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茅民的《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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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刘少奇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办公室 突然打电话给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指名要其头头蒯大富 在下午2时 到中南海西门去，说中央文革要找他谈话。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受到工作组的批判，被定为右派。蒯大富为此宣布绝食，陈伯达派人 对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自此，蒯大富名声大振，拉起了队伍，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并于1966年9月24日夺了清华大学的领导权。他坚决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号令行动。现在，蒯大富按时来到中南海西门，被引导到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房里坐着张春桥，他一字一顿地对蒯大富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注：指刘少奇、邓小平），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连连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次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主持召开誓师大会，发出了“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的动员令。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井冈山兵团的五千余人，由广播车开路，举着各种横幅、旗帜，奔向北京市区。在天安门广场上，蒯大富主持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五千余人兵分五路，奔向王府井、西单等闹市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大字报到处张贴，并散发传单。27日，北京各高等院校的群众组织 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等人 用激烈的语言 对刘、邓进行攻击。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 纷起呼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倒刘、邓的狂潮。30日傍晚，中央文革的江青、姚文元等人 亲自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1967年元旦，中南海内的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团”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 张贴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红卫兵 设计了一个圈套：假称刘平平（注：刘少奇的女儿）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出来，抓她起来批斗。当天快到吃晚饭的时间，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王光美接过电话，听筒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王光美让另一个女儿刘亭亭 与警卫班长一起 骑自行车去医院。他们刚出门，王光美又让儿子刘源 也去医院看看情况。过了一会儿，刘亭亭打电话来，说姐姐是“粉碎性骨折”。王光美听完，说：“周总理不允许我们出去（注：即不要离开中南海，以策安全）。”刘少奇说：“你不去我去，女儿是因为我挨斗被汽车撞了。”王光美说：“那我跟你一块去。”于是，刘少奇夫妇赶往医院。但是他们刚进医院门，刘源就喊道：“爸爸、妈妈，他们骗你们呢，他们要把妈妈骗到清华大学去批斗。”王光美一听，决然把刘少奇往身后一挡。刘少奇愣在那儿。王光美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然后使劲推拉刘少奇及其子女，最后是卫士把刘少奇给架走了。卫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这样，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批斗。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立即给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在刘少奇家里，两个女儿都哭了。刘少奇说：“不怪你们，是我犯错误了，让你妈妈去作检讨，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妈妈接回来。”第二天，红卫兵按照周恩来的命令送王光美回到中南海的家里。同时，北京出现了描述“智擒王光美”的大字报，并立即传遍全中国。

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此前，陶铸已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诬为“最大的保皇派”，贺龙已被林彪点名说成是“大土匪”。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约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说：“主席，这次我犯了大错误，是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避开了刘少奇的话题，他建议刘少奇
认真读几本书，还特意介绍了法国学者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3月21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有关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转交给此前已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作进一步调查。公安部长谢富治 在专案组报告上批示说：“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江青同志。”

4月1日，北京各大报纸 刊登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的署名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针对刘少奇，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读后，狠狠地把报纸摔在桌上，说：“假话，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4月6日，中南海的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住处，“勒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注：刘少奇习惯夜间工作，上午睡觉）。造反派围住刘少奇，用手里的“红宝书”（注：即《毛主席语录》，是袖珍版的，红卫兵人手一册，激动时就挥动红宝书）对他指指点点。他们就戚本禹文中所列的“八大罪状”逐条提出质问。当造反派质问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时，刘少奇一下子发怒了，他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在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啊！这事，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坐在家门口的“小小”（刘少奇最小的女儿）看到父母亲挨打，非常害怕，“哇”地一声号啕大哭。“源源”（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见状，忙去照顾小小，被造反派拦住。源源怒目圆睁说：“你没看到一个小孩子被吓哭了吗？”接着，王光美专案组抄了刘少奇的家，抄走了刘少奇、王光美的笔记本等，共188本。第二天，刘少奇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并抄成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个小时之后，被人撕得粉碎。在武汉，汪东兴得悉了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事，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后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并让把他的话转告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林彪。其实，毛泽东早在离开北京去武汉之前，曾在人民大会堂第118房间，召集周恩来等一些老干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 一起开了一个会，谈他离京后的工作安排时 说：“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

