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大家都官僚，谁也别说谁-漫评明帝国的灭亡（一、二） 由 红朝笑笑生 于 2015-08-13 11:28

面对这样的窘境，历史书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只有很多所谓的士大夫表态说，如果皇帝能重用贤臣、能臣，如果传说中的张居正不死或晚死几十年，大明帝国绝不会出这样的事。

因为历史是士大夫们写的，所以这种观点，一直流传了下来。这样一来，大明帝国灭亡的原因，就成了万历、天启、崇祯皇帝都不会用人，因为，如果能用一个贤良精干的臣子，这一切不就都解决了吗？而事实上呢，万历皇帝、天启皇帝、崇祯皇帝也一直都希望能找到一个，传说中象张居正那样的经济适用臣，但是他们找不到。

张居正真的可以挽救大明王朝？我们可以看一下，张居正对大明王朝，贡献究竟有多大。

张居正最出名的政绩，叫一条鞭法。

一条编（鞭）法，早在嘉靖时期已在部分地区出现，绝非张大人的独创。“嘉靖十二年，宁国府、徽州府推行此法；嘉靖十六年，苏州府、松江府推行此法；嘉靖二十年，湖州府推行此法；嘉靖三十五年，江西推行此法；嘉靖四十二年，余姚、平湖推行此法。以后，逐步由南而北的蔓延开来。”（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张居正的改革，无非是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以政府的意志，把相关的行为全面推广了。事实上，相关行为，既然一直存在于社会中，而且范围越来越广，本身证明，没有张居正代表这种趋势，也会有李居正代表这种趋势的，如果张居正连这种趋势也不愿意代表，他就不是张居正了。

第一、如果张居正的新政，存在着难以阻挡的趋势，比如中央政府未全面认可、推广之前，就在普遍地方不断出现。那万历想废止，也是无力做到的。就算中央从法律上废止了它，在实际运作，它依然会以潜规则的形式，继续存在。

第二、如果张居正的新政，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弊端；就算万历皇帝继续推行它，也会被各种潜规则代替它。换而言之，中央上有政策，下面自有对策。

看透了这一层，就会明白，被后人吹得神乎其神的一条鞭法，绝不是某个人天才的发现，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某个地区相关的客观条件具备了，没有张居正，它也会出现；如果某个地区不具备相关的客观条件，就是在张居正的强行推广下，它也无法真正生根。但是呢，它显然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却不能改变土地被兼并、社会财富被垄断的事实。

张居正的另一件不大出名、却真正被寄予厚望的政绩，叫清丈。

据说，明朝开国之后，耕地面积是不断增加，但是朝廷只是在掌握的数字上加加减减，没有进行非常彻底的清查，结果导致相当多的土地没有入帐。当然，耕地没有入国家的帐，绝不意味着这块地没人管了，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意味着某个官员或大户又占了便宜。

所以张居正雄心勃勃地主持了一次全国土地清查，而且得到了神一般的结果：

“这就意味着，清丈后增加了1，828，542.73顷；比清丈前的原额（万历六年统计）5，182，155，01顷，增加了35.28%。”（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换句话来说，经过张居正的清查，帝国的纳税田地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多出1.8亿亩，增多了35.2%。

简单的去看，这自然是张居正的功劳。

问题是，我们再看这种内容，“由于张居正好大喜功，各级官吏为了讨好万历帝和张居正，在清丈中多用小弓步丈量”（出自林金树的《万历帝》）。如果顺着这种话去看，那问题可大的去了，因为，这就意味着，本来是三十亩地，却要交四十亩地的赋税，这是标准的横征暴敛啊！

