也没说是不是从《政治经济学》着手，但明确表示了，完全是凭自己的脑袋想出了自己的理论。1985年，茅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从事中美经济研究，同年，出版了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本经济学理论书籍《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

茅于轼跻身于中国“经济学家”的行列得益于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克莱因是美籍犹太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80年，以克莱因为首的七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举办了为期七周的学习班，有100多名中国学员参加，日后，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或赴国外成为了前沿经济学家，或如茅于轼这样成为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参加这个学习班可看做是他接触到真正意义的经济学。

1986年，受美国福特基金资助赴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一年。茅于轼在博客中坦诚，在哈佛听了三四门课，并无收获，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开课，唯一的收获是有了税收的概念。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所聘任高级讲师，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经济学专题”、“经济计划”和“环境经济学”，这个教职的得来，是因为与经济系的系主任相识。这三门课的内容与经济学有多大的关系，我不得而知，看“经济系专题”象是一个系列讲座性质，“经济计划”可能是给没在计划经济下生活的学生讲故事，满足外国人的猎奇心理。钱钟书先生在《围成》中，借方鸿渐之口评价过访问学者的“讲学”，说讲的人以为自己在“讲学”，听的人以为讲的人是在“学讲”，学讲外国话。茅于轼也许讲得好，那也不一定。一般给研究生讲的课，大多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讲完后都会集结付梓，但给外国研究生讲的课都没印成书，我感觉讲的不会是自己的东西。

在整个80年代，经济学家呼风唤雨的时期，茅于轼并没露出今日隐隐然帮主的身段，他几乎缺席了每一次改革的重大举措。说明那时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尚未得到官方认同亦未获同行认可。

1980年，国务院体改办《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正式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起草这份文件的有薛暮桥、徐雪寒、马洪、廖季立、刘明天、林子力、柳随年等。1985年，针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通过对经济学家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分析，以及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形成了治理措施的共识。1983年，经济学家吴稼祥和金立佐写了一篇《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系统地提出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的主张。此前，厉以宁也提出股份制，主张多元持股，破产重组，并致力推动股份制改造的施行，也就有了“厉股份”之称。这都没看到茅于轼的身影。

除了“厉股份”，还有吴市场、张产权、曹破产、杨卖光等，用以说明“经济学家”在改革中起的作用，这些作用无论好坏，都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表征。这些并不是自己或者官方授予的，而是老百姓根据他们的行为安上的。最近，在“经济学家”这个帮派中，自己给茅于轼安了个“茅维权”，大概是觉得茅于轼今日身份不同，行走江湖没个绰号很丢面子，但如果不是“茅”姓特殊，谁也想不到某维权是茅于轼。说是茅于轼致力于为社会弱势群体“维权”，所以“茅维权”。暂且不说茅于轼是否为弱势群体“维权”，仅就“维权”这个社会活动家的表征放在“经济学家”头上，实在是说明这个“经济学家”很不“经济”、浪得虚名。

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起初不被接受自有道理，他非科班出身，也没自学，完全是自创。在80年代发表的经济类文章也只是以经济学的视角观照实际问题，谈不上经济学研究。80年代，他大致有这些文章：“环境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经济研究》，1982年8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报告”（1983年）、“中国的能源政策及其国际背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7年）、“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及地区经济发展”（《美国研究》，1988年）、“温室效应的经济后果”（《科技导报》，1989年）。与经济学沾上边的是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本书面世后，并无影响，只是近年，张维迎屈尊做了茅于轼的小弟后，张维迎将它吹上了天。

给茅于轼带来“经济学家”人气的是90年代的两本普及读物，一本是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三版时改为《生活中的经济学》；另一本是1996年出版的《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的专家，要不身陷书斋，要不奔走于政治权贵的屋前门后，肯放下身段好好给百姓解释一下他的学问的，少之又少。茅于轼看准了这点，走了一条群众路线，推出的两本书恰恰迎合大众急于了解美国急于致富的心理。是普罗大众首先认可了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名声在民间鹊起。那时，茅于轼尚未完全把自己卖给国内外的权贵，说的大多还是人话，又通俗易懂，大众自然认可。

1993年，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茅于轼人生的分水岭。这是一家民间经济研究所，在美国人眼里，只要是民间的，就会是公允的；只要是民间的，政治就是正确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带有偏见地看中了茅于轼和他的研究所，开始资助他的研究项目，这个信号传递给已有“经济学家”身份的白痴，那些白痴第一反应就是，既然是福特基金资助，那一定“经济成了家”。于是，一改以前对茅于轼冷漠的态度，接纳了他。茅于轼成“家”而暴得大名，是一个从民间到“主流”的逆向过程。

社会科学的学术与资本结盟，会变得邪恶，但学术这个怨妇总归出身名门，邪恶得就不彻底，总惦记着要立牌坊，况且，学术离开了资本也并非不能生存，只是有些寂寞。而像茅于轼这样非学术和伪学术，就非得被资本包养，否则生存堪虞。茅于轼搭建了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窑子后，迅速勾搭上了房地产资本，卖身给任志强潘石屹等，而任、潘则以资助研究项目、频繁举行研讨会让茅于轼在媒体频频露脸，一个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就这样包装诞生了，茅也从此不再说人话。