红卫兵要组织三十万人的大会批斗王光美，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刘少奇得悉后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说到这里，他把手中的汤勺猛地摔在桌子上。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把在家的几个孩子叫拢过来，缓缓地说：“将来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刘少奇又对子女说：“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经受住委屈，在实际劳动中接受锻炼，人民对我不理解，对你们也可能有些过火的行动，你们一定要理解人民。中国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要与群众有对抗情绪。……我多次跟你们说过，对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在三十万人的大会召开之前，清华大学的红卫兵 三次审问了王光美。第一次是在4月10日晨６时半。他们事先准备了一件很瘦的旗袍、一串用乒乓球制作的“项链”（王光美在陪同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时，身穿旗袍，戴项链，这被红卫兵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穿戴”），这时要她穿上旗袍。王光美不穿。红卫兵说：“这衣服你一定要穿上！”王光美：“就不穿！”红卫兵说：“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王光美：“反正我不穿。”“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红卫兵们哄堂大笑，说：“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你专政，没有你的自由。”王光美：“这是绸子的，太冷了。”红卫兵：“冻死苍蝇未足奇（注：这是毛泽东的诗句）。不行！都穿上。”王光美：“你们没有这种权利。”红卫兵：“我们就有这个权利！今天是斗争你，我们要怎么斗就怎么斗，没有你的自由。你那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臭理论收起来吧。我们是革命群众，你是反革命臭婆娘，你混淆不了阶级阵线。”这时，“捉鬼队员”硬上，给王光美穿上了“妖衣”。王光美抗议道：“你们武斗。你们违反毛主席指示。”红卫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注：这是毛泽东的语录）……”王光美：“你们用强制手段。”红卫兵：“你穿上这套衣服去印尼与苏加诺（注：印尼总统）吊膀子，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你侮辱了全中国人民。你还想倒打一耙？对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的头号大扒手，对你就是要强制。”然后，红卫兵开始正式审问：“王光美你说，你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看？”王光美：“我主观上还认识不到这个水平。反正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主席许多事情委托刘少奇、书记处处理，发生的事他要负责，但现在他靠边站了，不负责了，不当权了。在反动路线时他是走过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红卫兵：“就按你的这种说法，你说说看，刘少奇走过那些资本主义道路？”王光美：“山西老区互助组的批示，是错的，是他批的。合作社发展太快，他求稳，说要慢一点。1962年他对困难的估计过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谬论他是不赞成的，单干也是不赞成的。他那时许多时刻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红卫兵：“刘少奇宣扬‘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王光美：“刘少奇是讲了很多错话，你们是指他1950年在天津的讲话，当时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许多话是很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情绪，不少人要消灭剥削阶级，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的话与他讲的有出入。”红卫兵：“这么讲，说‘工人就得剥削’是对吗？”王光美：“有些是错的。有的这样讲是对的，有的这样讲不好。这不能脱离环境。比如一个资本家与他座谈，说剥削是罪恶，那开一个工厂就大罪，再开一个工厂罪就更大了。刘少奇说只要对国富民强有好处，开厂剥削，这样的剥削是需要的。工人也需要这样的剥削。这是在特定条件下讲的，现在有人砍头去尾地讲这句话。”红卫兵：“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散布对蒋介石的迷信是谁呢？”王光美：“那不只他一个人。根据报纸上的报导，绝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停战协定（决议）上写‘和平、民主’很明显嘛。他现在把责任担起来，勇于承担责任。”红卫兵大笑：“这么他还是英雄了？”   接着，红卫兵要王光美戴上项练，并问：“你说！江青同志叫你出国不要戴项练，你为什么非要戴上？”王光美：“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带别针，没说戴项练的事，但问题是一样的。”红卫兵强行给她戴上乒乓球串，给她打扮后照相。王光美：“你们不应该侮辱我。”红卫兵不理她。然后，红卫兵问道：“王光美，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怎么看？”王光美就戚文提出的十一个问题，一个一个地逐次作了回答。   最后，红卫兵问：“王光美，你怕不怕？”（注：当时王光美准备坐牢，将毛巾、牙刷什么的 都带来了。）王光美：“我怕什么？我不怕。”当天下午1时、傍晚5时半，红卫兵又两次审问了王光美。

