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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毛泽东同彭真、康生等人谈话，再次重申了 21日与秀才们谈的看法：《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回京后，关锋将田家英不同意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等语写入纪要传了出去，引起了江青的愤怒。


　　本文摘自《聆听历史细节》第七章，王凡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秀才”们的政治嗅觉还不够灵敏
　　包产到户事件，客观上造成了田家英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裂痕。在此后整整半年里，毛泽东既不理也不用田家英。田家英心里非常郁闷，有时甚至流露出消极情绪。他曾对董边说过：“搞政治风险大，一不小心就会跌到旋涡里。”他还曾几次同董边认真地商量，提出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
　　性情耿直的董边，虽然并不认为丈夫在大的路线是非问题上总是那么正确，但她相信田家英的为人和他的出发点，相信他即便犯了错误，也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她完全赞同支持田家英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他一起下去。她对他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我也一直在上边工作，很想多接触些基层的情况和同志。”
　　田家英的要求没有被批准，毛泽东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田家英，又向毛泽东表露了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毛泽东说：“噢，你也是搞本本主义！”仍然没有同意。按逄先知的分析：毛泽东对田家英“虽然已不那么信任，但工作上还需要他”。
　　196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谈话。当时，毛主席提议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选择几本出版，出版时每本均应由中国人为之作个序。这实际是一次打招呼，要“秀才”们考虑一下先选择哪几本，如何作序。谈完后他说过几天还要商谈一次。
　　可在此之后毛泽东突然前往上海，在那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的“错误”进行批判。但在杭州的田家英、胡绳、艾思奇等人，并没感到政治空气的骤然变幻，在等待毛泽东再谈的一个月里，甚至有些优哉游哉。田家英还带秘书逄先知重游了 1961年搞调查去过的嘉兴等地，为那里喜人的变化感到欢欣鼓舞。直到毛泽东重 返杭州，于 12月21日再次谈话，他们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这次谈话持续了 3个小时，话题还是从选书和写序始，但谈得海阔天空，谈到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中美关系，谈哲学，谈当时的思想界，其中还插入了《海瑞罢官》。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他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话题。
　　第二天，毛泽东同彭真、康生等人谈话，再次重申了 21日与秀才们谈的看法：《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
　　原本毛泽东就写序同几位“秀才”讲的话，几个人知晓，依照毛泽东的思路完成交代的任务就行了。可一向尊重毛泽东的田家英听了如此丰富的宏论后，感到这个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谈话非常重要，加之作为中办副主任的传统工作习惯，遂提议整理成纪要送给中央其他同志。
　　具体参加整理纪要的有田家英、胡绳和关锋，由关锋执笔。当整理到关于罢官一段言谈时，田家英认为谈话的主题是马列主义经典的学习，而《海瑞罢官》寥寥数语，是附带提及的，同其他附带言及的话一样，不必放在纪要中。胡绳支持，艾思奇也同意田家英的见解，执笔的关锋就按照他们的决定，搞了一份没有《海瑞罢官》内容的纪要。
　　在叶永烈的《毛泽东的秘书们》中，是这样叙述此事的：“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仿佛田家英是被动的，并不情愿搞纪要。
　　“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
　　很显然，这样的叙述是与真实情况不符的。艾思奇并没有直接参加纪要的整理工作，他从杭州返京不久即因病逝世了。关锋最初整理出的纪要，原本就没有言及《海瑞罢官》的话，根本不存在从纪要中删除的问题。关锋在完成纪要稿后，曾提出毛泽东有关《海瑞罢官》的言论不写进纪要“行不行”的疑问，但田家英、胡绳对此没有理会。
　　回京后，关锋将田家英不同意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等语写入纪要传了出去，引起了江青的愤怒。因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江青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精心策划的。最初，她在北京组织人写文章，可搞不下去，才到上海找张春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文章由姚文元执笔。

