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 2013-10-06

消失的教会大学
　　周为筠

　　燕京大学90周年纪念活动前不久在北大校园里隆重举行，近千名燕大校友欢聚一堂共叙旧情，共同缅怀这所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过去的莘莘学子已成垂垂老者，最年轻的也已到了古暮稀年，可能这是他们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大规模聚在一起了。

　　这些老人的到来使得宁静的“燕园”忽然热闹起来，很多年轻的学生感到好奇而新鲜，因为从来只知道北大而不知燕京，没想到“燕园”里还隐藏着这么一段历史。

　　不过，老人们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大学，只有在未名湖畔铭刻的“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石碑上，才能找到熟悉的“燕京大学”四个字。

　　这所大学真的就这么永远消失了，但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却依然清晰。他们仍记得当年考入这所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名校是何其兴奋，想起老校长司徒雷登在入学典礼上一一叫出他们名字并握手的情景。一切恍若在昨天，历史车轮却无法回头的碾过。

　　与燕京大学经历一样命运的还有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十几所大学。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背后有着共同特征—由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创办，并一起在1952年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

　　这些大学虽然集体的人间蒸发了，但老校友们却每年坚持组织大小不等的聚会，显然这样聚会每次剩下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些教会大学的集体消失与浮现，让我们重新发现了一段早已被忘却的历史。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世纪末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汹涌而进国门的还有洋人的宗教。一直为基督福音不能影响中国社会上层而苦恼的传教士们，发现了开办学校的“曲线”传教之路。当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立即出现一些由西方基督和天主教会创办的学校。由于新教各差会教派林立各自为政，为了争夺日后在华传教的有利地位，20世纪初纷纷开始把原有的学校升格为高等院校。

　　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大学起源于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1867年改名为育英义塾并迁往杭州皮市巷。1911年才迁至秦望山麓，并于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马叙伦对此校十分关注，亲自创作了校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多年后正是这位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亲手消灭了这所教会大学。

　　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的司徒雷登，早年全家就在之江大学生活，父亲曾在这里担任教师。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读完大学重返杭州传教时，亲自参与了学校升格为之江大学的过程，他的弟弟司徒华林还一度担任了之江大学的校长，一家人都与教会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没在之江大学呆多久，就牵头创办了燕京大学并成为首任校长，主持校务工作前后27年。这所大学起初由汇文、通州协和、华北协和女子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为校训。司徒雷登为了给新大学找到一块合适地点，骑毛驴、自行车转遍了京郊，最后在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为了得到美国富豪和中国官绅的资助，司徒雷登四处奔波“化缘”，甚至会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聊天游戏，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京。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这是司徒雷登在建校筹款时的真实感受。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美国基督教差会帮助，一所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环境最优美的校园拔地而起。司徒雷登除了筹款外，还给哈佛燕京学社的组建争取到一笔巨款。名不见经传的燕京与名校哈佛搭上了钩，一时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吸引来冰心、费孝通这样优秀的学子。

　　这位燕京的校长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家喻户晓，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确，他对之江大学、燕京大学尤其是后者功不可没。这所燕京大学也成了司徒雷登后半生梦魂牵萦的地方，他去世前的唯一心愿是想安葬于亲手修建的“燕园”中，可惜遭到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阻挠竟成泡影。

　　好在去年年底他能“折中”地归葬到杭州这块成长之地。秦望山上的校园里，当年他的居所—独立洋楼“下红房”，在郁郁葱葱中百年如一日。然而，这里曾经的之江大学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修缮一新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只有遗留的都克堂、慎思堂、经济学馆等老建筑，才显露出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的历史。

　　蔚为大观的教会大学

　　比司徒雷登与教会大学关系还密切的当属马相伯，这位生于江苏的神甫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办学狂人”之称。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其中两所为知名的天主教会大学。

　　马相伯因为家庭缘故出生不久便受洗礼，他从法国教会徐汇公学获得神学博士，在游历欧美之后一度从政，还曾在朝鲜和袁世凯共过事，襄助改革政事。他于1901年退隐上海时，将祖产良田3千亩捐给天主教会。教会也投桃报李不负所望，帮助马相伯实现了办学梦。

　　1903年3月1日，震旦大学在上海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4年教会安排具有不同教学理念的法国神甫南从周负责校务，马相伯次年被迫另起炉灶创办了复旦大学，意在复我震旦。

　　至于教会辅仁大学，乃马相伯与英敛之一起长期商讨，联袂发起的另一所天主教会大学。从《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到“辅仁社”的创办、波折、重建，马相伯始终与英敛之密切配合，并最终建成了著名的辅仁大学。

