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很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旦将审视历史的视野拓展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劳苦大众，苦难中国沥血淌泪百年屈辱史的自身原因，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民众抛头颅洒热血建立新中国的必然趋势，也就毋庸置疑地昭然于天下了。

        
 2007年9月，央视的崔永元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崔永元公益基金”，并将基金的长期目标定为“乡村教师培训”和“口述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保护”。至今，已经收集了数千人的口述历史。在制作了60多集抗战口述历史电视片的基础上，崔永元团队出版了《我的抗战》和《我的抗战Ⅱ》。
    在出版不久的《我的抗战Ⅱ》中，崔永元《写在前面》提出了一个“寻不着答案”又非常值得国人深刻“反思”的重大“命题”：
    中国人为什么总挨打？这是一个真正的命题。几次战争中，论GDP，侵略者不是对手；论装备，也差不到天上地下；论人数，当然完全占优，但就是构不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从《我的抗战》到《我的抗战Ⅱ》，60多集的篇幅，我和年轻的编导们一直在同步思考着、讨论着，从老兵们的回忆残片中，我们试图拼接着一幅完整的战争全景图，但我们做不到，很多藏在老兵们心中一辈子的问号问住了我们，我们寻不着答案……
    本文，主要讲述被当下主流媒体忽略、淡化、遮蔽以至于掩盖了的能破解“崔永元命题”并能揭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的基本史实。
 