茅于轼的经济学

先说经济学，经济学理论作为当代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它从来就不是先有理论，而后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的，它是通过对社会活动中的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形成一套描述性的理论。先有了市场活动，亚当·斯密认为有一只无所不在神秘的手在掌控，才有了“市场理论”。先有政府干预，才有了凯恩斯理论。这门学科，没有实证，只有溯后性而前瞻性不强，并不算严格的客观科学。尽管现代经济学都引入了数学以搭建模型，但每一个模型产生于不同的人，反映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将以往的经济数据放入模型中验证，如果得出大致吻合的结论，则认为构建这个模型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提出这个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希望用这套理论来指导经济生活。可现实中的条件改变了呢，是不是还会得出以往符合这个模型的数据，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大考虑这个，这就是按“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经济改革，越改越离谱的原因。开始靠谱，是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与它理论得出时的环境的谱子靠得比较近。由此看来，经济学就是经验型的算命的学科，在西方，“算命的”经济学门派繁多，但在我国流行的主要只有两种：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微观经济学。

1980年，来我国开班讲学的劳伦斯·克莱因属于凯恩斯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强调充分就业和国家干预，在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宏观经济学又称总体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体经济，通过对总量经济的研究，以期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和国际收支的问题。与宏观经济学对称的是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以价格分析为中心，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分配有限资源以获取最大利润。微观经济学的源头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就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学。

虽然茅于轼师从劳伦斯·克莱因，但并没接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观点，而是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鼓吹者，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的。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国经济步履维艰寻求转型阶段，经济学家们本能地拒绝有着“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转而紧紧拥抱听起来也悦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当然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和输出的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最主要的是经济学家的愚蠢，他们只知道“计划经济”不好，而不去分析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不是“计划经济”、适当程度的“计划经济”对经济发展有没有帮助。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命令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前苏联才是计划经济。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他们一直是专家负责制和厂长负责制，没有象我国这般随心所欲，由狗屁不通的书记说了算。特别是“经济学家”拿新自由主义经济当成唯一标准，衡量一切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以至于背离常识、公义、公理而不自知，荒唐得无以复加。“没有一种理论和学说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普遍不懂这个常识。

茅于轼的经济学建立在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里。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可以达到全社会整体的“利他”。当然，这里的“利己”是不侵害别人的利己，是妥协均衡的利己，就是通过协商谈判达成互惠互利。了解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能轻易看出茅于轼的这本书是对那只手的山寨版解释。

不能说茅于轼的解释没有道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以至商业谈判都是遵循这个“利己”到“利他”的道理。但这不是普遍真理，不能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方面。茅于轼用“择优分配”为真理标准来观照所有事物，则是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又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经典牛顿定理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在物理学上的意义，牛顿定理不能解释宇宙现象，也不能适用于微观世界。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则是击碎茅于轼理论的“相对论”。“均衡理论”证明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极其荒谬。如果，茅于轼不了解“均衡理论”，就请茅于轼摘下头上经济学家的帽子；如果，茅于轼清楚“均衡理论”，仍然用“择优分配”来忽悠，那绝不是招摇撞骗这么简单。

美国影片《美丽心灵》，获得了74届奥斯卡的四个奖项，影帝罗素克罗在片中饰演经济学家纳什。纳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9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原因是提出了“纳什均衡理论”。

“纳什均衡”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个体的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所构成的最优组合，并不会达到总体最优的结果。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纳什均衡”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果。

下面这个著名的“囚徒困境”的故事，能很通晓地诠释“纳什均衡”。

有一盗窃命案，张三和李四的盗窃罪证据确凿，杀人罪证据不足。于是警方就将二人隔离审讯，分别对张三李四二人说：“由于盗窃罪成立，你将面临一年的刑期。但可以做个交易，如果你承认杀人的罪行，可以视为立功，只需收监三个月，而你的同伙将判十年刑期。如果你不交代，而你的同伙交代了，则你将坐十年牢，你的同伙三个月就可自由。如果，你们两个都交代，那么，你们各自服刑五年。”

显然，张三李四选择不交代，各自服刑一年是最好的结果。根据茅于轼的“择优分配”，有理性的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两人都会盘算：“假如他认了，我没认，我得蹲监10年，所以认了对自己有利。如果我交代了，他也交代了，我也是坐五年牢，也是交代了对自己有利；假使我承认了，而他抵赖，我就只要坐3个月，而他将坐10年牢狱，也是承认对自己有利。所以，不管他招不招，对我而言，都是交代了对自己有利”。最终，两个人都会选择招供，结果都获5年刑期。而对两人最有利的一年刑期不会出现。

为什么，因为理性的人不会冒这个风险，只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也就是茅于轼说的“择优分配”，但得出的结果却是与茅于轼的结论完全相反。也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悖，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看不见的手”会调节自利的个体以使整体取得最大利益。但斯密没考虑到，如果参与的个体数量不多，那么，每一个决策者都会顾虑其他人的想法，所以，完全的市场经济在全球一体化、国与国之间的商业博弈就行不通，那就需要另一套理论来指导。

张三李四能得到最好的结果的条件是：串供。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懂“纳什均衡”，不可想象。那他为何时时事事都用有局限性的“择优分配”来界定呢？只有一个解释，他已经“串供”。茅于轼为地产商摇旗、为富人说话，就是他“串供”后的表现。

茅于轼经济学的学术地位

前些时，不少网站都做了个茅于轼华诞八十周年的专题，牛博网也在首页不甘落后为茅于轼弄了个镶金贴银的牌坊。茅于轼的江湖地位确实很牛逼。江湖地位不等同于学术地位，江湖人往往爱混淆，有意把江湖地位说成是学术地位。在中国，决定江湖地位的一般不凭本事，武艺低微的宋江能做梁山泊老大，凭的就不是上阵厮杀和运筹帷幄，所谓功夫在诗外。在中国，如果你年纪足够大、同时脸皮够厚，敢胡说，那一般会有不小的江湖名声和不低的江湖地位；如果还能念几句科学咒语，那大师、专家的盛誉就滚滚而来。

