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关于藏南（中印边界）及六二年对印历史问题解读 (4) 由 astroboy 于 2015-12-27 20:01

然而，其实仔细分析陈毅的这段指示精神，只能说，当时中国的政策是仍然将主要希望寄托在谈判解决问题的想法之上（想要谈判解决，自然要以避免冲突为主），我们后人可以根据已发生的历史批评当时对国际关系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但从“对印方几年前侵占地方（指我进军西藏前后期间）我须采取不承认态度”就可以看出，说政策就是准备完全放弃麦线以南地区是夸张不实的（当然也不可否认，在中央了解了藏南的实际情况后，恐怕也就没有抱着能通过谈判得到全部争议地区的奢望）。同时还可以看到，在这一指示中，对印我力量对不同的地区，下达的处理方针也不相同，规律是对比越是对我有利的地区，处理的态度就越是强硬。东段要避免武装冲突，而在新藏公路地区就可以抓起来（在这段指示下不久就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见注九）。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方高层对待边界纠纷的态度实际上取决于如果发生冲突时双方可投入力量的评估。另外，杨公素关于朗久事件（亦见注九）的回忆也证明，中方正在不断采取实际行动，一方面巩固已有控制区，一方面为下一步的谈判作积极准备（当然，后来并没有能谈，不过这是起初无法想到的了）。
　　同时还需要说明一个极重要的背景：在1958年，西藏旧贵族和宗教势力掀起的叛乱已经开始大规模漫延，实际上，以广义上的藏区而论，早自1956年，康藏地区的大叛乱就开始了。而到了1958年，这些在康区已经受到打击的残部正纷纷逃入西藏，与旧藏地方势力结合，象所谓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已经给驻藏部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麻烦（西塞罗网友在河里对这支叛军有过专文介绍），整个西藏完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在这种条件下，驻藏部队的主要任务只能是保卫西藏本部主体及其重要城镇，准备迎接（潜在）叛军的挑战，而不是急于与印度打边境甚至全面战争。

　　实际从印度方面的动作也可以看出西藏局势的变化对于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与否的关键性影响。比如批评藏南等中印边界问题主要是由于新中国对印软弱，甚至有意放弃领土造成的人，往往说在1956年，周恩来就通过缅甸向印度传话，暗示愿意接受麦线，反而导致了印方进一步胃口大开，对麦线以北和阿克赛钦地区提出主权要求，丧失了对印边界谈判的主动。但对此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如上已述，印方对中印争议地区的夺取，主要是在1953年前完成的，而1954-1959这段时间，相对来说，印方对于边界地区的抢占要缓和的多，直到1959年，又突然大大提速。如果尼赫鲁早在1956年就认定中方会完全接受麦线，他甚至可以更多占大片地区，为什么在1956-1959间，印方对边界地区的抢占速度和规模既无法与之前比，也无法与之后59-62年间比？而为什么到了59年，印度又改变“蚕食”政策，再次企图大规模北进，是什么导致了尼赫鲁在三年之后突然开始执行极为强硬的对华政策？（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正式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印方要价极高，且毫无妥协之意；而到了1962年8月至10月，更多次拒绝与中国继续举行谈判）。这几年中，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军队在西藏陷入止叛和平叛的工作，其次是中国经济上遇到了“三年灾害”，再次是在外交上，除了原来与西方的对立，又与苏联公开发生严重分歧。按任何严肃的逻辑推理，这都是尼赫鲁改变态度最可能与最主要的原因――趁着西藏叛乱之际，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再象51-53年那样大捞一票。老实说，从印度的立场出发，这一策略应该是正确的。当然后来事实证明，尼赫鲁们被一连串所谓的“拿破仑式的胜利”冲晕了头脑，高估了自己在边界附近的实力，更过分低估中国的力量；具体用兵上又犯了先骄后躁的错误，导致了62年在军事上的惨败。不过这是后话了。

　　说到59-62年的西藏叛乱。在大多的公开介绍中，似乎就是PLA简单的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初期关键的拉萨之战就赢得十分凶脸，如果不是旧藏军的战斗力太差，如果他们有康藏叛军的素质，如果他们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作战计划，以兵力对比，PLA很可能会吃大亏。而一旦在拉萨败北或者仅仅是不能速胜，整个PLA的驻藏部队就都成了被分割的各个孤立集团。即使拉萨之战获胜，PLA随后也没能实现聚歼叛军主力的战略计划，叛军大多安然退出国境，其后数年，PLA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都投放在平叛上，加上“三年灾害”已经来临，这时候同样不可能是和印度开战的好时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会在1959年下令在中印实控线上单方面后撤20公里（（雷英夫口述回忆，《文汇读书周报》））。但关于这一点，雷英夫的回忆却同时又提到“1960年1月，我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奇怪的是，如果PLA真的完全退出实际控制线20公里，那么怎么还会有命令部队在此区域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的需要？如果PLA不是仍然完全或至少部分控制着实控线一侧，又怎么会有“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的可能？联系当时的情况，我的推测是，所谓“后撤20公里”实际很可能只是将实控线一侧20公里内的固定哨所暂时后撤，但仍然会有部队不时巡视。显然，这些（固定哨所后撤以及“几不”）举措都是为了防止印度完全倒向达赖，支持、武装叛军的而在外交上示好的需要。而在叛乱基本被彻底平定的62年就爆发了中国“忍无可忍”的对印反击战，难道仅仅是巧合？

　　62年的中印战争，如今倒是这段历史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了。相关的资料都不难查到，所以就只简单的说一下：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自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10月20日至28日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击溃了印第七旅，俘其旅长，攻克了克节朗-达旺地区，其间比较重要的事态还有，10月22日以国防部名义正式宣告我军“没有必要受非法的‘麦线’约束”；第二阶段主要是从11月16日到21日，我军从西到东，全线大捷，特别是在东段，当面印军主力基本全部被击溃，我军前锋直逼中国所主张的“习惯线”，甚至可以说，当时只要我方愿意，饮马布拉马普特拉河也应该不是件难事的。可以说，这是建国之后的对外战事中打的最畅快淋漓的一场。不过也正是由于战场上压倒性的胜利，使得更多的人反而更加不理解其后的无条件全面撤军，有的人更是借此抨击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视国土如弃履，为了个人的“天朝心态”而丢掉了所有的胜利果实。但这种批评是相当不公正客观的，检视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就可以看出，作出主动撤军的决策是非常符合对于当时中印双方在边界上可投入力量对比的清醒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