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没了，人们确实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不知道以后中国该怎么办，很少有人会想到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就要开始。这么大一个国家，几亿人的命运，竟完全只由一人掌控！权力确实诱人啊！难怪会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继而引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江山多娇，但不当统治者，一样可以观赏游玩，为何还要竞折腰？以至于纷纷夭折？因为江山虽好玩，却远不如江山里的人更好玩。

　　与当年被迫追悼的厌倦麻木相反，二十年后王宇恒是自觉自愿、由衷崇敬地去了毛主席纪念堂，瞻仰老人家的遗容。他缓步凝望着静静躺在水晶棺里的伟人，神往已久却初次谋面，老人家似乎不如想象中那样高大，也不再具有超人的能量，曾经掌控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疆域的他，此刻被囿于两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他是否知道中国大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否知道他耗尽毕生精力摧毁的东西又卷土重来了？

　　王宇恒对领袖的感情相当复杂。老人家的文韬武略、雄才大略，令王宇恒膜拜不已。这不是对政治领袖、对大救星的崇拜，而是对有辉煌历程的强者、对个人奋斗大成者的崇拜。一个农民的儿子，十六岁就外出闯荡，离家时给父亲留诗一首：“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何等豪迈！毋庸置疑，“孩儿”混得相当成名，以至于将埋骨地、青山定在了天安门广场。

　　王宇恒有些出神，似乎纪念堂里只有他与领袖二人。此时领袖身边站的不是朱德、周恩来，不是刘少奇、****，不是王洪文、江青，也不是千军万马与百万红卫兵，而是他王宇恒。他的游离之魂在向闭目养神的领袖做思想汇报，倾诉一下自己肤浅而杂乱的想法，仅供参考，忠言逆耳，有不当之处，请领袖见谅并指导，但不要把我打成右派、反革命——领袖余威犹在，虽然隔着水晶棺——你要是出来了，我就钻进棺材里。

　　青年人容易信奉强者哲学，因为雄心勃勃、生命力旺盛。王宇恒崇拜伟人，是无形中把自己意淫成伟人，便用俯视的角度看问题，也自然推崇强权铁腕。但后来冷静一想，自己的几个姥爷白手起家，十几年建起偌大家业，不可谓不强；开国元勋、将帅名流，不可谓不强，不都成为伟人脚下的蛆虫了么？自己算什么东西？蛆虫脚下的细菌而已！伟人脾气不好，大家全都降格。王宇恒提醒自己，还是要从蛆虫或细菌的角度看问题。

　　领袖在打江山时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居功至伟，何以在坐江山时却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使江山凋敝破残？明与昏怎会融于一身？难道这么快就老朽了？非也，战争时的建树与和平时的破坏并不矛盾，实乃性格决定方向。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那么可推演出一个独裁者的性格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领袖是什么性格？他太好斗了，攻击欲太强！知之不如善之，善之不如乐之，他渴望征服，喜好暴力，一遇到挑战、斗争，他便进入兴奋的竞技状态，意志、情绪、智力、体能都大幅高涨，无人能及，所向披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以将相关智商情商都调动至巅峰。但在和平年代，他过盛的攻击欲又该如何释放？

　　有玩的！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四清、文化革命、斗私批修、批林批孔、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从上到下、从朝到野都是斗争对象，关门打狗——想打就都是狗。有斗争要上，没有斗争创造斗争也要上！游戏有对抗性才有意思。

　　对好斗者来说，斗争已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过程就是满足，就是快乐，如胡大铁。对内管制并非没有必要，但靠的应是稳定的法律而非政治运动、疾风暴雨；应是守株待兔而非引蛇出洞、挖地三尺、欲擒故纵。无须考验，人性经不起引和挖，更不能纵，它有弹性且可流动，规范它的框架是什么形状，它就表现成什么形状，但框架不能频改胡变。斗争技巧有保留价值，但斗争只有对外才有意义，比如抗美援朝，比如恢复联合国席位。

　　但王宇恒对这两项功绩却另有所悟：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心硬！尽管国内一穷二白、一片废墟，武器落后，但也要出兵朝鲜，只要豁舍出去人！至于说保家卫国，王宇恒认为还是胡大铁分析得有道理。但领袖力排众议的豪迈决策展现的仅仅是他老人家的勇气吗？这种豪迈在后来面对核战威胁时再次显现：不要怕！最多不过死几亿人，中国就算人口减半仍是世界大国！这得天独厚的资源滋养出的豪迈令别国领导人震撼不已。领袖的着眼点是国而不是人，人人都要爱国，死不足惜。

　　志愿军战斗之烈、死伤之惨、代价之巨，一直只作为歌颂的素材。领袖将慈不掌兵的思想运用到了极致，并推广至全民皆兵。将贵智，兵贵愚，领袖贵智，军民皆贵愚。入朝参战打得联合****丢盔卸甲，一句“打出国威”足以令后人称道，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谁对敌人更狠，而是谁对自己更狠，谁能更彻底地剿灭己方贪生怕死、趋利避害的正常人性。

