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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篇贴子内容比较长，而且后来的讨论中又加入了大量修改内容，最后整理出来的文稿已经有近百万字。考虑到段落间主题还有跳跃现象，因此我把相关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修剪后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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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云山雾罩的帝国财政
据说明末最天怒人怨的东西，叫做三饷，分别是辽饷、剿饷和练饷。
万历四十六年，“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
崇祯四年，“乃于九厘之亩复征三厘，共增赋税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
做一个简单的算术，每亩田增九厘银子（0.009两），一共收了五百二十万，所以帝国民间征税的田亩，是大约5.8亿亩，这个数字不包括军屯田及其他免税的田亩。
再做一个算数，明代1石米重120斤，
但明代的“斤”比今天的“市斤”重一些,据文献和考古证明，明代1斤约合今天1.5733斤，接近1斤6两。那么，1石就等于120斤×1.5733，约合现在的188.8市斤。
在明朝万历年间及其整个中晚期，1石米的价格浮动在7钱至1两银子之间。按一石米一两银子算，一斤米需要多少钱呢？是0.0053两银子。一分二厘银子，也就能买2.3斤米。按石米七钱银子算，一斤米需要多少钱呢？是0.0037两银子。一分二厘银子，也就能买3.3斤米。
[注]：明帝国政府在加辽饷时说，每亩纳税一分二厘，就可以收650万两白银。只要我们简单的算一下这道算术题，就可以知道。帝国在册需要纳税的田地共有5.4亿亩。
[注]：由于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和明政府实行垦荒归己、永不起科的奖励政策，大量的荒田得到开辟，只是到了嘉靖年间开始，直到万历时，全国土地得到清丈，才有了准确有数字，总额达到700万顷，又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实行了一条鞭法，按亩征银，“无田不税”，从此“永不起科”政策宣告废除，直到明末，耕地数字一直保持在700万顷以上。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注]：明代1石米重120斤，但明代的“斤”比今天的“市斤”重一些,据文献和考古证明，明代1斤约合今天1.5733斤，接近1斤6两。那么，1石就等于120斤×1.5733，约合现在的188.8市斤。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及其整个中晚期，米价涨了。1石米的价格浮动在7钱至1两银子之间。以上数据出自网文《明清物价初探》，作者不详。
[注] 万历时，官民田总七百一万三千馀顷。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起运百九十万三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起运千三百三十六万二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二万三千六百馀锭。屯田六十三万五千馀顷，花园仓基千九百馀所，徵粮四百五十八万四千馀石。粮草折银八万五千馀两，布五万匹，钞五万馀贯，各运司提举大小引盐二百二十二万八千馀引。（摘自《明史、食货志》）
夏税米麦4685万石；秋粮米2203万石；屯田等征粮458万石；大小盐引222万余引；这些加起来，怎么也得折合当时白银两千多万两吧。再加后来增加的辽饷，帝国一年收入就接近三千万两白银了。

在崇祯十年前，辽饷最高时，一年也就是650万两；分摊在每亩地上，一亩地也就多收一分二厘的银子（0.012两）。这笔银子，按当时的物价折算，也就能买两斤多米。
甚至在崇祯十年后，明帝国已到最后的疯狂，但是，所谓的三饷全算上，分摊在每亩地上，也就三分银子（0.03两银子））。这笔银子，按当时的物价算，最多也就能买五六斤米。
因为这个数字并不大，所以要求加税的杨嗣昌说：“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明史、杨嗣昌传》）
按理说，一亩地多收3斤米的税，并不会让老百姓感觉难以活下去。问题是，在现实中，他就是可以让老百姓感觉难以活下去了。理论上帝国加的税并不重，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是针对有钱有势者进行的，而且说得冠冕堂皇些，这似乎还可以抑制社会的两级分化。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完全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这个问题的答案，相信所有人都清楚，无非是因为收税的过程里面，相关官吏永远不会按中央政府的指示办事。换而言之，他们总会想尽办法，把既得利益集团的税收，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甚至借此机会，大发国难财。
这种事由来已久，绝不是新鲜事；事实上，在辽饷出现之前，它就存在了。而且这从来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这种背景下，最后就出现了一种怪事：“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如果帝国政府在收税的环节上，能够做到相对公平，所谓的辽饷，是不会对帝国构成实质性威胁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帝国的根基出问题了。本来呢，从中央政府发布的文件去看，谁的田产多，谁出的税就多（因为，税是按田产加的）；本来呢，从中央政府发布的文件去看，一亩地只需多交0.012两白银，或折合3斤米。但是，相关的中央文件精神，老百姓永远也看不到、听不到。因为，官员们在具体执行时，会完全无视、违背中央的文件精神。