而且林金树的《万历帝》中，还有这样的内容。

明末清初史学家，浙江海盐人谈迁，用他的亲身见闻告诉人们说：“江陵（张居正）严细，时俱迎合，各省丈田，务加额为功，吾邑用弓缩原额六寸，至今仍存之，想各省亦然。虽垦荒在内，而专于加额。未始无王成之伪也。”　不少地方，先后按新丈出的溢额（虚额）加征田赋。田有“虚额”，民必有“虚粮”，旧有的“虚粮”并除了，新的“虚粮”又跟着来了，受害包赔的还是无辜小民。所以张居正死后不久，“丈量之害”的言论就开始流行道路，说“丈田均粮，原系惠民，乃虚文塞责。”

如果从这方面看，张居正清查出1.8亿亩田地，谁敢说这是功劳呢？

历史，如果我们只看一方面的说词，通常永远也无法看到它的真相。

关于张居正改革的是是非非，我想是很难简单说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肯定没有童话故事那样简单。

如果说皇帝是为了钱打击张居正（因为皇帝否定了他的政策，然后还抄了他的家），我们必须得知道，皇帝打击张居正的损失有多大？

最保守的估计，皇帝彻底否定张居正，会让自己一年损失1.8亿亩地的田税，也就是600万两白银的收入；如果往大了说，有可能就是接近1000万两白银的收入。从这层意义上，皇帝如果考虑到钱的问题，应该没有理由打击张居正。

也许有人会说，我说得太夸张了。我们不妨看下面一个事实。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故太师张居正被参是从这一件事情开始的。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内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了许多不法的行为。主要是为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而地方官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

上面这一段话出自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相关内容出自《神宗实录》页2378、2530、2732。

我们不要认为这道诏书，只是为了否定张居正的功绩。因为这一道诏书，意味着把张居正清查出来的1.8亿亩耕地，大部分都一笔勾消了。

而一笔勾消这1.8亿亩耕地，意味着什么呢？显然意味着，皇帝把一年600万两白银，甚至接近一千万两白银的收入，一笔勾消了。因为明帝国收税的标准，“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我们按最低的标准算，民田三升三合五勺算，一石188斤；一升是多少斤呢？1.88斤。三升三合五勺多少斤呢？6.3斤。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明帝国的赋税标准，大约就是每亩十斤左右的样子。

我们再推回石的单位，三升三合五勺等于多少石呢？应该是0.0335石。1.8亿亩可以收多少石赋税呢？603万石，折合成银子，也就是相当于603万两。要知道，这都是按最低收税标准计算的。如果取高的标准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皇帝否定张居正时，肯定也是咬着牙在说话。因为，这等于让一个公司老板，亲手把公司即将到手的大笔利润让了出去。你觉得，有几个老板，会用非常轻松的态度做出这种决策？

不要说皇帝与张居正并无深仇大恨，最多也就是私人之间鸡毛蒜皮的矛盾罢了，就算皇帝与张居正有深仇大恨，如果推崇张居正就可以让自己每年多收600万两白银，甚至接近1000万两白银的收入，皇帝也会推崇张居正的。因为在历朝历史上，这种名臣都是不出世的珍品，皇帝看着白花花的银子，那是连爹都喊得出来。总之，你不是能弄来银子吗，只要你能不停地弄来银子，我这就当着全国人民的面，管你叫亚父、仲父，让天下人都知道，你虽然不是我爹，却赛过亲爹，因为我亲爹累死累活上一年班，也弄不来这么多银子花差花差啊！

如果坐在万历皇帝的位置上，一听某个官员说清查出一万亩隐藏的田地，就觉得这个官员工作认真，一听某个官员说只查出一百亩隐藏的田地，就觉得这个官员不认真工作。那肯定会坏事的。

帝国政府清查出了1.8亿亩的田地，这些田地是怎样查出来的？如果只是各级官员为了讨好上司，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把三亩地当四亩地的报，这种官员就是拉出去枪毙十回，也是活该。因为，皇帝如果真按他报上来的账本，逼着官员收税，那得逼死多少老百姓啊？

就好像帝国的亩产突破万斤大关了。这种亩产是如何突破的？如果只是各级官员为了讨好上司，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把几十亩的产量报到一亩地上，这种官员枪毙十回也不冤枉他。因为，政府当真全部按这种产量收税，饿死几千万人也是少的。