中国人迷信西方，也就从迷“马”开始，时间不长，也就一百多年，骨子里仍然是迷信祖宗，进而迷信年纪够老的人，总害怕不听老人言吃了亏。即使有人看出不过是除了年纪一无是处，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但凡有人揭掉这层纸，也会指责别人不应该。理由是：老人已经做了这么多了，还想怎么样。不惜将老人做的“那么多”无限放大，放大到任何领域，比如茅于轼做的小额贷款，你可以放大到一个道德完人的高度，但放大到茅于轼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那就过了界、不沾边。正因如此，中国就多了不少肆无忌惮的学术老骗子。

媒体和网络的喧嚣，只说明茅于轼的江湖地位，其学术地位如何呢？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并提出了评判经济学家的硬指标：看他论文是否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上，他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同时指出世界上有影响的期刊有160种，得到学术界尊重的有60多种，而被学术界推崇的只有20种。此言一出，民声沸腾，国内经济学家却装聋作哑，静寂无声。当然，也可理解成，国内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高风亮节，不屑于作口舌之争。我认为，国内经济学界是默认这个事实的，因为丁学良不好糊弄，相争只是自取其辱。丁学良出身皖南农村，1984年赴美留学，哈佛博士。国内经济学家用国情说、国际说均绕不过丁学良，只好认了。可见，国内经济学界最多只有五个在国际学术界有一位置，由于丁教授没举出五个人名，国内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可以意淫自己是五分之一。但茅于轼不可以，茅于轼在硬指标面前很困窘，他没有一篇论文发在了20种期刊和60种期刊里。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开在西方，香在拉美和中国，是不是茅于轼的经济学理论反其道行之，墙内开花，自家院里香？很有可能。张维迎曾经评价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说：“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并说前苏联人因为这项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言外之意茅于轼也行。在介绍茅于轼的学术生平时，都说茅于轼是单独研究，用数学公式建立了一个线性模型，我看很可疑。早在1939年，康托洛维奇就写过《经济管理的最优化》一书，论述线性约束条件下的线性目标达到最优，也因此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茅于轼的研究成果与康氏暗合？但我知道茅于轼懂俄语。算是我小人之见，确实是茅于轼没参考、抄袭前苏联人的成果，自己坐在家里想出来的，可张维迎的评价仍然使人肉麻。先进性和开创性都谈不上的一项“成果”，别说是奠定什么地位，连成果都不是，况且别人完成于近半个世纪以前。线性优化也不是张维迎说的市场化的微观经济学，它是基于计划经济的优化。康托洛维奇一生都在计划经济环境下生活，是前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民经济管理研究所经济问题研究主任，1965年，前苏联为表彰他在经济分析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的成绩，授予他列宁奖金。那个成绩就是“线性优化”。张维迎无逻辑地谄媚，就是他们那个帮派互相吹捧、抬轿子的游戏。

会不会冤枉张维迎，其实他不是在无耻地谄媚，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确实如张维迎所言，是“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呢？看看当今主流经济学家在大学教授微观经济学选用的教材和参考书，大致可以明白。教材和参考书有：“曼昆《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国内高鸿业、历以宁、宋承先、梁小民、朱锡庆、尹伯成、司春林等所编的教材、哈耶克的、莫瑞斯的《管理经济学》、平狄克《微观经济学》、曼斯非尔特《微观经济学》、范里安《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高级阶段有：平新乔《微观经济学18讲》、张定胜《高级微观经济学》、蒋殿春《高级微观经济学》、武康平《高级微观经济学》”。但没有张维迎说的“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的、茅于轼写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仅此说明，张维迎很下流，以及茅于轼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没学术地位。茅于轼有的是帮派中的江湖地位。

学术地位有学界认同，也有民间认可。在国际上，民间同样不认同茅于轼的经济学家身份。Atlas基金会，1999年因《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颁奖给茅于轼，该奖项的7位评委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代表民间组织评定的奖项仍然看不上茅于轼的经济学，而让茅以社会学著述获奖。在中国民间，茅于轼经济学家的名头则响彻云霄。这是因为，茅于轼将自己卖给资本后，资本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必须树立茅于轼的江湖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喜欢披“自由主义”外衣而不知“自由主义”为何物的愤青数量庞大，他们有个简单的认同标准，就是对暗号，说一句“自由主义”、回一声“反政府”，暗号就对上了，那么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脏毒、僵毒和圈圈都引为同好而一起流，也不怕会不会污了“自由主义”这件外衣。由于茅于轼在某个文件中是第一批签署者，所以“自由主义”愤青们也将茅于轼当作一面旗帜，誓死捍卫茅于轼“经济学家”的江湖地位，为他放的每一个屁做“不臭”的辩解。从而稳定了茅于轼在国内的江湖地位。

综上所述，茅于轼没有学术地位，只有江湖地位。下面继续转载，谈茅于轼的知识组成，他为什么有那些离奇观点，他是怎么想的——————————————————————————————————————————
二、茅于轼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吗　　

媒体、公众、主流经济学们、茅于轼自己，都认为茅于轼是一个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的院长张维迎认为茅于轼是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因为茅“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且将茅于轼当成经济学家，谨以经济学家的标准考量茅于轼是否合格。　　
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如果没能构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那他至少需要精通某一门派的理论，同时，还需要了解其他门派的理论，特别是必须清楚当前国际上经济学发展的态势。能够明白经济学的定义和作用，不能夸大它的作用；能够运用自己掌握的、某一门派的经济学理论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能够提出前瞻性的建议当然更好。这就是我以为的、“经济学家”的基本素质，经济学爱好者可不作此考量，以“经济学家”身份做研究、向公众社会发言时，就必须是符合“经济学家”素质要求的、合格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的身材不适宜披“经济学家”的大氅　　