7月18日，北京一百多个群众组织的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围困中南海，要求“刘少奇滚出中南海”。中南海的造反组织准备当晚开大会批斗刘少奇夫妻。刘少奇得知后，默默地望着王光美，平静地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被分别揪到 中南海的两个食堂内批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被强按着头，弯腰站在会场前。他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批判持续近两个小时，年近七旬的刘少奇的脸上不断滚落汗珠，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站在他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在武汉，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了中南海批斗刘少奇夫妻的事，毛泽东让汪东兴
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告诉那些群众组织：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周恩来听了汪东兴的电话后说：“主席的指示我知道了，你最好直接和戚本禹（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讲。”汪东兴就又把毛泽东的话用电话通知了戚本禹。

8月5日，是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这一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数百万人参加的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为了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会相呼应，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 在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分别批斗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陶铸夫妇。批斗会分别在这三对夫妻各自的家院内举行。在刘少奇家的院子里，造反派强按下刘少奇的头，把他的手扭到背后，作“喷气式”。他们把刘少奇夫妇押到会场一角，硬把他们的头按下去向两幅巨型宣传画上的红卫兵鞠躬。突然，王光美挣脱了扭住自己的造反派，扑上去抓住刘少奇的双手。刘少奇也紧紧握住王光美的双手。造反派凶神恶煞般掰开了 他们的手，王光美又奋力挣脱，拉住刘少奇的衣角，死死不放。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家中的办公室。他立即按铃
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机要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少奇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回答。8月7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告诉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转押秦城监狱。刘少奇的子女也被赶出家门，有的到所在学校接受批判，有的流浪街头。刘少奇独自一人，被看管在中南海住处福禄居的前院。精神上的痛苦、作息习惯的突然改变、安眠药用量的限制，使刘少奇一个晚上只有一、两个小时能入睡。身体变得越来越弱。




批斗邓小平




1967年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组织把邓小平夫妇带走，说有事情要问。邓小平夫妇走后，他们抄了邓小平的家。但什么也没有搜查出来。原来，邓小平的习惯是：开会不做记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稿，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处理文件都是 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内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抄家的人，未免有些失望，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7月29日，中南海一些造反派群众 以开党支部会的名义，批斗了邓小平，宣布从即日起限制邓小平夫妇的行动自由，并限他三天内交出“请罪书”。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今日上午支部会议的情况料已知道。另，外语学院也要我在30日以前写出交待，支部限期是三天。对此类事情应如何处理，理应请示主席和中央。电话不便打，我写一封信求见主席，请代为转呈。”在所附的给毛泽东的信中，邓小平写道：“5月见主席时，主席曾面示有事可找你，并嘱如要见主席可直接写信。我再次写信求见主席，十分恳切地希望能够当面向主席请教。我自觉这个请求是不一定恰当的，但我别无办法，只能向主席倾吐我的心情。如果主席太忙，是否要别的同志找我一谈。”但毛泽东那里没有回应。这里提到的“5月见主席”一事是这样的：5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中，说：“是主席让我来看看你，转达他的三个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邓小平听后，要求见主席当面谈谈。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正在睡觉的邓小平被叫醒去见毛泽东。直到黎明时分，邓小平才返回家中。他告诉他的夫人卓琳：主席主要问他30年代离开红7军到上海去的历史情况（注：那时，红7军在广西的起义受到镇压，被迫向江西井冈山转移，途中队伍被打散，邓小平离开队伍，去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并汇报工作）。另外，他告诉卓琳：主席批评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但态度缓和。

8月1日，邓小平原来的秘书和警卫员都被调走了。中央办公厅派来了一个新的秘书。新秘书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卓琳叫到他的办公室，那里的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他声色俱厉地让卓琳揭发邓小平。卓琳从容地说：“小平同志从来不把工作上和组织上的事对家里人讲，我什么也不知道。至于文件，每天看完后，该处理的当天都处理了，其他的都送中办机要处了，要什么，你们自己去翻吧！”