这种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复杂极了。我们常常用一种简单的思维在想问题。关键是，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思维定势。常常就是因为我们总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我们觉得他是清官，那他拖欠赋税，就是因为他不愿意逼老百姓的结果；如果他能多收出赋税，就是因为他凭劳凭怨的结果。如果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贪官，那他拖欠赋税，就是他收黑钱收多的结果；他能多收出赋税，就是他横征暴敛的结果。如果我们这样看历史，那历史肯定永远也是一个童话故事；总而言之，它肯定永远也是好人与坏人争斗的故事。

很多历史书上说，皇帝打击张居正，是因为贪婪想要钱。但是，张居正有多少钱，真的值得皇帝放弃六百万两一年的收入？

关于张居正死后抄家的结果，我们看一下樊树志《万历传》中的内容。

江陵原住宅内，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万七千七百余两，金器三千七百一十余两，金首饰九百余两，银器五千二百余两，银首饰一万余两，玉带一十六条，蟒衣、绸缎、纱罗、珍珠、玛瑙、宝石、玳瑁尚未清点。《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八，万历十二年四月乙卯。《万历邸钞》万历十二年甲申卷。

这个数字大吗？我们简单的汇总一下。
金二千四百余两，金器三千七百一十余两，金首饰九百余两；金子加起来就是7千两。

银十万七千七百余两，银器五千二百余两，银首饰一万余两，银子加起来12万两。

如果一两黄金按八两白银算，这些东西一共是17.6万两白银。但是，它的实际价值应该接近20万两白银，甚至超过20万两白银了，因为金银器、首饰，绝不是简单的按重量算。

问题是，有一句话是充满玄机的。珍珠、玛瑙、宝石、玳瑁尚未清点。因为首辅大人家里的珠宝，绝不可能是路边货，而它到底值多少钱，恐怕放到现在，争议也大了去了。

但是呢，这个数字比起一年六百万、甚至一千万两，恐怕也是小了去了；甚至对皇室来说，这个数字，也不算什么大事。万历皇帝打击张居正，主要还是因为，他需要向士绅集团妥协。

在明帝国末期，强大的士绅集团本身就是帝国的实际主宰。帝国在册收税的田地，一直只有五亿多亩；就因为出了个张居正，就凭空上升到了7亿亩。你说，强大的士绅集团，会认可这个数字吗？肯定是不会的。总而言之，这个数字的水份太大了；再总而言之，这是各级黑心肠的官员，为了讨好上司，不顾老百姓死活，以少报多的结果。虽然这种观点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但是谁也不敢说它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明史里有这样的话：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

我们总觉得，张居正的改革非常成功。实际上，那是因为张居正死的比较早，所以他执行的一系列政策，反扑力量还没有正式汇集起来。因为，清查土地的运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张居正就死了。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清查土地的工作，直到万历十一年才结束。

如果张居正再多活几年，会是什么结果呢？估计张居正也得承认改革是失败的，不要说别的了，就是多清查出来的1.8亿亩田地，就会成为首辅大人永远也无法堵住的大窟窿。

张居正死了。所以小皇帝突然面对官僚集团排山倒海一样的反扑；自然只有把张居正扔出去了。因为，继续维持张居正崇高的形象，那清查土地的结果，怎样处理呢？

帝国突然多出了1.8亿亩的纳税田地，就相当于帝国的税收总额，一下上涨了35%，折合成白银，保守估计都有600万两。基于皇帝的角度，怎么看也是一件好事。问题是，这笔银子，好吃难消化啊。

如果张居正那种强人活着，皇帝自然还会继续推崇张居正。总而言之，张先生你一定得顶住。只要你能顶住，帝国政府一年就会多收入600万两白银。如果你实在顶不住呢？那也只能怪你命不好了，因为不把你交出去，估计是无法平息天下的怨气了。