人们在说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却需要纳饷十两时，常常总是非议税收本身。却忘了，它绝不是这笔税本身可能造成的；事实上，这就是官员乱收费造成的。
人们在说三饷造成这种结果时，很少会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第一，一亩地纳饷十两；帝国在册需要纳税的田地，就有五六亿亩算，帝国一年岂非就可以多收五六十亿两的白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如果一亩地纳饷十两，那整个地主阶级，恐怕早就炸窝了。如果是这样，明帝国发生的就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地主起义了。因为，拥有良田千顷的地主，一年就得交100万两白银。你觉得，他会交出来吗？你觉得，他能交出来吗？如果帝国政府硬让他们交，他们自然只有起来造反了。
第三、如果一亩地纳饷十两，那社会主义早就实现了。因为，这样重的赋税，人们肯定都会齐声高呼，我们想把田地上交政府。因为，在这种背景下，除了傻子，谁还会想拥有土地呢？
只要简单推算一下，就可以看出来，本身只是二三斤米的辽饷，却能演变成老百姓无法承受的负担，主要是各级官员乱收费造成的。
帝国政府一亩地的赋税不到十斤米，即使加上全部三饷，也不过十三斤。如果按这个数字收税、甚至加两倍收税，老百姓都不会起来造反。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老百姓就是造反了。
早在明朝开国的时候，朱元璋就写过：在浙江西部，府、州、县的官吏们像“虎狼”一样科敛老百姓。譬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官不收粮食，要百姓折钞票交纳，每石米折钞二贯（引者注：即2000文，而市场价格不过500文），他们巧立名色，另外索取“水脚钱”100文，“车脚钱”300文，“口食钱”100文。管仓库的衙役又要“辨验钱”100文，“蒲篓钱”100文，“竹篓钱”100文，沿江“神佛钱”100文。根据朱元璋提供的数字，我们可以算出，正额2000文，竟有额外索取900文，多收了45%。如果从根本上算起，国库不过收了价值500文的米，官吏们竟然收2900文钱，多收了5.8倍。
这段内容，引自吴思的《血酬定律》。
简单地看这段文字，还不能推导出，明末一亩地为何要交十两银子的原由。因为一亩地要交十两银子，地主阶级还不造反，那叫有鬼。
在这里可以举一个廉政案例（注意这一点），廉政的主角还是万历年间的名臣，张居正。
张居正在清查田地时，主动承认过一件事，说自己全部的田地只需要要交74石税，但是家乡县里的赋税册上，却写着优免640石；“有族人倚借名号，一体优免者；有家僮混将私田，概行优免者；有奸豪贿赂该吏窜名户下，巧为规避者；有子弟族仆私庇亲故，公行寄免者。是以十分中论本宅仅得其一，余皆他人包免。”
如果说张居正家有一千来亩田地，需要交74石赋税，张居正一直都不交税；考虑其中还有30石是完全合法免税的；而且以张居正的地位，比普通一品官员多免30来石，应该也是合理合法的。但是，事情的真相是不是这样，显然是谁也不知道了。
张居正在自曝相关问题后，马上表示，利用我名号偷税漏税的人，我都已严加处理了。而且，张居正也表示，自己的田地，以后也都按章纳税，换而言之，我不占公家的便宜，我家的田，“也与小民一体当差”。
看到首辅大人这样高风亮节，四面于是一片阿谀之声。因为这种阿谀之词多了，还记到了历史书上，所以从张居正从前一直非法隐藏大批田地不交税的事，那是世人皆知。谁再抓着这个做文章，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因为640石米，也就是一年六百两银子，随便找个富裕点的商人都能拿出来，哪个好意思，拿它攻击首辅大人？
以张居正的地位，可以合法的免除70余石的赋税，但在该县赋役册上却写着，内阁张居正优免640余石。你说，多出这570石赋税，算是合法法免除的，还是算非法免除的？说它合法吧，后来张居正自己也承认这是非法的；说它非法吧，县政府的赋役册上就是这样记录的。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浮出水面的案例，而且还是为了表现张居正大公无私，所以清清楚楚的记录在了历史上。那些没有完全浮出水面的案例呢？肯定多的数也不数不清。
当然了，据说张居正本人并没有这样多的田地可供免税。所以，相关的免税权力，就让张居正的族在享用了。因为，640石的赋税，说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太惊人的数目，但是一分析那可有些惊人了。因为，从理论上讲，一亩地大约需要交10斤米的赋税，二十亩地才需要交一石粮的赋税（帝国纳税的田地通常保持在6亿亩左右，而赋税通常不到点3000万石米麦）。640石的赋税，需要多少亩地才能收出来？显然就是需要一万二千多亩田地了。
如果把这些田地都归到张居正头上，虽然也没有什么太奇怪的。但是，这总归好说不好听。当然了，不管张居正有多少田地，但是，从浮出水面的资料去看，张居正显然一直享有一万二千多亩田地的免税权力，但是，其中有一万多亩的免税权，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收10斤米，当地政府都会在这10斤米上加各种附加费用，而且这个附加费用比正税还要高。现在这一万多亩地的相关费用，都不明不白地免掉了，当地政府该如何应对空出来的帐目，经费又从哪里来呢？
羊毛，永远都出在羊身上，它不会出在狗身上。
政府一亩地收10斤米的赋税，最后会变成20斤，30斤、甚至100斤，就是因为有许多人在逃税啊！换而言之，许多人一亩地会被收20斤、30斤、甚至100斤米的税，自然就有许多人一亩地，连5斤、甚至3斤米的税也用不了。而到最后，就成了普通人一亩地交10两银子的税，各地的官员却都成了大地主，气定神闲地一掷千金。 

如果把眼光再放远一点，看一下帝国的实际总财富，会有更不一样的答案。
