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关于藏南（中印边界）及六二年对印历史问题解读 (5) 由 astroboy 于 2015-12-27 20:02

任何略知军事常识的人（即使是在下这种半瓶子醋）都知道，对于一场战争，初战的胜负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意义，那取决于（失利）一方有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决心和实力，而62年的印度两者都不缺乏。前者，印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舆论一致高呼要“收复”失地；后者，印军当时总兵力数十万，也有大容量与可靠的交通设施可供迅速调兵至前线地区，只需很短时间就可以恢复甚至扩大战场上军事优势。――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句，取得了辉煌大捷的我军叁战部队，主力仅仅是一支师级的藏字419部队，仅4个多团，几乎没有重装备（能运输到前线的最大口径火炮只是120迫击炮，炮弹还是靠当地民工背的），更不可能有空中支援（当时我们的空军比印度强，但问题是在西藏既没有可供支援前线作战的机场，也没有适合在西藏气候地理条件下作战的飞机），这支英雄的部队从此跨入了我军头等主力的行列，现在是我军唯一的正式山地师。然而，无论是中国参战部队的勇猛善战、机智灵活，还是印军的指挥低下、战技生涩，都不是可以长期依靠的条件。历史证明，一场长期化的战争，最终的胜负必然取决于双方国力能够并愿意投入的多少上。事实上，即使这种初期战果甚至也是完全出乎中国方面自己最乐观的预料。在战前的估计会上，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张国华也只认为能够“打得赢”却没能摆出必胜的客观理由，而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毛泽东甚至估计：“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雷英夫口述回忆《文汇读书周报》）我们都知道，无论如何评价毛泽东，他的胆量气魄极大都是毫无争议的。虽然说战前不料胜先料败是军事好手和庸材之间的区别之一，但能让毛泽东如此担心仍然可以让我们看出，中国方面对于这场战争的胜负以及最终导致的结局是没有多大把握的。
　　而这一顾虑，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交通困难导致的后勤补给问题。建国之初的PLA，历经千锤百炼，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从总体来说，当时的印军与PLA并不在一个层级上，但是，正如有力气并不代表在所有场合都能施展、可以施展出所有力气一样，例如金门之战，一水之隔就使得叶飞兵团主力只能坐视战友苦战不支，再如何愤怒却也无能为力。而在当时的物质、科技以及国内外政治条件下，无论是从外来威胁的主要方向考虑，还是从实际可以长期维持的角度考虑，都是无法在西藏长期布署大批主力部队的。而从注三中更可以看到，即使不考虑从内地进藏的交通问题，可从西藏前往藏南地区，虽然直线距离要比前者短，但却是更大的挑战。因为此时要面对的对手，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就是清朝的福康安都明白，越过喜马拉雅山的战争优势无法持久，即使他的对手仅是小小的尼泊尔，更何况是当时国力（不是军力）基本和中国同一等级的印度（还不考虑其它强国可能的武装干涉）。现代战争很大程度上打得就是后勤战，再强大的现代军队，没有了后勤供应也会不堪一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那么，中国在62年战争中的收获究竟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是争取到了中印边境上长期的基本稳定。毛泽东当初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这一细节也与坊间流传的有所不同），而实际上，这种安定基本维持到了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其中即使是发生最严重的对峙的1987年，双方最后也都克制住了，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早自七十年代，印方在中印边境地区，特别是在东段上，就一直具有了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但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敢借机复仇。除了可能的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威慑力外，应该说，也有当年PLA奇迹般的胜利余威尚在也是个重要因素。仅此一项，节约的资源就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当年为了防备苏联和美国入侵，在三北、在沿海布防，花费的资源和或有损失之大有目共睹，更不用说如果发生真的冲突，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其次，是无意的副产品――老巴成了我们最铁杆的朋友，通过这条线，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一些敏感活动上，都有不少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过说实在的，这只能说是中印关系破裂后的极为勉强的弥补，毕竟，印度的块头比巴基斯坦大得多（但话又得说回来，老巴至少在目前为止，表现得它是一个很忠实的盟友，比中国从前任何一个大力援助过的国家都有良心）。再有，就是助长国威，连印度这么大个，三下五除二就被打了个大马趴，不管印度是不是不服气的在旁边喊：“我是没准备好”，所有人仍然得承认，新中国实力非凡。没有包括这次在内的几次外战胜利，当年中国也没有资格成为中美苏大三角中的一员，虽然是其中最弱而且是弱得多的一角，但是毕竟能挤进去就极不错了。八十年代中国外交上的一段黄金时期，及在此基础上打开的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良好的局面，其实大部分底子还是靠建国初打下的，其中也包括对印战争的一份功劳（当然如果估算比例的话，并不大）。

　　从上面的史实和逻辑分析可以看出，从1954年到1962年的时期内，仍然没有任何站得脚的、难以辩驳的证据及建立在其之上的推测可以表明：中国政府高层中有或有过一个放弃整个藏南的实际计划或事实政策。相反，能得出的比较可靠的推论只能是：中国在这段期间，因为一直有大量不利于与印度摊牌的客观限制条件，所以一直抱持着企图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或至少暂时缓和矛盾的策略。而62年战争大胜时“突然”的撤军决定，也是建立在对于后续局势发展的清醒认识上的――胜利的成果固然是出人意料的巨大，但同时也可能是个巨大的陷阱，如果被胜利冲晕了头脑而作出就地坚守新取之地的话。

　　不过，该检讨的还是得检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对印外交政策有没有失误？有的，主要是确实存在着对国际关系思考过于理想化的问题，这是国际共运和传统王道思想带来的国际浪漫主义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于高层外交思维中的后果。反映在对印的具体策略上，就是在61年叛乱气焰已经被基本打下去，驻藏部队的力量与藏民人心的收取上都有了很大改善之后，而印度却仍在步步进逼时，仍然以为靠后撤、隔离就可以稳定边界状况，这被事实证明显然是判断失误的。另外，在62年大获全胜的情况下，东线是不是可以不撤得那么彻底，比如在麦线以南至少保留几个象征性的据点，也是可以探讨的（不过西段就并没有撤得很彻底，见附图十，东段是否实际也是如此，不得而知）。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浪漫、天真的思考方式并没有占据决策的主要考虑地位，尤其在中印边界这个具体问题上（实际上，这种浪漫主义外交政策的毛病主要出在另外一些涉外事务上），出台的（对印）忍让政策基本都是由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所限，甚至可以说是不得不走的棋步――如果不想在最不利的时间、条件下进行摊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