但是，张居正死了，所以小皇帝当时就认了输。因为，这场硬仗，绝不是谁也敢打的，一个不留神皇帝就可能提前倒台。清查土地的工作还在汇总阶段，皇帝就否定了清查土地的结果，而皇帝一吐这个口子，各种否定张居正的声音马上愈演愈烈。

因为，事过境迁，人们再回忆起张居正时，自然会觉得，那样一个铁腕的官场强人，如果他没有早死，大明帝国也许不变得那样无可救药。但是在当时，人们显然不会这样认为的。因为，在当时一个官场强人存在，会让官僚集团感觉到说不出的压力。

而对万历来说，他刚刚赦免了官员每年六百万两银子的一笔超级债务，因为手头紧需要用点钱，官员们却是左推右挡，甚至皇帝亲自派人去收流失的税，官员也是一再下黑手。这样的官员还叫人吗？街上随便拉个人，也比这种白眼狼要强吧！

因为，人们都是从小看童话故事长大的。所以，人们自然愿意相信，只要皇帝有着普通人的道德、才能。就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了。总而言之，只要关心老百姓、只要重用忠良、打击奸臣就可以了。

问题是，老百姓的范畴大的去了；黄世仁是老百姓，杨白劳也是老百姓，穆仁智也是老百姓。皇帝应该关心谁呢？皇帝关心黄世仁，算不算关心老百姓呢？

更主要的是，忠臣、奸臣的脑门上，也没有刻字。从上面去看，都好像是忠臣；仔细去分析，哪个也像奸臣。所以，崇祯临死前留下遗诏说，官员个个可杀！而且现在的民谣也是，一定级别之上的官员，全枪毙了，也冤枉不了几个人；甚至是一个也不冤枉。

崇祯临死前说，官员个个可杀。这话也许偏激，问题是，看现在民谣里的话，岂非也是如此说的。因为，基于老百姓的视角，一定级别之上的官员，都可以不用审判就枪毙，按法律而言，肯定冤枉不了几个人。

在那些忧国忧民的官僚、政客、文人、学者眼中，老百姓永远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概念；换而言之，老百姓与底层百姓（而且还是安善良民）是划等号的。所以，在这种忧国忧民的装逼声中，政府拥有的资源，一直都在不经意中缩水。

如果仅仅是装逼，一切还好说。问题是，这些成天装个不停的官僚政客在转移政府资源时，从来都也不客气。总而言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军事系统内，就吃空饷，虚报军费；在工程系统内，就是半公开的吃回扣；在税务系统内，就帮助大家偷税漏税；人事系统内，就买官卖官；在监查系统内，就收保护费。

最后的结果呢？自然是帝国发生财政危机了；换而言之，帝国政府无论干什么事，都会是两个字，那就是“缺钱”！

明朝的覆亡，乃是财政破产，例如1632年(崇祯五年)，有三百四十个县欠缴国家税粮达半数以上，其中一百三十四个县全部拖欠《崇祯存实疏抄》（黄宇仁《中国大历史》。官员们横征暴敛，内忧外患，国家却没有钱，又怎么可能支撑下去呢？！

我们常常说，魏忠贤贪污受贿；问题是，魏忠贤死后，崇祯从魏忠贤家里、手里弄出了多少赃银呢？恐怕也就是三瓜两枣，因为有关部门，根本就没有给皇帝交出一个数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呢？答案显然只有两个。第一，魏忠贤是个大清官。第二，主持查办阉党的新政府班子，比阉党更贪。总的来说，什么阉党、东林党，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用潜规则架空皇帝、榨取收益的行径，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下面再来讨论一下，明朝的官员待遇和赋税问题。 

有人说，官员之所以贪污，是因为朱元璋给官员定的工资，标准实在太低。问题是，什么样的标准才叫合理，什么样的标准才叫高？

朱元璋认为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以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而言，月薪是7.5石大米，一个成人的月需米量不过3斗，7.5石大米是25个人的口粮，应该是有合理依据的，不能说是违背人情事理，对官吏要求太过苛刻。一个人吃25个人的粮，你说它低了，那么要多少才算高呢？

