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培德的整军还要好几年才能看到效果，而在日本人打进来之前，蒋介石决心做一件事：把共产党杀光。 

从三零年丢失井冈山根据地起，毛泽东就一直在江西东奔西跑，一年多时间里挨了三次“围剿”，端的是狼狈不堪。在离开根据地的日子里，他走过江西、福建的穷乡僻壤，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农村是广阔天地，一定能大有作为！ 

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因为农村有钱，而是因为农村没钱；而要明白农村为什么没钱，要先从中国军阀和他们制造的国情说起。 

拜受低成本影视剧之赐，一般人想象中的军阀，日常生活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打牌、抽大烟、闲时去外面欺男霸女，屋里再守几个姨太太，吃饭从来不给钱，琐事都交给身边的副官打点，自已天天享清福。 

纯属胡扯。 

电视可以胡乱拍，但军阀千万不能胡乱当，按照央视导演的方法去当军阀，一个月都撑不下来，就会被乱枪打死。事实上做军阀就象开公司一样，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绝非占着一块地盘那么简单。他必须象个精打细算的董事长，综合计算自已的军饷开销、武器添置和编制配备，一点点在平衡中扩大规模、做大做强，同时操纵好那帮见利忘义的手下，让他们既有肉吃、又相互牵制，否则就会被别的军阀吞掉，或者被造反掀翻。 

既要懂军事、懂人事，还要抓好政治和经济，才是一个合格的军阀，有时候作为成功军阀，后面两条更加重要，例如土豪阎锡山。只要不是张敬尧、汤玉麟那样的极品，都懂得养鱼不能抽干水的道理，尽量不把农民逼到绝路，不少成功军阀还制定过有效的农村政策，缓解三农问题。 

当军阀实在是个技术含量极高的工作。比起各极地方军阀，全国最大的中央军阀--蒋委员长，表现实在是差得很多。 

民国的特点是军政不分家，各省说了算的一把手都是军头，而蒋老大手下大都是职业军人出身，军事条例非常熟悉，对政治、经济却十分生疏，办起事情来往往事倍功半；加上为了防止军人坐大，蒋委员长有必要把他们隔几年调一个地方，结果谁也不会把辖区真的当成家来建设，民生问题搞得极其成问题，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光是军人执政，倒还不是什么大事，委员长可以给他们派经济专家辅导功课；但另一个问题就不简单了：中央财政负担太重。 

地方军阀要养的只是自已的军队，中央军阀则不仅要养军队，还要养庞大的机关，要养一群有了不多没有会少的政客贤达；有灾情要及时赈灾，甚至有实力的地方会勒索中央，逼中央拨钱拨粮（例如张学良）。因此中央的负担，通常都比地方重很多。 

理财困难、开销太大，都是头痛的事情，但还不算致命的失误；毕竟收入低一点、比别家少吃一点，农民们熬一熬也就过去了。最要命的地方，是蒋委员长的地盘里，一直流行一种病，叫清党后遗症。 

自从二七年大清党以来，蒋介石杀掉了几万共产党，也顺带着杀掉了几十万国民党，凡是从前跟农会、工会沾过边的人统统杀光，甚至无关人员也杀。而清党之后，为了杜绝共产党死灰复燃，委员长又在内部大搞特务统治，谁敢研究农民问题或土地问题（蒋委员长特许的除外），多半都没有好下场。这样一来就把农村搞成了基层党部管不到、中央懒得管的地步，而农民们既然没有权利保障，自然就成了谁都可以宰几刀的肥羊。 

在委员长治理下的江西，毛泽东欣喜地发现，只要给农民们分田、保证大家都能吃饱饭，就不愁招不到兵，不少人砍条梭镖跟着红军走，革命态度那是相当坚决。虽然经过三次大“围剿”，根据地却是越打越大、越打越旺，早就从农村打进县城，眼看要进军二三线城市，红军的名声也传得越来越响。 

看到中央苏区红红火火，毛泽东终于相信，其实有没有井冈山，并不是多大的事情。那片山区只能养活两三千人，充其量算个游击缓冲区，碰到稍微大一点的敌人就扛不住，牵制作用十分有限，还是在南面开根据地比较容易。只要蒋介石不给农民分地，别说三次围剿，就是再来个四次、五次，也不过是浮云。 

中央根据地一定能蓬勃发展，革命一定能从星星之火烧遍整个中华大地，毛泽东对前程充满了一定、确定以及肯定的信心。 

然而这一切还是被无情地击碎了。中央苏区没能生存下去，革命的火种也没有迅速烧遍全国（当然十几年后还是实现了），甚至整个红军都被敌兵追得团团转，差点集体变成无头的烈士。而造成这一切的最初起因，竟然是一场奇怪的敲诈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