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1952年集体消失的中国教会大学 悲剧结局(转载) 由 呂牧 于 2015-08-06 1:01

圣约翰大学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遥遥领先。比如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馆，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校园运动会。毕业圣约翰的林语堂就是位体育健将，曾经在学校创纪录的一次上台领奖四次。多年后他仍对母校的体育教育津津乐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  圣约翰除了培养像林语堂这样出色的高材生，还有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  各具特色的办学  比之圣约翰毫不逊色的还有金陵大学，从这所位于南京的教会大学走出来的著名校友同样数不胜数，如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  不过要论金陵大学最具特色还属农科，开创了农林研究的很多先河。恰如胡适所言，民国时期的农业研究中心在南京，南京农业研究中心在金大。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农业界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大部分骨干都是金大毕业生。  像金陵大学农科一样闻名的要数东吴大学的法科，它很早就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所有的课本都是美国大学的原本，培养了一大批最一流的法学专家。  在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负责审理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中，中国组成的法官中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以至于很多学生都冲着法学报考此校，连以小说鸣世的金庸也是，学校一半人数居然都是学法的。这所大学部分校友于1949年迁台后，经过砥砺发展，其法学一脉香火仍存，依然成为全台翘楚。  教会大学的医学教育成就有目共睹，对中国医学发展贡献颇多。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西医教育，改变了中国的就医观念和卫生习惯。比如协和医学院在上个世纪初中国条件最好、质量最高的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不仅培养普通的临床医生，更多的是培养高层次的医学专家。  所有的教会大学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重视英语的教育，在教育中很多直接用英文授课，所以一般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个个外语都十分流利。  除此之外，各个教会大学都办得有声有色，各校名师云集，学生俊才辈出。以在当时的成就和名誉而论，很多都可与北大、清华媲美。这些学校中有些特色专业闻名遐迩，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岭南大学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之江大学的建筑、土木工程，以及沪江大学的化学……这些名牌专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  这些大学的校友受到了民主教育的熏陶，大多似乎在政府系统而非党务系统任职。那些小有名气和运气好的人，则在如医学、农业、新闻、法律等教会大学较有优势的行业工作。如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常能担任国际新闻处和西方报纸的要职，金陵大学在农业界、东吴大学在法律界……在各自职业天地里游刃有余。  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有的则只需补修30个本科学分就可。无疑这些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它们中佼佼者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消失的大学  教会大学在中国前后遭遇了两次劫难。首难非抗日战斗莫属。  日本的侵略对教会大学造成的严重冲击，战乱使得学生大量减少。开始时还能因为有欧美背景，搬迁入租界内寻求保护，但很快连这种生存也不得了，学校进入所谓“流亡时期”。  这些教会学校大多跟着中国军民大撤退，迁往云南、四川、贵州等大后方，四川帆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南京的教会大学，曾经毕业的  在漫长的岁月中与中国人一起承受了战时的困苦与艰险。  例如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仓促撤离。大部分师生长途跋涉来到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租界内继续开办，东吴大学与之江大学也分别迁到上海租界，这几所学校联合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遭到致命打击  但是，缝隙里生存很快被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参战而打破，这些大学不得不又开始动荡的大迁移。后来仅有圣约翰大学有后台撑腰，才得以不受太多干扰。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抗战中被投入集中营中三年多时间。战后他被放出来立即着手复校事宜。这位勤劳的校长主持开学典礼后，又立即飞往美国给学校筹款。  这次劫难随着抗战胜利结束而结束，其他教会学校像燕京一样纷纷复校，并迎来了大发展的几年。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教会大学又遇到了万劫不复的致命打击。  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这一论点由于毛泽东的反复重申而成为真理。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一一点了这些教会大学的名。  这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人反帝情绪的急剧高涨。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多由美国人所办的教会大学首当其冲地受到打击。  1950年9月23日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个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并掀起了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从教授到学生纷纷撰文愤怒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  对教会大学整治是从辅仁大学开始，1950年10月接办了此校。接着1951年1月，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但这样也没能挽回他们颓败的命运。  在1952年落叶缤纷的多事之秋。国家进行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许多综合性大学都蒙受损失。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还根据苏联教育模式设立大学结构。在这次院系大调整中受伤最深的莫过于教会大学，所有的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  已经被革命群众占领的各个教会大学，认为“院系调整能够实现是‘三反’运动开展后所带给我们的胜利果实之一。”对于撤消校名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是意味着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彻底破产。对解散各自的大学表示热情的支持，一些外国的教员先后被遣送回国。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学纷纷被拆分，院系毫不保留地被分解到其他院校中。比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等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址“燕园”成为北大的校园。圣约翰大学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之江大学院系并入浙大、同济，在原址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  忘却的纪念  这个故事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  这些教会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但是它们可以充满骄傲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在今天中国大陆每一所名校的背后，似乎都能看到一所教会大学的影子。比如北大背后的燕京、复旦背后的圣约翰、浙大背后的之江、苏大背后的东吴……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到哥伦比亚大学，无一不有着教会的影子，几乎都经历了漫长的世俗化过程。  这些教会大学就这么集体消失了，并因政治原因而被国人所遗忘，但是这一群体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它们在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良好的示范与导向，它们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其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和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以及更为直接的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使得中国人自办的大学有章可循。它们培养的毕业生不仅为社会输送了栋梁之才，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宋子文就曾说过：“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圣约翰学应属这些最前列的学校之一。”这样高度的评价同样适用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等教会大学，它们的功勋应当被历史铭记。
评分完成：已经给本帖加上 3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