　　文章写成后，江青只给毛泽东一人看，当毛泽东提议让中央其他领导人过目时，江青极力说服他：不要送周恩来了，因为一送周，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他们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些情况，田家英都不知道，江青封锁得很严密，连中央的核心领导都被她瞒过了。
　　十多年后，董边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胡绳回忆说：关锋后来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加进去了。我们在此事的处理上，的确缺乏政治敏感性，关于《海瑞罢官》的话虽然是附带的枝蔓，但分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我们不主张放进的那段话。原先的主题，倒不再被提起了。
　　胡绳告诉董边，以他同田家英的接触了解，能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那段话，与他 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
　　在失去毛泽东信任后，田家英仍然敢于在有人反复强调之后，把毛泽东讲话中不符合事实的内容置于纪要之外，他虽然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讲话的“要害”，但这仍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最终使他陷于“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万劫不复罪责。
　　田家英反对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提法
　　1966年初，田家英凭着他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多年的直觉，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到来已是不可避免了，“‘风’既已起于‘青萍之末’，必然要‘浸淫溪谷’，以至‘盛怒于土囊之上’”，他对一位朋友作了如是分析。江青、陈伯达等人在政治舞台上日趋走红，那么正直的实事求是的党的干部们能安然履过风涛吗？处于被毛泽东日渐疏远的他隐忧重重。
　　“这种提法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罗瑞卿问。“这个提法是错误的。”田家英斩钉截铁。“错在哪里？错在‘顶峰’二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真理；而科学、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发展和丰富的。顶峰的观点，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就到头了，不再发展了。这是违反科学、违反辩证法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田家英的分析，赢得了罗瑞卿的赞叹。
　　不久，江青也对田家英施以颜色。 1966年3月，哲学家、中共“秀才”之一艾思奇病逝。由于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方面作出了十分杰出的贡献，故而他的治丧活动超出了其所任职务的通常规格，组建了相当庞大的治丧委员会。但据说由于江青的阻挠，使得与艾思奇关系颇密切，并同为中共“秀才”的田家英被排斥在外，受到故意贬损。

　　就在那些日子里，田家英请挚友为他刻了一方图章——“无我有为斋”。他拿着图章给董边看时，解释了何以起这么个斋号的说头：“一个人光忘我不够，还要有为。忘我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故曰无我有为斋。”
　　也是在那一时期，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吴冷西说：你吴冷西还算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还批评批评你。田家英一贯右倾，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够，我连批评都不批评他了。
　　此时，田家英已经被取消了参加中央会议的资格，这话是一位与会的秀才朋友传过来的。毛泽东对他的定论在他的内心引起极大的悲哀。同毛泽东相处 18年，并经历了建国后几次所谓“党内斗争”的田家英，稔知毛泽东的脾气秉性：
　　毛泽东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他不会忘记，并会以行动表示感谢。但谁要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在他认为是路线问题上，同他发生分歧，要想依旧得到他的信任，则非常困难，而且他也是不会忘记的。特别是党内的干部，如若被毛泽东视为在路线问题上对立的话，他在政治上便很难再有作为。
　　而田家英，恰恰是那类在意念中视政治生命与肉体生命之比如泰山与鸿毛的共产党人。如若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活在世上而于国于民无益，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多么希望仍像庐山会议一样，他再次成为一个例外，哪怕在无我的状态下继续“有为”。他没有向董边提及毛泽东的评断，或许他正是以新的斋号吐露了此刻悲凉的心态。可惜的是，田家英虽肯“忘我”，然而面对日益拧紧的阶级斗争之弦，他又能做什么“有为”之举呢？
　　这年4月，他的一位朋友随陈伯达到“大三线”看视归来，特意去看望田家英。因为他与陈伯达分手时，陈曾当他的面对田家英肆意攻击，说田家英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懂，应该下放到人民公社劳动改造。所以他请田家英注意提防陈伯达动手整人。
　　但田家英对朋友的劝告不以为意，他告诉朋友他与陈伯达打交道二十余年，深知陈的为人，且从不掩饰对他的批判态度。显然，他并不惧怕来自陈伯达的报复。
　　但5月22日，中央三人小组突然宣布的关于他的问题的决定，令他感到震惊。他最不能承受的，就是反对毛泽东的这顶大帽子会扣到他的头上；江、陈会以这样的罪名陷害他，这是出乎他的预料的。

　　“篡改毛主席著作”，这是在政治上宣判他死刑的罪状；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把他正式划入了“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交出工作，搬离中南海，这说明毛泽东真的不再需要他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被党的主席划到对立面去了，他还能为党做些什么呢？田家英是以善于思索、善于逻辑推理、善于辩论出了名的，可他此刻感到他再也没有机会在毛泽东面前为自己辩白了，同时他又怎能和他追随、爱戴、仰慕了几十年的领袖，去辩个孰对孰错呢……??田家英选择了他的亲人和朋友都意想不到，也绝不希望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今天，当许多人谈论起此事，都不免惋惜。然而经历苦苦的思索之后，我们感到如果他当时选择了生，无疑会承受更加难以承受的折磨和痛苦，也可能会扭曲如今他在我们眼中的形象。一个勇士的死，或许比他的生，能引起人们的更多的思索。他的死，是有价值的！
　　注：本文系与田家英女儿曾自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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