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的那些事情(二八八)
朱培德的整军还要好几年才能看到效果,而在日本人打进来之前,蒋介石决心做一件事:把共产党杀光。
从三零年丢失井冈山根据地起,毛泽东就一直在江西东奔西跑,一年多时间里挨了三次“围剿”,端的是狼狈不堪。在离开根据地的日子里,他走过江西、福建的穷乡僻壤,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农村是广阔天地,一定能大有作为!
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因为农村有钱,而是因为农村没钱;而要明白农村为什么没钱,要先从中国军阀和他们制造的国情说起。
拜受低成本影视剧之赐,一般人想象中的军阀,日常生活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打牌、抽大烟、闲时去外面欺男霸女,屋里再守几个姨太太,吃饭从来不给钱,琐事都交给身边的副官打点,自已天天享清福。
纯属胡扯。
电视可以胡乱拍,但军阀千万不能胡乱当,按照央视导演的方法去当军阀,一个月都撑不下来,就会被乱枪打死。事实上做军阀就象开公司一样,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绝非占着一块地盘那么简单。他必须象个精打细算的董事长,综合计算自已的军饷开销、武器添置和编制配备,一点点在平衡中扩大规模、做大做强,同时操纵好那帮见利忘义的手下,让他们既有肉吃、又相互牵制,否则就会被别的军阀吞掉,或者被造反掀翻。
既要懂军事、懂人事,还要抓好政治和经济,才是一个合格的军阀,有时候作为成功军阀,后面两条更加重要,例如土豪阎锡山。只要不是张敬尧、汤玉麟那样的极品,都懂得养鱼不能抽干水的道理,尽量不把农民逼到绝路,不少成功军阀还制定过有效的农村政策,缓解三农问题。
当军阀实在是个技术含量极高的工作。比起各极地方军阀,全国最大的中央军阀--蒋委员长,表现实在是差得很多。
民国的特点是军政不分家,各省说了算的一把手都是军头,而蒋老大手下大都是职业军人出身,军事条例非常熟悉,对政治、经济却十分生疏,办起事情来往往事倍功半;加上为了防止军人坐大,蒋委员长有必要把他们隔几年调一个地方,结果谁也不会把辖区真的当成家来建设,民生问题搞得极其成问题,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光是军人执政,倒还不是什么大事,委员长可以给他们派经济专家辅导功课;但另一个问题就不简单了:中央财政负担太重。
地方军阀要养的只是自已的军队,中央军阀则不仅要养军队,还要养庞大的机关,要养一群有了不多没有会少的政客贤达;有灾情要及时赈灾,甚至有实力的地方会勒索中央,逼中央拨钱拨粮(例如张学良)。因此中央的负担,通常都比地方重很多。
理财困难、开销太大,都是头痛的事情,但还不算致命的失误;毕竟收入低一点、比别家少吃一点,农民们熬一熬也就过去了。最要命的地方,是蒋委员长的地盘里,一直流行一种病,叫清党后遗症。
自从二七年大清党以来,蒋介石杀掉了几万共产党,也顺带着杀掉了几十万国民党,凡是从前跟农会、工会沾过边的人统统杀光,甚至无关人员也杀。而清党之后,为了杜绝共产党死灰复燃,委员长又在内部大搞特务统治,谁敢研究农民问题或土地问题(蒋委员长特许的除外),多半都没有好下场。这样一来就把农村搞成了基层党部管不到、中央懒得管的地步,而农民们既然没有权利保障,自然就成了谁都可以宰几刀的肥羊。
在委员长治理下的江西,毛泽东欣喜地发现,只要给农民们分田、保证大家都能吃饱饭,就不愁招不到兵,不少人砍条梭镖跟着红军走,革命态度那是相当坚决。虽然经过三次大“围剿”,根据地却是越打越大、越打越旺,早就从农村打进县城,眼看要进军二三线城市,红军的名声也传得越来越响。
看到中央苏区红红火火,毛泽东终于相信,其实有没有井冈山,并不是多大的事情。那片山区只能养活两三千人,充其量算个游击缓冲区,碰到稍微大一点的敌人就扛不住,牵制作用十分有限,还是在南面开根据地比较容易。只要蒋介石不给农民分地,别说三次围剿,就是再来个四次、五次,也不过是浮云。
中央根据地一定能蓬勃发展,革命一定能从星星之火烧遍整个中华大地,毛泽东对前程充满了一定、确定以及肯定的信心。
然而这一切还是被无情地击碎了。中央苏区没能生存下去,革命的火种也没有迅速烧遍全国(当然十几年后还是实现了),甚至整个红军都被敌兵追得团团转,差点集体变成无头的烈士。而造成这一切的最初起因,竟然是一场奇怪的敲诈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