县令年薪90石米，与正一品高官相比，只值其年薪的1/12，与其月薪87石米差不多。但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000多里地。而生产这些米的农民“炎天赤日，形体憔悴”的辛苦更不用说。

比如，一个农民工一年收入两万元钱，而县官一年收入十万；并且政府给配宽敞的住房，还给配备车辆（其他工作人员的开销有火耗等名目扣除，并不需要县官掏）、保障其他福利待遇。这种收入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应该也不算低吧。如果县官有这种收入，都觉得不贪污不行、不受贿不行。那你觉得，给他定多高的收入，才能哄着他不贪污、不受贿呢？

帝国普遍的人都认为，帝国加税，已把农民逼到绝路上了；所以他们一个劲的反对加税。但手中握有的众多田地人们，可不可以少向佃户收点地租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他们都会说，这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就是那些最自命为百姓利益呼喊东林党；他们、他们家族、他们密切来往的圈子，不是靠地租维持体面生活的人，恐怕也没有几个。比如后期最为著名的东林党人钱谦益，虽然不清楚他家到底有多少田地，但从他奢华的生活来看，应该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明末的钱谦益，曾以一千二百两的高价购入宋版“两汉书”，后来，娶柳如是后，因建绛云楼资金不足，而以千金之价转让给了鄞县的谢象三。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十六《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四部丛刊本。转自余新忠《明清家庭史》）

他们是不是会收取比当时低很多的地租呢？显然是不会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没有理由不大肆宣扬自己的这种善举。

在利益面前，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那些成天喊着老百姓穷、老百姓可怜的大善人们，那些成天喊着如果这样下去，帝国就会国将不国的大明白人们，他们家如果有大片的田地（通常他们家里面总会有大片田地的），他们真会向农民少收点地租、甚至不收地租吗？如果我们不是把政治当童话看，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了，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这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他们永远会说，为了生存，他们也没有办法啊！ 

人通常总是这样的，不涉及自己的利益，什么大道理也明白；问题是，一涉及自己的利益，马上就是另一回事了。

官员们总希望皇帝从家里拿出钱来，支援国家建设；问题是，当有人建议官员们都拿出私房钱，支援国家建设时，他们与皇帝的反应，那是一个德性！总而言之，我的钱全是合法收入，我的钱也不够花。问题是，除了幼儿园的小朋友，谁信他们这种鬼话呢？

但是，据一个揭开官场黑幕的官员对皇帝说，现在是无官不贪！什么清官，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因为，现在官场潜规则都是半公开的存在着，比如，各级官职、官位，都是近于明码标价；当然了，在例行公事的过程中，各种环节也是近于明码标价；当然了在各种官场交际中，也是近于明码标价，而且这些相关费用是非常高的，官员如果不贪污、不受贿，是根本无法承受的。

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不是在万恶的阉党时期，是在您英明的领导之后，是在东林众正盈朝之后），就拒收礼金多达五百两白银。我从来也没有暗示过别人，应该向我行贿、送礼；更主要的是，我并不是什么掌握实权的官员。但是，主动给我送礼、行贿的人就这样多，且金额如此巨大大，那些一再主动暗示别人给自己行贿、送礼的官员，那些大权在握的官员，就更可想而知了。

这个勇于揭露官场黑幕的官员，名叫韩一良。皇帝为了表彰韩一良的正直，所以马上让他连升三级。

大明帝国的法律，没有三万六千条，也有一万八千条，总而言之，一个人敢与整个官场作对，你后半辈子就准备到牢房里渡过吧！到时，你会不会在监狱中意外死亡，就看你的造化了。当然了，你的孩子老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力，尽情的想象。

你千万不要以为，皇帝可以保护你；如果你真觉得，皇帝可以保护你，你可大错特错了。你为什么不想想，如果用出卖官场共同利益的方式，就可讨好皇帝，就可以迅速上位，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敢用这种方法谋求上位呢？你以为，别人是傻子，就你一个聪明人？