8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数百万人参加的大会，纪念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那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 在邓小平的家院内 批斗邓小平、卓琳夫妇。他们把邓小平夫妇从屋里押出来，把他们团团围在院子中间。呼喊了一阵“打倒邓小平”口号声后，他们又连喊带叫地批判了一通，然后再七嘴八舌地质问邓小平。邓小平刚刚辩解了几句，便被粗暴地打断，说他负隅顽抗。群众组织在院内架上喇叭，播放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批判大会实况。批斗结束后，卓琳扶着邓小平走回屋里，看到邓小平脸色苍白，赶紧倒水让他喝，再扶着他躺下休息。

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另眼看待的，他在1967年7月14日对王力说：“我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掌舵，都离不开周恩来。”造反派头头也知道 毛泽东对邓小平另眼看待，因此批斗邓小平没有批斗刘少奇那么狠。

 

张霖之部长的惨死

 

张霖之，是煤炭工业部部长。1965年初，刘少奇在与毛泽东争论时曾问：“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当即回答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1966年12月，江青又点名张霖之是“彭真死党”。于是，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鼓动中国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把张霖之抓了起来批斗。

1967年1月的一天，张霖之的女儿去矿业学院探望父亲。她在楼道等的时候，听见从楼下传来一阵吆喝声，急忙迎到楼梯口去迎侯她的老爸。她看到：她老爸正被押解上来，头发被从中间剃掉了一大片，胸前、胸后各挂着一个大木牌，手里还举着一个牌子，上用大字写着“三反分子张霖之”，“彭真死党张霖之”，而“张霖之”这三个字是倒着写的，上面划了个红×。来到关他的房间后，他女儿问道：“爸爸，您还有粮票吗？”当即被造反派怒声喝住。她不再作声，他也沉默着。

造反派找来一个铁炉子，用张霖之的铺盖卷裹在外面，然后用粗铁丝挂在他的脖子上。张霖之的后颈被勒出一道血印。造反派要他站在凳子上，双手高举木牌。张霖之坚持不住，摔了下来，造反派再将他拉上去。   接着，来自汾西矿务局的几个人，弄来一个重30公斤的钟型铁帽，把它扣到张霖之的头上，作为高帽子。张霖之的头颈无法承受这样的重量，被压倒在地，昏死过去。1月21日，张霖之被拉去游行示众。此时的张霖之 已经无力抬头，头垂得很低。回来后，造反派让他站在一个凳子上，然后踢倒凳子，使站在上面的张霖之摔到地上。他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晚，驻校进行军训的解放军军官开会，有人说张霖之有自杀的苗头，要大家“注意两条：第一，提高警惕，防止张自杀发生意外；第二，把洗漱室晒衣服的背带解下来，不然张用解放军的背带上吊自杀影响不好。”第二天早上，看守发现张霖之吊死在房内，终年58岁。造反派说：张霖之是畏罪上吊自杀，“自绝于人民”。

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落了泪。他拿着张霖之遍体鳞伤的照片，对造反派说：“你们把张霖之部长扣押四十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批斗几十次，刑讯逼供，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真是无法无天了！”他指示公安部验尸、调查。   尸检人员在一间小房子里的水泥地上 看到了张霖之的尸体：赤膊，下身穿棉毛裤，脚穿着棉鞋，没穿袜子。验尸结果是：全身青紫，口微张，背后有三十多处伤痕，脖子上有勒痕，脑后有一个血洞，血痕尚在，前额偏左处有塌陷。没有进行尸体解剖。尸检报告的结论是“缢死”，至于是他杀还是自杀，则说“不在调查之列”。

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上，周恩来悲愤地说：“霖之同志不明不白的就这样死了，他是国务院的一位部长，是中央候补委员，叫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此后，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各部委负责人。他以召开生产会议的名义，将各部部长集中到中南海，并吩咐安排房间让他们休息。他还规定：批斗部长 须经国务院同意，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水电部部长刘澜波感叹地说：“霖之同志的死救了我们大伙。”

七机部部长王秉璋 向林彪汇报工作时，从文革的混乱 讲到张霖之的死，林彪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让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刽子手！”