茅于轼的身材太单薄，披“经济学家”的大氅，比例失调，看起来很滑稽。正如丁学良教授提出的界定经济学家的硬件标准，茅于轼没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就硬指标而言，茅于轼不合格。肯定，茅于轼的粉丝会以“国情论”来辩解，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在于偏重理论的论文，而是身处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变革的实验场，用实践丰富了经济学理论。前文已述，茅于轼缺席了中国最初每一次的重大经济变革，而他极力鼓吹的“教育产业化”、“高校学费涨价”，实践证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在实际操作中，茅于轼也就不合格。唯一能说明茅于轼“经济学家”身份的，是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然而，同样内容的书，早在1939年就已经在前苏联面世，作者康托洛维奇凭此书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时间都早于茅于轼成书时间十四年之久。这不能叫学术成果，倒与学术腐败、抄袭论文是一般面目。而《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这类畅销书，只是经济学爱好者的作文，尽管不乏阅读趣味，但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关系不大。所以，茅于轼相对于“经济学家”这个称谓，既无肉也无骨，瘦骨嶙峋披“经济学家”大氅，很象一个床单绑在牙签上。　　
茅于轼不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也不能正确认识经济学的作用。　　
实际上，“经济学”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在西方仍存在争论，认为不是客观的科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和对未来的假设。现在和未来的社会条件能不能满足这个“假设”，当社会条件不能满足“假设”时，是修正经济学理论，还是让现实来适应理论。很显然，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应该发展新的理论来适应现实，或者采取多种经济理论来应对现实出现的问题。茅于轼却不是这么看，他认为“经济学”是唯一客观的科学，经济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唯一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微观经济学。　　
茅于轼在《中国真有这么多危机吗》一文的结语有段话：“既然粮食危机、土地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统统都不存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都说危机确实存在呢？原因有二：首先因为各方面的专家未必都懂经济学，真正懂经济学的人不会被这些危机所吓唬住。”茅于轼全文的主旨是论述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这些危机，结论是懂经济学就不会被这些危机“吓唬住”。本身茅的逻辑就很成问题，存不存在危机和会不会被“吓唬住”属于两个范畴，你到底是说存在危机还是对待危机的态度问题呢？这是题外话。题内话是这样，粮食专家、土地专家、能源专家、水资源专家在提出自己的问题时，不必懂得经济学，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专业范畴内、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问题，至于解决问题，那就需要汇同其他各学科专家共同解决。发现问题、提出警示，与经济学无关，如果经济学家觉得那不是危机，很好解决，那正好是经济学家大显身手的机会，大可一试。认为其他领域的专家必须懂得经济学才可去从事本专业的研究，显得茅于轼自大而且是对经济学的无知。　　
茅于轼极力构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模式，在实际议案中，错漏百出。这些内容，我会在后面的章节里详述，下面仅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说明茅于轼用于包打天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关于这点，建议茅于轼去补补中国哲学和中医理论的课，任何一剂药，都分君臣主辅，没有一味药是可以包医百病的。　　
日本经济学家盐泽田典（1988，日本《经济学人》）曾就新自由主义主义的理论模型还原到现实中，发现这个模型要在现实中成立，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1） 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转移，是无需支付成本的；　　
（2） 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资本存量）是非刚性的，因此随时可以自由转变或抛弃；　　
（3） 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所必须的新资源、新技术要素是无限自由供给的；　　
（4） 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永远不发生的。　　
然而，现实中不存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可以满足以上四个条件。当市场需求通过价格给投资者信号时，资本方是否能抛弃或改造他原已拥有的全部资本存量，而把资金立即转向另一个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代价上是否可行？转移有没有时差？当设备、工人、技术转移完成后，是不是还是当初那个市场，原有的高额利润是否依然存在？事实上，生产永远落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山寨版茅于轼的“择优分配”的理论，往往会产生宏观失调，达不到资本的最优化选择。　　
任何一种理论道理与局限性并存，这不奇怪，茅于轼将一个理论当成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唯一标杆，那就有点奇怪。奇怪的理由先不深究，但这可说明茅于轼既不了解经济学，对他赖以为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是一知半解，实在算不上合格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经济学知识贫乏。　　