　　后人在称道国威的同时又趋之若鹜地进外资企业打工，在包括韩国人在内的外国人面前毕恭毕敬、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此时国威又何在？当年不堪一击的联合****怎么竟入侵本土成了我们的老板？当然同时我们也入侵他们，主要战术是：冒死偷渡、非法居留、脱团潜逃、美女外嫁等等，并潜伏底层灵活巧妙以至无赖地打拼，前辈先烈付出生命换来的国威又在后人不择手段的艰难求生中丧失殆尽。绕了一圈，我们得到了什么？想不丢国威也能做到，走今日朝鲜之路。中国人口数量保持领先，要庆幸与我们接壤的几乎没有发达国家。我们不幸中了敌人的诅咒：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不及格。若能珍爱苍生，不会有这样的成绩单。

　　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但非洲兄弟为什么抬我们？因为我们给了他们援助，但我们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有条件援助别人吗？领袖说有就有——反正他饿不着，最多不过饿死些子民，反正不饿死也要斗死，反正他不用拉选票。何况他还要做第三世界的领袖，要拉其他国家的选票。

　　我们今天欣赏长城的壮美，可去想下面埋了多少人？是谴责帝王的残暴还是歌颂帝王的有为？他有为也不用自己干，拿人往上堆就是了，只要狠下心——蛆虫有的是。我们是否也会想：反正死的是别人，而且是前人，不累死也都老死了！扪心自问，王宇恒也秉持着这样的思路：生命是过眼云烟，而长城是永久遗产，且独一无二；物以稀为贵，人以稠为贱。长城未能挡住清兵入关，也未能挡住康乾盛世，倒下的是前统治者，而不是老百姓。

　　古人不会用政治宣传、舆论引导来巧施斗转星移之术，将内忧之矛投向外患，才可能发生孟姜女哭长城之类的悲剧，如果有现代的治国理念，定会让孟姜女一抛粘人的做派，毅然奔赴前线去大哭匈奴，来个水淹七军；广大国民也会像今日之朝鲜一样，饿瘪肚子也要大力拥护先军政治。

　　这是正面解读：心硬，又名意志——抗压力强，敢力排众议；又名魄力——有得必有失，要敢大取大舍。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何况不是自己的孩子，更何况领袖自己的孩子已经舍了。给普通人一个选择机会，不用他奋斗，只要用六位至亲的生命换取天下，你愿意么？恐怕很多人舍不得。这也不是领袖的自愿选择，但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可顾惜的？还会去心疼别人么？

　　不同位置的人有不同的首要需求，政治家衣食无忧，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老百姓呢？也爱国，也需要民族自豪感，但首要需求还是生存。双方怎样协调？理论上是投票解决，把宏大的、空泛的东西精确量化，只是不易操作。这里没有对错，只有哪个需求更强。但不强的需求可以经过人为的夸大和调动而显得最强。

　　政治是群体动物的属性，而个体之所以结成群体，就是为了个体生存更有保障，活得更好，而后才衍生出集体主义、地域观念、国家民族意识、团队精神等心理工具。政治只是经济的衍生物、管家奴仆，所以一般人的政治热情远不如经济追求、物质追求那样强烈，只能做老百姓。正常人大多不会本末倒置，为集体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即使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人，所以才要用制度治贪制权。

　　而对于那些视政治为生命、寻死觅活就要以天下为己任者，人们更要提高警惕，小心提防：他们过强的权力欲、拿天下当试验田胡乱开垦、以及夺权垦田时的血腥手段——他为自己的蓝图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美好蓝图加血腥手段是夺田的最佳组合模式，但不论是职业革命家还是恐怖分子，其强项都是破坏而不是建设。愤青们也要自警这一倾向，当年的造反派和打砸抢分子也都是愤青。上述诸般人等的共同特点就是攻击欲过强，最善于并乐于与人斗——同类相争是群体动物的另一属性。虽说不破不立，破旧要靠愤怒，但立新却要靠理性。

　　而革命领袖是有理性的，懂得愤青之愤是蕴藏的巨大能量，愤青泄愤不需要报酬，只要任其尽享过程的酣畅痛快而不追究责任和后果，便可无偿冲锋陷阵。发动他们是低成本高回报，事半功倍。

　　打天下和治天下是否需要同样的人才？国家的悲哀莫过于打天下的人不善于治天下，百姓还要不断缅怀和感激他们打天下的丰功伟业，庆幸自己被解放，尽管若用民主大选代替战火蹂躏更能体现他们的价值。打天下的目的是掌权，是不择手段，你死我活；治天下的目的是民生，是光明磊落，合作共赢，《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中尔虞我诈、损人利己的斗争智慧都用不上。领袖对民生不感兴趣，也就无所谓相关智商情商了。

