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中国丢失东北，作为封疆大吏的张学良，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追根究底的话，身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更负有不可推脱的领导责任，这个责任不是一般的领导连带责任，而是直接的决策、决定和指导的统领责任。

　　历史事
实清楚的表明，在1931年918事变前后，做为中国最有权势的最高领导蒋介石，一直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学者指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始于1929年10月28日的讨冯通电：冯逆玉祥所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当暴俄入寇之时，竟敢悍然作乱于西北，自古未有国贼在内不先去之，而能外御其侮
者～～而正式形成于1931年7月23日的《告全国同胞书》：唯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蒋介石的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前期攘外的对象是苏俄，安内的对象是地方军阀，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后来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攘外的对象指向日本，安内的对象则是
工农红军。还有研究者认为，918事变前，蒋介石提出攘外安内的说法主要是一种剿共、消灭异己的理论，是为当时的具体政策服务的，并未上升到处理内外关系
的基本原则这个总体战略的高度。而在918事变后，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蒋介石才确立为处理国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是蒋介石实行
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导致了东北沦陷的主因。张学良不过是这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当时放弃东北抵抗的发号施令者。

　　蒋介石为什么要攘外必先安内？第一，为避免重蹈历代内外夹击的覆辙。在蒋介石看来，剿匪之事需急不需缓。红军有30万人马，武器不精，兵马有限，国军
完全可以集中精力，在三、五年内围剿灭掉。如果松懈下来，让红军缓过劲发展壮大的话就后患无穷，极可能危及自己的统治。但日本侵略之事就不同了，可缓不可
急。尽管他们国力雄厚，兵强马壮，比中国强盛得多，但中国人多势众，国土辽阔，小日本一时半会的吞并不了，拖个十年八年的大有可能，只要忍气吞声，励精图
治，等国力发展强大了，再说较量的事。所以，蒋介石在1933年4月对围剿红军的国军将领训话说：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
能御外侮……后来又说：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
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无论日本人怎样凶险，我确信日本帝国主义终归一定会失败
在我们面前，一定可以由我们一般革命军将士的手里来将他们消灭。我们应当坚确认定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要晓得
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要先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够抗日。第二，蒋介石有弱国怯日的情结。他最典型的说法是：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
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3七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讲演《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
时说：我们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复兴民族呢？是否现在这时候竭全力来准备国防，拼命的来制造飞机大炮，就可以和他来作战呢？各位将领一定也知道，不仅是我
们现在临时添置武器，整顿国防，已来不及，不能和他抵抗，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专在这一方面再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如此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整顿国
防？可以来和他真正作战？没有这个时候！没有这个可能！我们不要梦想！
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方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蒋介石不仅在语言上有所怯日，在行动上也顾虑犹豫，畏首畏
尾。自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国民政府竟然不敢抗日言战，东北华北抗日军民只能冠以义勇军之名；甚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说：奢言抗日者，杀无赦！抗
战已经打了四年多，蒋介石不敢宣战，直到美英宣战，才敢对日宣战。而且几次与日寇秘密接触谈判，想妥协求和。在蒋介石的内心里一直认为，中国国弱民贫，对
于外来强敌不宜征战、不宜绝交、不宜抵抗，只能靠自强自立和外交解决。以不惜委曲求全、百折不回、卧薪尝胆的决心，求得自己也说不清的含糊结果。在这种私
心怯日的领导决策下，在这种弱势心态的指挥之下，东北岂有不丢之理？！