　　不过，除了马相伯和天主教创立的寥寥几所大学，其他多为基督教新教各差会独立创办。由于美国教会对大学教育更为积极，在华的绝大多数的教会大学都是由美国以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而创办。美国差会几乎包办了在华所有教会大学，以至于同行的英国传教士的惊呼：“差不多中国的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支持的。”

　　像金陵、齐鲁、东吴、岭南等教会大学都是有着大致相同的创办经历，基本都是美国新教来华创办。就连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由教会在1904年创办，比北大第一次招收旁听女生早了整整15年。

　　几年后创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乃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的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群。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女子学院与金陵女大结为姐妹学校，每年为学校捐赠一定经费。这所女大毕业999人，人称999朵玫瑰。这些女子大学使得中国的“女禁”逐渐开放，女子的高等教育就此发展起来。

　　教会在华办学经过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到20年代已蔚为大观。其中大学有十几所，星罗棋布于中国大地，燕京、辅仁、齐鲁在华北；岭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华南；之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沪江在华东；华西有协和，华中有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其幅射力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虽然这些学校规模一般不大，在校学生只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多点，但办学质量非常之高。

　　光与真理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这些年，教会学校大多数时候是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但随着大革命的洗礼，国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反帝爱国思想激荡下，强烈要求收回教育主权。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

　　大多数教会大学都能据此作出必要调整，开始向中国当局注册，选举中国人为校长，并建立中国人占多数的董事会。这些教会大学正逐步适应中国的形势与发展的需要，限制课内宗教宣传与课外宗教活动，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自身的转变，日益与中国的社会融为一体。

　　教会大学的办校资金中学生学费是很大一块，此外均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也都由教会提供。但在世俗化、本土化、学术化的日益影响下，教会大学这些最初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教书育人之所。

　　比司徒雷登与教会大学关系还密切的当属马相伯，这位生于江苏的神甫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办学狂人”之称。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其中两所为知名的天主教会大学。

　　马相伯因为家庭缘故出生不久便受洗礼，他从法国教会徐汇公学获得神学博士，在游历欧美之后一度从政，还曾在朝鲜和袁世凯共过事，襄助改革政事。他于1901年退隐上海时，将祖产良田3千亩捐给天主教会。教会也投桃报李不负所望，帮助马相伯实现了办学梦。

　　1903年3月1日，震旦大学在上海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4年教会安排具有不同教学理念的法国神甫南从周负责校务，马相伯次年被迫另起炉灶创办了复旦大学，意在复我震旦。

　　至于教会辅仁大学，乃马相伯与英敛之一起长期商讨，联袂发起的另一所天主教会大学。从《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到“辅仁社”的创办、波折、重建，马相伯始终与英敛之密切配合，并最终建成了著名的辅仁大学。

　　不过，除了马相伯和天主教创立的寥寥几所大学，其他多为基督教新教各差会独立创办。由于美国教会对大学教育更为积极，在华的绝大多数的教会大学都是由美国以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而创办。美国差会几乎包办了在华所有教会大学，以至于同行的英国传教士的惊呼：“差不多中国的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支持的。”

　　像金陵、齐鲁、东吴、岭南等教会大学都是有着大致相同的创办经历，基本都是美国新教来华创办。就连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由教会在1904年创办，比北大第一次招收旁听女生早了整整15年。

　　几年后创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乃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的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群。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女子学院与金陵女大结为姐妹学校，每年为学校捐赠一定经费。这所女大毕业999人，人称999朵玫瑰。这些女子大学使得中国的“女禁”逐渐开放，女子的高等教育就此发展起来。

　　教会在华办学经过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到20年代已蔚为大观。其中大学有十几所，星罗棋布于中国大地，燕京、辅仁、齐鲁在华北；岭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华南；之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沪江在华东；华西有协和，华中有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其幅射力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虽然这些学校规模一般不大，在校学生只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多点，但办学质量非常之高。

　　光与真理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这些年，教会学校大多数时候是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但随着大革命的洗礼，国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反帝爱国思想激荡下，强烈要求收回教育主权。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

　　大多数教会大学都能据此作出必要调整，开始向中国当局注册，选举中国人为校长，并建立中国人占多数的董事会。这些教会大学正逐步适应中国的形势与发展的需要，限制课内宗教宣传与课外宗教活动，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自身的转变，日益与中国的社会融为一体。

　　教会大学的办校资金中学生学费是很大一块，此外均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也都由教会提供。但在世俗化、本土化、学术化的日益影响下，教会大学这些最初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教书育人之所。

　　教会大学里的异教徒学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