　　其实只要日子过得好，老百姓并不太在意谁当政，多将其做为闲谈消遣，如娱乐八卦，只要不涉及民族问题。涉及民族问题也不是绝对不能接受，很多人不都为了好日子争着移民海外、接受异族统治、做二等公民吗？他们的思维是开通的：既然执政者都自诩为公仆，那么雇佣外族仆人岂不更有民族自豪感？这和雇个印度管家或菲律宾佣人没有本质区别，那只是一份工作，主要看谁把你伺候得更好。面对谦卑廉洁高效的外族仆人和暴躁贪婪慵懒的本族仆人，你选择哪一个？这又是********与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民主自由本就是外族的舶来品。

　　在冷兵器时代，多数民族怎会被少数民族征服和统治？还是没有全民殊死抵抗。人们也确实认为满清的康乾盛世就是好于明末的民不聊生，只不过发型奇特一些，真到易子而食的地步也就顾不得发型了。该发型不但能接受，民国初年还有很多汉人拼死捍卫脑后的辫子，说是祖宗留下来的，正如很多祖宗在清初拼死捍卫脑前的头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样。两拨捍卫者大多是有气节的文人。

　　如果说秦始皇的最大功绩就是统一中国，那么又该如何评判屈原的立场？屈原效忠的不是曾经统一的大周，而是割据自立的楚国，类似今日的****分子。如果历史都遂了屈原、岳飞的愿，那么中国现在仍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若干小国彼此戒备甚至敌对，台湾问题都不算问题。人类的民族意识、宗派热情带来的弊总体大于利，不知引发了多少灾难，还容易被利用。********总能压倒阶级矛盾，掩盖诸般其他问题，故常被政治家拿来做文章，大一统不等于中央集权，却总能导致中央集权。真有必要对人类的民族意识、地域意识做一下脱敏处理。

　　生亲不如养亲，后天重于先天，这其实是人类实现大同社会的心理基础。人看重的是自己的感情而不是祖先的感情，思念的是自己的故乡而不是父辈的故乡，就如今日年轻人不觉得废除繁体字有什么可惜不舍一样。王宇恒在一次看球赛时听到一个印尼华侨说希望印尼队战胜中国队，他很吃惊，但随即反省祖籍河北的自己看比赛只属意辽宁队，也就不难理解了，祖辈闯关东的关里人后代也只认为自己是东北人了。美国若选出黑人总统不必担心他会效忠非洲——出生于美国是竞选总统的法定基本条件——否则这个移民国家就只能选印第安人当总统了。消除种族歧视战略意义之高，远非民族主义者可理解，如果一定要大家选出一个世界警察，那么这种海纳百川的移民国家肯定是得票最多的。

　　人类要实现大同社会，最好用迁徙、移民、经商、通婚的方式来个人种大洗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全球大选，又有各地自治，人与商品都自由流动，由市场及文化来协调。团体主义及征服欲只靠商业、体育和娱乐来满足，废除国家与民族的概念。

　　中国如此大的版图之所以能基本保持统一，就是因为历史上经过几次大洗牌，只不过是用战火强洗的。王宇恒无从考证自己的祖先归根是秦是楚是燕是韩，是蛮是夷是戎是狄，或上古年间属于哪个部落，是随了炎黄还是跟了蚩尤；而面对杨云峰等若干要好的满族同学及后来有一半满族血统的妻子，王宇恒也并不在意他们可能是金兀术或鳌拜的后人，只是偶尔调侃他们：金兵和清兵的后代高考竟然加分！上哪儿说理去？儿时崇拜岳飞的他想不到将来自己的儿子会有金人的血统，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家乡就是当年的大金国，是岳飞誓要直捣黄龙朝天阙的所在；一句“还我河山”，何等壮怀激烈，可综上所述，不还也罢；而金国更无须进犯，谁爱南迁就南迁，只要允许人口流动，会有后世的北上闯关东来调节的，只是消解了统治者之间的争斗游戏。很多领土纷争几百年后回头看毫无意义，但当时就是避免不了流血，如果人类没有愚蠢可恶的政治团体主义，生存竞争完全可以用和平且自由的方式实现。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王宇恒没处说理，人家少数民族还没处说理呢，因为民族独立和主权的优美旋律不适用于少数民族。怀柔政策润滑着现实也润滑着理论，力大于理，在力上撒些情的佐料，可以将力软化成理。存在即合理，这个理包含了力，也包含了情。

　　民族、地域、信仰、阶级，都能成为党派存在和纷争的理由，天下本无事，党派自扰之，凭空生出多少问题和苦难。权力欲包装上政治理想，总要奋力强调自己对国家的必不可少，无视老子的无为而治及一脉相承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经济理论。有为的政府没收了姥爷们的资产据为己有——即国有，再用操心费力的计划经济把国家搞得一穷二白。不操心、不计划又怎能充分体现权力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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