茅于轼在其博客上有篇《八十自述》的博文，不知是出于谦虚还是炫耀自己天才的心态如此写到：“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基础很差。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比如《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都没有认真读过，更不用说洛克，康德，罗素，佛洛依德，韦伯，帕拉图，培根，黑格尔的著作。”不知茅于轼的说法是否属实，但看到这段话，我认为茅于轼的基础确实很差，而且不仅是经济学基础差，其他社会学科的基础也相当差。　　
首先，没看过《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基础是有所欠缺，特别是身为一个彻底而教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专家，声称没读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源头《国富论》，似乎说不过去。我不否认世界上存在某些天才，不借助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完全凭空想可以建立自己一套科学的理论。但这样的天才未必是你茅于轼，为什么不是你茅于轼，我以后会讲到。其次，我不知道没读洛克，康德，罗素，佛洛依德，韦伯，帕拉图，培根，黑格尔会影响到“经济学”的基础，也不知道读了洛克，康德，罗素，佛洛依德，韦伯，帕拉图，培根，黑格尔就会夯实“经济学”的基础。因为据我有限的知识知道，洛克是个哲学家，经验主义的鼻祖；康德是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天文学家；罗素涉及的领域颇多，有哲学、数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宗教和政治，但没有经济学；佛洛依德是心理分析的创始人，属心理学范畴；帕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培根是哲学家、作家和自然科学家；黑格尔是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其辩证法思想被马克思所吸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难道经济学的基础，来源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我怀疑，茅于轼并不清楚他列举的人名他们是干什么的，他只是知道这些名字而已。照例，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不该这么信口雌黄，可茅于轼义无反顾，莫非，真的是人越老越不要脸？　　
据茅于轼自己在文章中表述，在1975年，年满46岁后开始研究经济学，可又说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著作都没阅读过。那茅于轼是怎么研究的呢，是苦苦思索还是望天打卦？虽然茅于轼作为访问学者，去了哈佛一年，但茅也自承没学到任何东西，除了增加了税收的概念。一门社会学科，如果你把它当成科学，就必须尊重它的的研究方法和以往的研究成果，一味强调自己的天才，表现出来就是缺乏“经济学”常识。　　
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认识上，茅于轼同样表现出了他的无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席卷全球，助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随着拉美各国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国家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经济走入了尴尬。眼下全球金融危机，更将新自由主义经济逼到了墙角。新自由主义经济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忽视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消减福利。这在一个民主国家，民众可以通过民主的博弈达到平衡。而在中国没有自由主义的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则非常危险，民众的利益无法通过有效渠道去取得利益的平衡。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家寡头经济和资本寡头经济并存，贫富两极，剥夺了民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本该得到的利益。　　
茅于轼在任何问题上，都采取机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为标准，我不愿说他是别有用心，只认为他“经济学”没学到家。　　
茅于轼缺乏应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　　
一个经济学家，无论他秉承的经济学理论正确与否，他都应该按照他的理论、遵循他的理论框架下的逻辑，去解释经济现象和提出合乎逻辑的建议。茅于轼恰恰缺乏这个能力。　　
2002年，茅于轼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暨项目投资洽谈会”上说，北京一年由于堵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六十亿元人民币左右，平均一个北京人一天损失一元一角钱，一年损失四百元。现在中等城市都有堵车问题存在，而公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堵车问题也由此成为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茅于轼说，市场化是提高效率的最好方法，中国应该收费上路，只有实行收费，才能解决堵车，以达到社会的“择优分配”。　　
从现实逻辑上看，茅于轼的解决方案是荒唐的，因为全世界十四万公里的收费公路，有十万公里在中国，收得不能说是少。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收费还不堵车。显然，堵车与与收费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一定要联系，应该得出收费过多导致堵车的结论。我不与茅于轼讨论堵车的原因，只分析根据茅于轼的理论能不能导出茅于轼的“收费”结果。　　
要解决堵车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是规定驾车违法，或者一把火将车辆付之一炬，显然这个方法不可取，解决堵车问题不是最终追求的目的，是要寻找合理的途径达到最佳平衡。茅于轼是通过“价格”增加成本的方式，拟制车辆消费和减少车辆出行。根据茅于轼“择优分配”的原理，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显然会选择成本低的方式，减少对汽车的消费，路自然就通了。同样，按照“择优分配”所说的继续延伸，由于个体的利己行为，会使整体也就是社会得到最大利益。然而，在这个个案中，社会成本却增加了，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车辆使用者，成本都上涨。由于减少了汽车消费，汽车生产企业以及与汽车消费相关的企业利益均将受损，受损的利益也是社会成本。而因为“堵车”造成的损失只不过是简单地转移到其他行业。如果有量的分析，转移后社会所承担的成本相信超过了“堵车”的损失。根本得不出茅于轼的“最大利益”的理论结论。也就是说茅于轼的理论与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推论是相悖的。　　
茅于轼给“堵车”开的药方，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就如庸医治驼背，两块木板一夹，压上巨石，背直了，人死了。你能说茅于轼不会治驼背？同时，车辆上路收费的法律依据何在，政府本应提供公众服务，在收了养路费后，凭什么还要收取上路费。公义和公理，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顾虑的。　　
茅于轼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以及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使他顶着一个硕大的“经济学家”的帽子，显得异常滑稽。　　
茅于轼的思维模式有违经济学家的理性　　