【附注：1970年７月底，周总理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作出了《关于张霖之死亡问题》的决定：“大家一致认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张霖之同志在矿院全校广播中听到戚本禹反革命分子（注：作出这个决定时，戚本禹已被打倒）这种威胁和煽动的语言，而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兹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的家庭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对待。”1973年冬，在邓小平家中，张霖之夫人李蕴华 向邓小平叙述了张霖之被诬陷、迫害、惨死的全过程，她说：“霖之同志已不明不白地死去六、七年，还未得到公正结论，担心久拖不决，没有结果。”邓小平说：“霖之同志是好同志，我们不会忘记他；霖之同志的问题我会管，不会没有结果的；你不要着急，水到渠成嘛。”1975年10月８日，邓小平已复出，煤炭工业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为张霖之同志恢复名誉的报告》，明确否定了强加给张霖之的罪名，要求为其恢复政治名誉，在死因上指明是“蓄意杀害”。邓小平批示：“同意，照发。我参加追悼会。”28日下午，张霖之的骨灰安放仪式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为张霖之等八人举行联合追悼大会。次年初，追悼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邓小平主持了追悼会。1992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政部 向张霖之家属颁发《革命烈士证书》。他的夫人李蕴华表示：“我们全家之所以长期坚持为霖之同志争取烈士荣誉，是为了使他的牺牲得到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是为了告慰霖之同志的在天之灵。我已离休，自有国家照顾，我的子女自食其力，各得其所，无须国家照顾。因此，我们只领取烈士证书，不要烈士抚恤金。”张霖之死亡的那天晚上担任看守之一的一名造反派，后来被分配到河北邯郸峰峰矿务局机械总厂工作。他只要一听说
上面来人调查张霖之死亡一事，就浑身哆嗦，后来得了精神病，死了。】

彭德怀被打断肋骨

1967年7月19日，彭德怀被带到北京航空学院批斗。该学院红卫兵组织的头头 名叫韩爱晶，是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参加批斗的，是几十个红卫兵，他们连声呵叱：“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彭德怀答道：“打日本鬼子呗！”红卫兵说：“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彭德怀答：“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祝贺。”韩爱晶厉声喊道：“彭德怀，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怀说：“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全场沸腾、高呼：“打倒彭德怀！”韩爱晶一拳 将69岁的彭德怀元帅 打倒在地，手下的红卫兵一拥而上，对彭德怀拳打脚踢。彭德怀满脸是血，他抬起头来，刚想说什么，一个红卫兵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倒了下去，他的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彭德怀忍痛喊道：“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七十岁的人！”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七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红卫兵，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下午5时50分，半昏迷的彭德怀被架回囚室，勒令他写“认罪书”。第二天，彭德怀起不了床，被送到第267医院检查。他的病志记载着：“胸部正位相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等单位的造反组织 连续“揪斗”，其中六次是在万人大会上，七次为“游街”。在被“游斗”中，彭德怀几度昏迷。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右半身麻木。从8月16日开始，彭德怀再度被连续“批斗”，北京军区、第二炮兵司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卫戍区、通信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等单位
召开批斗大会，共十二次。到1967年末，彭德怀被隔离审查，此后没有被打。



“揪叛徒”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8月起，各地相继成立了“揪叛徒”组织。康生指使这些组织去查找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寻找“叛徒”线索；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 到各地查阅机密档案。

在这场“揪叛徒”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老干部，他们被认为是“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主要成员。9月16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这个“薄一波叛徒集团”在历史上是这样的：1931年的时候，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共党干部被捕后 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他们在狱中有组织地、长期地与敌人作坚决斗争。1936年，日本侵蚀我国华北。如果日军打进北平，这批被关押的干部必遭杀害。中共北方局的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对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说：这几十名干部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因此出不了狱。刘少奇认为：这些干部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于是，刘少奇、柯庆施 向中共中央建议：让这些同志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出狱。中共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这样，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根据这一决定，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 出狱。这批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是高级领导干部。1966年11月，南开大学的“卫东”红卫兵跑到西安，与西安的“炮打司令部战斗队”一起，揭发刘澜涛1936年“自首出狱”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23日电告中央，请示如何处理。周恩来阅电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西北局的复电：“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电报拟好后，周恩来送毛泽东批发，并附短信注明：“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周恩来还在信封上写上：“请徐业夫同志面陈主席阅批，特急件！”毛泽东用铅笔在“主席”两个字上划了个圆圈，然后拖出一杠，再写下“照办”两个字。

然而，三个月之后，毛泽东改变了看法。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据此，中共中央于3月16日下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打成“叛徒集团”。对此，江青很是高兴，在4月12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兴高采烈地说：“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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