在这种背景下，吏部尚书王永光对皇帝说：“不久前，我们大明帝国，在您的英明领导下，铲除了万恶的阉党，现在朝堂之上，绝对可以称得上众正云集（因为，东林党人就占了近一半）。我王永光身为吏部尚书，虽然不敢说工作干得非常称职，但是，如果现在官场，真如韩一良说的那样严重，我可真没脸当这个吏部尚书了。甚至而言，如果我把官场弄成这个样子，您现在就应该枪毙我了。”
王永光又对皇帝说：“韩一良说现在无官不贪、无官不腐，官场潜规则半公开的存在。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我这个吏部尚书也当得太失败了吧。所以，我希望韩一良，指出几个具体的案例、几个具体的人。否则，就凭他这样空洞的、毫无证据的几句话，就把我们整个吏部的成绩、形象，全部否定了；就把我们这个届政府的成绩、形象全否定了，也实在有点难以服众吧！”

从理论上，这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问题是，从实际操作去看，这可是比到别人家抢钱，也难之百倍的事！你拿指头一指谁，谁就家破人亡，你敢指谁？你随手一指，就让好几个人家破人亡，人家会跟你善罢干休？更主要的是，所有的官员，都眼巴巴的看着你，你还敢这样干，大家一块要往死整你，等待你的肯定就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韩一良觉得自己屁股挺干净，只是因为在那样的官场中，他可以保持一定的廉洁，所以他觉得自己是清官，大家也可能会认为他是清官。问题是，如果拿帝国的律法去看，他肯定也是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员，而且硬抠法律条文，估计杀他的头，也没有什么难度。

更主要的是，韩一良自己也说，整个帝国潜规则半公开的存在着。韩一良在这种官场中，最后能混到皇帝手下工作，他是怎样上来的？

当然了，冠冕堂皇的去说，自然是因为他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愿意为民做主；而且上司赏识他，皇帝赏识他。问题是，你拿这套话，忽悠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估计没问题；你拿这套话，在公开场合撑撑门面，估计也没有问题；你拿这套话，用挑衅的语气对着整个官场去说，人们肯定敢唾你一脸，因为，你小样的这么清纯，怎么在潜规则横行的官场中，混到这个位置上的？

甚至而言，按你韩一良所说的逻辑。你这个官是怎么得来的？说得具体点，你从下面一路爬上来，一共花了多少银子？你不是说，大明帝国的官场，不花钱就当不了官，升不了官吗？

所以，韩一良只能以空对空的跟皇帝玩太极。总而言之，我这些事也是听人说的，我也没有具体证据。而且我是在大街上听人说的，具体谁说的呢？我也记不清楚了。

经过简单的博弈，有关部门都把责任都推到了韩一良身上。

总而言之，我们这些有关部门，都非常支持你韩一良工作。再总而言之，你说谁是贪官，我们现在就查谁；你指出多少贪官，我们就抓它多少。总而言之，肯定是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所以，你千万不要害怕，因为你身后有无数为国为民的官员支持你。

总而言之，韩一良，你千万不要害怕！因为，皇帝支持你正义的行为，整个官场也支持你正义的行为！现在，你就是帝国的正义化身，只要你指谁，皇帝也好、有关部门也好，都会帮你收拾谁！总而言之，帝国的中兴就寄托在你韩一良的身上了。
面对这种恐怖的场面，韩一良当时就吓得拉稀了。 

大家看到韩一良要死要活的样子，那是又有气、又好笑。总而言之，这就是你出卖大家的下场。当然了，不但传说中的阉党余孽在看韩一良的笑话，传说中的东林党成员也在看韩一良的笑话。

什么是官场规则？这就是官场规则，所谓的奸臣遵守它，所谓的忠臣也遵守它。比如，韩一良不遵守相关的规则，马上就会发现，官场虽大，也没有他容身之所了。因为，无论奸臣、忠臣都不会支持他的。