经济学家的理性在于：采集真实的数据考察经济现象，运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理论，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茅于轼做不到。　　
逻辑混乱的思维　　
春运铁路没涨价，茅于轼写了篇《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我以为，春运期间不涨价是本分，涨价的非分之想才值得讨论。茅于轼非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讨论也未尝不可，但不管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是“老人家”，写作文都得有事实支撑，依据理论，得出事实与理论合乎逻辑的结论。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之，更应谨遵。　　
在文中，茅于轼是打算从成本分析入手，得出春运铁路不涨价的社会成本增加，得出“不涨价是不是最佳方案是大可研究的问题”。（此是茅文最后一句）　　
首先，涨价不涨价是个伪问题，铁路部门没有涨价的理由与依据，铁路企业是国有企业、全民所有，不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而应以提供最佳服务为宗旨。违背这个宗旨，是我国决策部门在“经济学家”的忽悠下走入了误区。其次，在茅于轼表述的“社会成本”中，茅于轼没有给出“社会成本”的构成要素，也无“涨价”和“不涨价”两种情况下“社会成本”量的对比，“社会成本”增加就绝无可信。茅文认为，由于排队买票花去很多时间，是增加了个体的成本；产生了黄牛倒票，消费者高价购买，同样增加了实体成本。所以个体成本增加的算数和就是增加的社会成本。这样计算，也不无道理。但“涨价”和“不涨价”，排队购票各自分别所需多少时间、如何换算成本、因为票价高而放弃回家探望父母和孩子的，他们的成本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增加或者降低应不应有个量的分析。茅于轼没说。排队人的多寡、时间花费多少、走和留成本的界定和换算，都是动态的过程，以静态分析方法作用于动态过程是否合适，茅于轼也没说。什么都没说，“社会成本”是不是茅于轼说增加就一定增加？如果茅于轼认为自己是权威，他说“成本增加”就一定增加，那我就以他说的为准，也认为确实增加了成本。　　
但基本事实，我们是不是应该尊重？前几年春运涨价，排队多，一票难求；今年春运不涨价，多排队，难求一票。前几年春运涨价，黄牛党猖獗，高价兜售；今年春运不涨价，猖獗黄牛党，价高待沽。不管“涨价”还是“不涨价”，拥挤的购票人群和嚣张的黄牛党依然存在，你用无差别的事实数据，说明两者存在成本差异，是不是逻辑混乱？由于基本数据没改变，“涨价”则必然增加了社会成本，因为每一个人都额外多付出了票价成本，包括购买黄牛票的，黄牛票同样是在“涨价”后票价之上的累加。这个并不复杂的成本计算，为什么身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会答错，而且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出来提醒他错了呢。一个学术团体要得到公众的尊重，它得有可尊重之处；一个老人要得到尊重，也一定是有可尊重之处。一个老人，利用自己的身份，用胡说八道力图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他必定遭到公众的唾弃。一个学术团体，助纣为虐，下场只会更坏。
茅于轼文中的思路是，由于会增加社会成本，所以春运不涨价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是不明智的、是有待研究和商榷的。我就在茅于轼的春运不涨价会增加“社会成本”的基础上，按照茅于轼给出的“择优分配”原理继续推演：　　
按照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理性的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最后会达到整体也就是社会利益的最优。观之春运，春运不涨价，由于省钱，理性的人为省钱这个利己的目的，蜂拥购买，最后自然就在“看不见的手”的拨弄下，取得了最优的社会利益。可茅于轼为什么又说“不涨价”会增加“社会成本”加以反对呢？到底是茅于轼的“择优分配”正确还是“春运涨价”在理，由于两者结论相反，其中必有一种是放屁，无论哪种为屁，都是茅于轼在放屁。自己的主张不符合自己理论的推演，自己的理论推演的结果与自己的主张背道相驰，说茅于轼逻辑混乱断不会错。　　
自诩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必定还有最后一招，说自己的理论推演与自身主张不合，是因为体制原因，没有充分市场化的结果。既然知道有体制的原因，那就不应该用充分市场化的理论来套用现实的经济现象，这个基本道理，活到八十岁还不明白，也算奇迹。铁路客运这个公共事务，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仍然是国有，国家补贴，它体现公义和公平，一个完全没有国家福利、政府干预的经济制度在世界上不存在。用完全市场化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万事万物，是茅于轼出了问题。　　
本末倒置的思维　　