　　再说张学良的问题。面对日本人的侵略，握有重权的张学良当时为何放弃抵抗？有人斥责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张学良完全可以奋起抵抗啊！这个问题问
得好！难道是东北军兵力不足，武器不精，害怕打不过敌人吗？但事实是，在918事变前，东北军拥有30万人马，140多架作战飞机，战车26辆，3000
多门大炮，5800多挺机枪，118000多支步枪；而日本关东军才有10000余人，两门重炮，无飞机坦克，双方兵力兵器对比悬殊。难道是张学良没有血
性，不想替父亲报仇雪恨？事实也非如此。据顾维钧说，张学良非常渴望全国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1931年他代表东北集团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应“对日本采
取强硬态度”，并“直接抵抗日本侵略”。（《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北京版第1册，第425页）。正在江西忙于第三次剿共的蒋介石特意召开会议，讨论张学
良的建议，结果，决定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7月12日蒋介石在复电中说：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
民众发生轨外行动。8月下旬，驻沈阳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研究了日方一连串的军事活动后，发觉关东军即将发动战争，即写成报告，赴北平面呈张学良，请
求回师御敌。张学良一方面难以忍受日本的种种挑衅和污辱，另一方面也感到和平方式难以制止战争，再次密电蒋介石：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
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值此外患煎迫之机，务期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则党国幸甚。但蒋认为张学
良在“安内”大军已发之时，请求一致抗日，无异于动摇军心，因而颇为不快，复电只强调说“剿共”和解决广东皆为必要，余则只字未提。张学良放弃抵抗日军侵
略，究其原因，受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严重影响。有人说张学良桀骜不驯，不服从蒋介石，这是变相贬低蒋介石驾驭部下无能，也是对张学良的歪曲。事实是，1930年张学良通电拥蒋入关后，蒋张结盟，关系日深，亲如兄弟。蒋介石甚至在日记里
记载，曾暗示要把领导权交给张学良，做他的接班人。张学良也说，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所以，说张学良不服蒋介石，那
是瞎说。其实，中国史学界已有论述，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的7、8月份，张学良与蒋介石早已达成了不予抵抗的基本共识。既然决定要避免与日本开战，面对日
方咄咄逼人的挑衅，张认为退避和不抵抗是上策。9月5日他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
9月6日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第二，受中东路事件教训和保存实力的需要。1929年张学良在蒋介石承诺出兵10万相助的忽悠下，莽撞行动，制造了中东路事件，结果蒋介石根本不出一
兵一卒，事后只奖给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东北军战败张学良自知不妙，迅速结束战争。此战让张学良深刻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无论对苏还是日，仅以东北一隅
之力是绝对不行的。让东北军和关东军PK的话，关东军再增加10倍人员，东北军尚能敌对；但东北军和日军PK，10个东北军也敌不过日军。所以，以张学良
之见，要说抗日，必须是全国军队一起参战，无论是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桂军、滇军、共军还是国军，都要共同抗日，这样才能和日本死拼到底。但蒋介石只
打内战打共军，不打外战不打日军，此议肯定通不了。没有国家最高领袖的支持，仅让东北军一家出战日军，重蹈中东路事件的覆辙，那是自找死路的傻瓜！既然非
常渴望全国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想法做不到，张学良出于保护东北军的私心，出于不想再上蒋介石玩借刀杀人的当，只有退而求其次，与蒋介石达成不予抵抗的共
识，选择退避和不抵抗，确保自己的实力不受损失，其他的事情交由中央来办。

　　第三，战备松懈且临机判断失误。晚年张学良对采访的日本记者说：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
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
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在另一次采访他中又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
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
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
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
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
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通过张学良的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是他判断失误。以为日本军队只是挑衅，为避免冲突，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没有下达抵抗命令。2、
为什么判断失误？实际上是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避免和日本冲突所导致的后果。3、听候和等待中央指令的结果。蒋介石当时没说不抵抗，但也没说抵
抗。而且从事后的情况表明，蒋介石就是明明白白的选择了不抵抗，和平解决的做法。如果说张学良因判断失误，一时选择了不抵抗的做法，那么做为最高领导的蒋
介石，无论是从事前还是事后，并且一直延续到七七事变，他始终选择的是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执行蒋介石的政策中，错误地估计了日军的侵略意图，仅仅理解为
“挑衅”，下令东北军不准抵抗，退入关内，致使东三省陷入敌手。这使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也由此对蒋介石的对外不抵抗、对内打内仗的政策极
为不满和忿恨，最后激出了西安事变。

　　有人诡辩说，这是大陆教科书的说法！言下之意是大陆的一面之词，不可信。然而，台湾2000年的教科书明确写着：由于蒋介石的不准抵抗，十余万东北军不战而退，使东北大片土地迅速沦陷。两岸说法高度一致，这又怎么解释？史实就是史实，谁也不能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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