什么叫官场规则，这就叫官场规则。总而言之，宁可得罪皇帝，也不能公然违反这种规则。得罪了皇帝，你也许有活路，公然违反这种规则，你肯定没有活路。

所以，韩一良被皇帝逼的要死要活，就是打死也不打招！

所以，韩一良宁愿面对皇帝震怒，宁愿被皇帝撤职，也是绝不向皇帝妥协。

当然了，整个官场，在这一瞬间，似乎都停止了呼吸。因为，皇帝看不到一个在想说话，大家都是默默的看着皇帝与韩一良在表演。

最后，皇帝下旨，把韩一良的官撤了。

对此，相关官员善意的出来提醒皇帝，您说的话，那是金口玉言啊！您因为看了他一张奏折，就让他连升三级，现在又因为他一时应对不周全，就把他削职为民。这传出去，有点影响不好吧！换而言之，这很容易让人感觉您做事，太过轻率。

但是，皇帝终于还是撤了韩一良的职。

皇帝一上手，就把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打得灰飞烟灭。所以，他自然会觉得，自己的力量是无限的，自己的能力是无限的。换而言之，只要让自己逮住机会，就可以把帝国贪污腐败彻底整治了。其实，这只是小皇帝的一种幻觉。因为，打倒魏忠贤很容易，想改变官场现状，却是太难了。

其实，我们看到崇祯时此的困境，大约才会真正万历、天启皇帝长年不上朝的主要原因。因为，皇帝不出面，许多事有机会用潜规则对付潜规则。比如，皇帝可以假装不知道存在什么潜规则（因为皇帝长年不上朝，也不看奏章）；但是，他可以让执政官出面抑制相关的潜规则。如果执政官出面，许多事比较容易。 

首先，执政官的权限，远远大于韩一良那种言官，他自然敢很强硬的对待官僚集团。如果哪个官员敢跟执政官扯淡，总而言之，你给举一个具体的贪污腐败事例。执政官什么话也不用说，直接就拿他开火好了。总而言之，老子和你好好说话，你却这样和我这样装逼？老子不整翻你，那就叫对不起你。既然你让我举一个具体事例，我们现在就查你的经济问题，我就不信你没有问题。事实上，如果执政官坐在台前，绝没有一个官员敢说，请他实指几个具体的贪污腐败事例。因为，执政官从下面一路爬上来，什么事没有见过？因为他亲自参与的潜规则，都是多的数也不数不过来。

其次，执政官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自然会把相关的工作尽力做好。而且，执政官想当坏人时，也非常容易，总而言之，我需要对皇帝负责的，我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饭碗、甚至是吃饭的家伙，我不得不管你们，希望你们体谅我的难处。在这种背景下，执政官员都不用自己动手，自然会有人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交出一些贪官，就算打不着老虎，也会打下一些苍蝇的。

许多皇帝之所以会变成暴君，就是因为他们迷信暴力可以解决一切。总而言之，谁不服我，我就杀谁。问题是，杀来杀去，只会让官员们变得更团结。结果无非是，皇帝不论因为什么原因杀官员，官员也是一片兔死狐悲的感觉。而且在维护共同利益，官员们会变得更团结。

崇祯是非常残酷的，因为杀戮高级官员时，也毫不手软。问题是，当皇帝想逼捐出几个钱时，官员都是硬死不退缩，最后还是皇帝妥协了。

更主要的是，崇祯皇帝的残酷，后来会成为他昏晕的铁证。因为，许多人在说到崇祯昏晕时，总会说到崇祯一朝，被杀的高级官员有多少。从这层意义上，崇祯的失败，不在于他不够残酷，甚至还是失之于残酷。

官员的腐败，并不是简单的因为皇帝、或是官员的道德、能力决定。而是因为社会上，有强大的利益群体，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通过各种方法拉官员下水，并且帮助官员贪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