茅于轼的文章，其实每一篇都是逻辑混乱和本末倒置的纠葛，选“提高高校收费”这篇来说明茅于轼的颠倒，并非这篇颠倒得特别出彩，只是信手拈来作一标本。2008年1月5日，茅于轼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题为“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报告，报告中没有提到教育收费的问题，在现场听众提问环节，有听众提问：“那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呢？”茅于轼回答：“我说学费要提高，因为大部分上大学的人不是穷人。这是一个理由。……穷人上大学用贷款、各种帮助的方法解决，而不是降低大学的入学费。这些意见对社会是有利的，对某些人是不利的。这就是道理”。媒体将这一观点单独拎出来，茅于轼觉得很受伤，于是，就有了茅于轼的《从高校学费说起》的辩解文章。　　
文章起首，茅于轼就很委屈，说他的意思是提高收费的同时增加对贫困学生的补助，完全是以高补低，并表示对此并无研究，也不是自己首先有此提议。确实不是茅于轼首倡此议，在他之前，张维迎和汤敏就表达过这个观点。然而，以提高部分的学费反馈给贫困学生，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因果不分。如果，政府教育经费投入能够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如果，目前的学费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在合理的范围；如果，教育经费没有被管理者中饱私囊，或者用来建富丽堂皇的大学校门。那么，提高收费来帮助贫困学生才可商议。现在是政府投入不足、国民承担比例过大、钱用来乱花，凭什么还要增加收费。假如政府不愿加大投入，那也应该将现在已经多收的学费，用来资助贫困学生。　　
作为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少不了用经济学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低学费是富人占了穷人的便宜，（确实学费低，可能尚可探讨，5000元以上的学费，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是被抽血。）茅于轼的理由简述如下：公共教育经费来源于税收，所得税占税收的很少部分，大部分税收来源于流通领域，也就是我们日常消费时含在商品中的那部分。富人的资产大部分存放在银行，没有进入流通领域，而穷人进入流通领域的资产比例大大高于富人进入的资产比例。按资产比例来说，富人交税少于穷人。所以，富人与穷人享受同样的公共待遇，则是富人占了穷人的便宜。　　
茅于轼这番话既没帮富人，也没帮穷人，而是帮政府的失职找托词。不管富人还是穷人，不是截然对立一成不变的群体，他们在既有税收制度下合法缴纳了税款，政府就得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如果觉得是对穷人的不公平，可以调整税收制度达到公平的理想状态。不能以此为理由重复收费。假如这可以成为理由，政府就可以以此为借口，以保证穷人利益不被富人均沾而拒绝所有的公共服务，或者，要提供服务就得提高收费，再从高额部分来支付。那我们的税收干什么用了呢？所谓富人，个体比较而言，在税收绝对值的贡献一定会大于个体的穷人；相比资产的比例会小于穷人。在守法纳税的情况下，富人没权利享受公共服务吗？茅于轼是很反对“打土豪”的，可自己却动手“打土豪”。如果富人交税的绝对数量大还不能保证得到公共服务；穷人交税绝对值少，有什么理由相信政府会提供公共服务呢？　　
所以，让大家上得起学，症结在政府负起该负的责任，将现在收取的高额学费立即拿出来资助贫困学生。而不是再涨价，咬了肉还要嚼骨头。　　
中国大学平均学费在5000元以上，学费假使不算高，那要求现在从学费中拿出部分来资助贫困学生，我还开不了口。就按“经济学家”的意思，把教育当成完全产业化的机构，看看它的成本，茅于轼也是这个意思，他在文中给了个大学教育的成本数据：“拿高校收费来看，现在公办大学的收费标准，大约只占全部成本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靠政府的补助。”找遍《从高校学费说起》全文也找不到“成本”到底是多少、学费是多少的具体数据，没有成本和学费数据，三分之一的是怎么得出来的，一个没有公示制度的大学成本真实性又有多少。茅于轼敢乱说，我不敢，我只能是找一些资料进行对比。　　
1932年，北京大学一年学费20元，加上每学期2元的体育费，一年22元。清华等国立大学也差不多。30年代的私立大学收费较国立大学高，南开大学学费60元，住宿30元，一年共计90元。最高的是上海的几所私立大学，复旦、光华大学一年100元，大同大学一年120元。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是50—80元每月；中学老师、工程师、记者、编辑等每月在100—200元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是350元，一级教授达500—600元。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一个月的工作可以支付北京大学的几年学费。现在大学生的起薪有1500元、有800元、有500元，甚至有零起薪。而学费是每年5000元以上。这个学费说很高，不错吧。如果现在的大学确实成本很高，那应该是控制大学的成本，总不能大学有病，让学生吃药，而且还自己掏腰包买药。说茅于轼提高高校收费是“本末倒置”恰如其分。　　
不用说“经济学家”，只要认识字能读报，都能知道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公众人物，呼吁政府加大投入才是为百姓说话和办事，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GDP比例2007年是3.32％，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9％左右，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4．1％。我们总说穷，没钱。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这是所占的比例，环保比例不够、医疗比例不够、养老比例不够，都是比例不够，多出来的比例比到哪去了？　　
再看英、美两国的助学政策：“2006年以前，英国家庭年收入在22010英镑以下的学生可免交学费，此类学生约占英国高校在校生人数的30%；家庭收入在22010～32744英镑之间的学生需交部分学费，此类学生约占英国高校在校生人数的10%；在读大学生可申请助学贷款，待毕业之后年收入达到1万英镑后开始偿还贷款。　　
2006年上涨后的新学费制度废除了先行的“先行缴费制度”，大部分大学生可以不付学费进校学习，毕业后也不需要立即偿还欠下的学费，待年薪超过1.5万英镑时开始偿还债务，所有无能力偿还债务的学生在25年后将不予追究。家庭收入在17500英镑以下的学生可获得每年2700镑的生活维持补助及3200英镑的生活维持贷款，此类学生约占英国高校在校生总人数的50％。　　
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的学生，凡是家庭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者，在本科阶段就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在2008年以后，这个标准又提高到6万美元。从2008年度开始，哈佛大学每年将多支出2200万美元，用以增加对中低收入学生的助学金。这项新政策对许多哈佛的学生来说，将会削减其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开支。　　
耶鲁大学从2008年度开始，每年将多支出3.07亿美元，占耶鲁目前的年度财政预算的12%来资助学生，其中同样包括较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宾夕法尼亚大学2007年底出台新政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逐渐取消学生贷款。目前在宾大4000余名本科生中，大约一半都有贷款债务在身。　　
考虑到美国大学有数量可观的社会捐赠收入不符合我国现有国情，而英国2004年通过“高等教育法案”，大幅度提高大学学费，但同时也规定英国学生在进入大学时不用先缴纳学费，而是进校后申请生活补助和助学贷款来缴纳学费。”（引自《科学时报》）　　
没有谁是提高学费后、拿出学费的高额部分来助学的，更没有那个国家的政府在收取了高额学费后，还要追加收取再去助学的。保证国民教育是一个国家政府存在的基本理由。　　
茅于轼未必看不到这点，他为何还要如此颠倒呢，如果真是思维出了问题，那还好，仅仅是一个不幸的个案。可张维迎、汤敏这般“经济学家”所见略同，估计是有意“本末倒置”。　　
头痛医脚的思维

我感觉，媒体正逐渐将茅于轼往“二傻子”的方向驱赶，采访中特意让茅于轼说些不着三四的话，然后热炒，使其出丑。（呵呵，无聊的中国媒体） 2009年3月7日下午，茅于轼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发表演讲前，“观点地产网”对茅于轼进行了专访，问：“您对经济适用房怎么看？”茅于轼回答：“经济适用房造成了很多不良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风气，消灭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审批。我的一个朋友在发改委工作，收入很高的，应该去买商品房的，但他就买了经济适用房。他是发改委的领导啊，政策是他们定的啊！”