在万历年间,明帝国在册田地到底有多少亩呢？所有的皇庄、军屯等田地全部加上去，一共有7亿多亩田地。
当时的明帝国政府从这7亿亩田地中，平均一亩地收取二十斤米，这一共会收取多少斤米呢？答案当然非常简单，它一共是140亿斤米。
当时一石米折合现在188.8市斤；那140亿斤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石米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相当于当时7415万石米。
当时一石米值0.7-1两银子。我们按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7415万石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白银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就相当于当时5190万两银子！
通过这些简单之极的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明帝国政府只需要向每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赋税，一年就可以获得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
如果明帝国政府向每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赋税，相信谁也不能说帝国政府横征暴敛吧；但就是如此，明帝国政府一年可以筹得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　　
当然了，这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里面，还仅仅是来自于农业方面。明帝国当时人口保守估记已超过一亿，更有学者估记当时已达到两亿；在这样大的一个人口基数上，来自其它方面（工、商、矿、盐、铁等）的收入同样是个绝不可低估的数字。但这里，我们权且忽略不计，即使如此，帝国一年收取五千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也绝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呢？明帝国政府显然从未收取过如此高额的赋税，即使在最后最穷凶极恶之时也是如此的。明帝国政府如果一年真收取这样多的物资，一年就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那崇祯之时也就用着天天喊缺钱了。
当然了，如果收钱的只有帝国政府，那即使真的收取如此高额的赋税；农民肯定也是没事就偷偷乐了；因为，这负担实在太轻了。一年一亩地平均交出二十斤米，其余的都归农民自己，这种负担简直不叫负担。
问题是：明末农民，怎么可能就这么点负担呢？
如果明末农民真的就这么点负担，那立足于小农思想而言，“共产主义”又该是什么样子呢？可以说，在他们心目中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也不会比这么更美好！　　　　
我们现在许多人分析明末历史时，常常眼界太窄了；因为我们常常把区区几百万两白银当成天大的数字，好象这也能成为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以明帝国那样庞大的经济基数，当时就是从一亩地平均收取三斤米，将会是多大一笔银子呢？
7亿亩田地，一亩平均收取三斤米；那就是21亿斤米，折合成当明普遍的计量单位，那就是1112万石米；按当时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就是是778万两银子。崇祯十年以前，明帝国政府所加的税，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如果帝国政府一年向每亩地多收二三斤米，就足以导到帝国的经济危机，那我们也把明帝国灭亡的经济原因看得太简单了。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当时哪个地主收取的地租会是这样小的一个数字呢？如果帝国政府向农民多收取二三斤米，都足以导至帝国的经济危机，那普遍地主一亩地向农民收取二三十斤米，五六十斤米、七八十斤、一百多斤米的地租又算什么呢？
[注]；明代地租有分成制、定额制；租率均在50%以上。据《日知录》记载，明代江南地区的亩产量多者不过3石，少者仅1石多。平均以亩产以2石计算，每亩租额至1石2斗或1石3斗，多者达1石5斗，地租率达到60%至70%；每亩收租至1石6半、1石8斗甚至2石的；地租率达到80%至90%，个别的甚至达到100%。《百卷本、中国通史、中国明代经济史》。　　
我们假设，如果当时的明帝国是一个能把自己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政府；那它把田地产量的50%据为己有；一年将会获得多少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呢？最保守的估计，也会达到二亿多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当然了，明帝国如果真的征收如此高的税额，那可真是称得上横征暴敛了；问题是：如果劳动人民所受的盘剥只是来自于赋税，那赋税额就是真的达到50%，它也不会把帝国经济搞得破产了！
但我们必须得知道，地租是地主阶级的的利益根源所在，帝国政府无论表现的有多么了不起，他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帝国的皇帝无论表现的有多少了不起，他也无力征收田产量50%以上的高额税收。因为如果帝国政府占据了田地产量的50%以上，那普遍地主能收取的地租还会有多少呢？这岂不是要侵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地租、赋税合起来征收的极限，就是得保证农民得留有生存的口粮。这个极限，怎么也得停留在当时田产量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