“政府有责任让每个人拥有住房条件，但是没有满足每个人占有房产的欲望的义务。怎么办？我主张廉租房，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我支持经济适用房设立的初衷，演变至今，真正需要的人不能都买到，而有钱人可以通过关系弄到，则是我不愿看到的。我想，政府不会以为富人谋福利的目的产生“经济适用房”的政策设计。应该是在执行过程中出了偏差，或者在制定申请和审批程序时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但问题不是出在“经济适用房”本身的制度设计。当出现问题时，我们是去完善审批制度呢，还是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掉。茅于轼是把孩子一起泼掉。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真正的经济学家会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这项措施的利弊，看这项措施偏离制定初衷有多远，是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原因还是具体操作的原因，然后再决定该不该替换，以何种更合理的方式替换。茅于轼缺乏这种思维。
　茅于轼认为“经济适用房造成了很多不良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抛弃经济适用房还是“消灭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因为经济适用房也需要审批。不良风气一个劲地刮，可在经济适用房之前，早已把社会风气破坏殆尽，消灭贪污腐化碍经济适用房什么事呢？到是因为贪污腐化的不良风气将经济适用房逼上了绝路。难道贪官贪钱，我们就得把金子化成水；腐败乐意包二奶，我们就要把妙龄女子关在地牢里吗。茅于轼继续举例说明反对经济适用房的理由：“我的一个朋友在发改委工作，收入很高的，应该去买商品房的，但他就买了经济适用房。他是发改委的领导啊，政策是他们定的啊！”假使他那个朋友参与制定政策，而自己又符合政策要求，那是政策定的太宽松，应该修改政策。如果他那个朋友不符合政策要求，那就与他定不定政策无关，他的朋友可以说是茅于轼认为的腐败。腐败由腐败者承担责任，不能得了好处反怪经济适用房勾引你腐败。就象强奸犯不能怪女孩太性感，强奸完再来惩罚女孩。
茅于轼提出用“廉租房”来替代经济适用房也无不可，但理由太牵强。
　　茅于轼没有给出“廉租房”的定义，我只好从字面理解，是廉价出租的房子。既然不卖只租，产权在谁手里呢。政府吧。那不还得审批？既然审批，不还是如“经济适用房”一样会勾引你腐败。所以，为了防止腐败，茅于轼自作聪明地在“廉租房”里不建厕所来阻止有钱人进入。你都不卖，有钱人凭什么可以得到“廉租房”，一个不打算卖的房子，你建不建厕所，与富人有什么关系。不是拿穷人开涮？当然，不建厕所，茅于轼所能够阻止的富人是没能力买房，而打算租房的“富人”。也就是象茅于轼发改委的朋友一类的“富人”，有能力通过“腐败”的关系，买得到又买得起经济适用房的人，可他们不管你的廉租房有没有厕所都不会租来自己住。他们通过关系侵占“经济适用房”，是看重的产权，是投资、为了升值，决不是为了解决自己栖身的问题。茅于轼“不建厕所”的天才创意是空对空，没有阻止的对象。
只要审批不腐败，建不建厕所都可以拒绝富人染指。审批环节产生腐败，你连公共厕所都不建，也轮不到穷人的好处。富人们自然会成片租下来，转租牟利。茅于轼看到了“腐败”头痛的病症，却给脚趾头上眼药。
　“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此言一出，声镇江湖。茅于轼的粉丝本能地跟进，纷纷撰文阐述其各方面的意义。惹毛了的民众也死揪住“厕所”不放，表示穷人有大小便的权利，不能歧视。也许，这正是茅于轼歪打正着想要的效果，模糊和转移了扼杀“经济适用房”的根本病症，这个病症在共和国的任何一个领域发酵，他们吃完“经济适用房”大餐后，抹抹嘴要收拾桌子了，再准备上一桌“廉租房”的盛宴。其实，我们对待茅于轼的“厕所论”，只需还原到他的文本意义，看他为什么提出、要达到什么目的；考察他的理由是否成立、成立又是否能达到目的。不必与他纠缠平等和人权之类，落入他的圈套。
　我不认为“厕所论”是茅于轼以及他的房地产大佬的精心设计，我把它看成是整个大局中的一个花絮，谁也想不到茅于轼会那么搞，抛出如此小沈阳的一个“厕所”，而民众及其需要娱乐，于是就配合茅于轼一起将“厕所”搞得风生水起。“廉租房不建厕所论”与茅于轼说的理由和欲达到的目的，风马牛不相及，为何茅于轼还要正儿八经的提出呢，真费思量，我总不愿相信一个人会贱到求别人往他脸上啐吐沫的程度，茅于轼会吗？
从茅于轼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思维方式，我认为茅于轼相对于“经济学家”，那是不合格的。
茅于轼代言违背道德和科学的准则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对一个知识分子的要求。知识分子必须恪守公平和正义、秉持道德和良心，为公众利益代言。经济学家中会出现个别的知识分子，但我不要求广义的经济学家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可以是学者、学人或者干脆就是以经济学谋生的职业工作者。我不会以知识分子的标准苛求他们。他们可以为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民众群体和利益团体代言。
　作为社会学科一个分支的经济学，从诞生的一刻，就打上了为利益团体代言的烙印。代言的本质是争取本团体的利益最大化、或在增加社会总体利益下取得本团体的最大化利益，而不是忽悠其他社会人群，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来谋取本团体的利益。经济学理论的内涵，并不排斥经济学家成为某一利益群体的代言人。
　美国的经济学人，或受政府部门雇佣，为政府部门提供服务；或任职投资银行，成为职业经济学人，为雇主代言，为雇主服务；或任教大学和开办私人研究机构，可以代言民众，也可以代言自己，或者仅仅代言自己认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这都无可厚非。但必须身份明晰，任职投资银行就不能以公众代表的身份发言，民众可以根据你的身份和自己的理解来判断你的言论，信或者不信。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时，不仅将自己开办的咨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