史实一：“笨拙”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
 
    中日战争该怎么打？
    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15天起，毛泽东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文章和讲话，其中以《论持久战》最为经典。毛泽东认为，“全部问题的根据”要从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讲起：
    日
本方面：第一，作为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及中国不能速胜，就建立在
此基础上。第二，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其战争的退步和野蛮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第三，日本国度小，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
期战争。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
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
    中
国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第二，中
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
因素的代表。中国战争的正义性，能唤起全国的团结。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能得到国际广泛援助。
    中日双方的这四个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也规定了和规定着中国对日持久战三个阶段正确的战略战术：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应
部署持久战，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中国军队要胜利，就必须避免一切大的决战，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
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用运动战逐渐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
    在战争的第
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通过组织伪政府，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以支持不能“速决”的长期战争。此阶段，敌在其占领的大城
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中国因战略反攻的条件不成熟，其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辅助以之运动战。我军大量转入敌后，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
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
    在战争第三阶段，即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阵地战才提到重要地位，但主要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并以游击战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
    对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阐述的不同于国民党的战略战术，傅作义、卫立煌等不少国民党将领都持赞许态度。
    据程思远回忆：
    毛
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
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
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最高指导思想。
    旧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校山畸重三郎在日本军事杂志上著文说：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
    ……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军事、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
    然而，对于毛泽东《论持久战》中阐述的能够“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当局就是不用。
    国民党的仗，怎么打？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抗战态度虽有所转变，但很不彻底，致使其战争初期实行了一条处处设防、节节抵抗、阵地硬拼的单纯防御方针，并组织了凇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太原保卫战等一系列打又打不赢、守又守不住、败师失地的阵地消耗战。
    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就最经典地反映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笨拙的战略”。
    淞沪泛指吴淞口和上海地区，是抗战前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首都的门户，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虎视眈眈。1937年7月17日，日本驻上海的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在给日本海军军令部的报告中称：“……为制中国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日军参谋部在之后给天皇的上奏则更进一步明确，侵占上海的目的，是“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
    淞沪一战势必难免，但在淞沪地区进行多大规模和多长时间的作战，要从战区的地形、中日双方的特点及中国长期抗战的全局利益考虑。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末端，从地形特征上看，除了城市内的楼房，根本就无险可守；从地理特征上看，淞沪地区北面是长江，东面是东海，南面是杭州湾，更是易攻难守。中日战争本来就是敌强我弱，日军在滨海的淞沪战区又有海军和空军支援地面作战的更大优势，中国军队缺少即设坚固阵地，若死守淞沪，必败无疑，更不要说战略上的“决战”了。
    如
果说，在淞沪地区给敌以相当的反击和消耗，达成有限的战略目标后，逐次转移至第二、三防线，再从正面牵制，翼侧反击，于运动中给敌以更大的消耗，应该是有
利的。然而，淞沪会战一开打，国民党最高当局就决定以主力集中该战区，拉开“决战”的架势，企图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基地，阻止后续敌军登陆。
    会战第一阶段，是中国军队在上海市区实施反击作战。
    战前，受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中日双方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和近郊驻军，市区内仅有上海市警察总队和两个保安团守备；日本则专设了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此外，还有日本海军大批舰艇疆场游弋长江、黄浦江。
    8月13日3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该部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士兵持枪驾车直冲虹桥中国机场被中国哨兵击毙事件为借口，依托虹口区预设阵地，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至横滨路的中国守军开枪挑衅。9时许，日军在坦克掩护下沿宝山路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
    8月14日，国民党最高当局将战前秘密组建辖第三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并于两天前进入市区的京沪警备部队及上海警察总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改编为第九集团军，令其向上海市中区的虹口、杨树浦之敌实施反击；将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令其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
    中国军队虽然一次又一次发起猛烈攻击，并于8月19日攻入汇山码头，但在日军顽强抗击下，进展困难。
    8月22日，第三、第十一师团抵达上海以东海域，淞沪会战转入第二阶段，以“决战”姿态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却打不赢上海市区“反击战”的中国军队被迫转入淞沪地区防御战。
    第三、第十一师团在川沙河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
    8月24日，中国新编成的第十五集团军开进上海，向登陆之敌实施反击，激战至9月17日，中国军队战力不支，全线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西南、双草墩之线，与日军对峙。
    到了10月中旬，中国军队又先后调来第十、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一集团军等部，日军也陆续增派了第九、第十三、第一○一师团等部。
    此一阶段，日军基本上是正面硬攻，依靠强大火力屡屡突破中国军队防线。中国军队在一线展开了辖6个师另5个旅等部队的右翼作战军、辖15个师和税警总团等部队的中央作战军、辖23个师等部队的左翼作战军、辖5个师等部队的江防总司令部，基本上是正面坚守，依托一道又一道防线逐次与敌拼消耗。此时的中国军队虽然在防线被屡屡突破中退而不乱，但大本营已没有可以立即调至上海的增援部队了。
    10月26日，大场镇被日军攻占后，中央作战军的侧背收到严重威胁。统帅部主管作战的高级将领和前线高级指挥官如顾祝同、陈诚等纷纷建议迅速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退至“吴福线”（吴县至福山）及“锡澄线”（无锡至江阴锡澄）两条国防工事线上进行整补。该建议最初已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并已开始实施，但蒋介石很快变卦了。于是，中国军队在已处于强弩之末的情况下，继续固守原地。
    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参谋部决定抽调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等部组成第十集团军，增援上海。该部一登陆，淞沪会战便转入第三阶段。
    在僵持作战两个月后，日本军人打聪明了，明白仅靠武士道精神一味地正面硬攻不易实现战役企图，新增援的第十集团军遂改变战术，避开战场攻防正面，于11月5日在金山卫突然强行登陆，突破中国军队次要防御方向的防御阵地，从侧后对上海几十万中国守军形成合围态势，一举扭转了战场僵局。
    面对上海几十万中国军队退路有可能会被金山卫登陆日军截断的危险，蒋
介石再次拒绝接受陈诚等将领的建议，不准撤退，指示一定要“再支持三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委员长下令后撤，“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
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
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
    结果，不但守军丧失了转移阵地的有利时机，而且阵脚开始混乱。11月  8日夜，第三战区指挥部下达全线撤退命令后，“前线数十万军队，顿时如排山倒海似得退了下来。在一条铁道线上和一条公路上到处都是溃退的士兵，加之敌机轰炸、人马践踏，秩序更乱。”
    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2个旅团3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75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中国军队死守一城一地的结果，不但守不住上海，打不败敌人，还给之后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对于淞沪会战的这种打法，国民党自己的将领都看不下去。
    时任第十八军军长的罗卓英在《作战·训练余话》中坦陈：罗店“这地方一坦平阳，没有山岭，也没有特殊的设备可资利用。连个像样的战壕也来不及修筑，勉强建立了一点简单的工事，可以说是象征性的。在日寇重炮和坦克车的疯狂攻势下，只有拿我们的血肉和他们去拼了”。
    时
任第四军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后来总结道：“当第一期抗战开始，我们所采取的战略是消耗战和持久战。本来照这战略去和敌人作战，必然是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
力量的，但第一期抗战的结果，我们不用讳言，事实上是失败了……就防御战来谈罢……以为防御便不计利害的死守，这实为一个大大的错误。有了这一错误，于是
便处处设营，处处防守，犯了兵家所忌的长蛇阵势，也不自知。例如淞沪之役，我们战线由闸北到江湾以迄浏河，迤逦数十里，配置二三十个师在阵地死守，一个师
被打完了，跟着又补上第二个师；第二个师被打完了，又补上第三个师。这样，在士气方面虽然可以博得人们的喝彩，得到英雄的威名，然就作战上利害而言之，尤
其在我国军事装备劣势条件之下，那是不行的。因为大凡作战，其阵地的布置，必须有重点。当时这样的摆长蛇阵，没有重点，故虽处处防守，而处处力量都感觉薄
弱。结果一处被敌人击破，全线就同归于崩溃了。”
    时
任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甚至在回忆录中不无挖苦地说：“国军的兵力虽为日军的三倍，但从未能以多打少，攒击日军或形成包围，而是使用如小说上说的‘车轮战
法’；又好像《封神演义》里众神仙攻打三宵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阵去的，不是集体进入的。各神仙个别的在黄河阵里吃着混元金斗的亏。或先或后，削
去了顶上的三花……在上海战场实行的办法，就是当前线某一阵地的部队消耗到不能支持了，然后将调到战场不久的新部队替换上去。”
    就连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于1938年11月26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中承认：“一线式阵地之不能改正，乃我们官长指挥能力缺乏，而为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
    对于国民党军队类似淞沪会战的这种打法，朱德同志将其定义为“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并批评道：“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就使得国民党手中的几百万兵，在十五个月之内，遭受到很大的牺牲；这种笨拙的战略，就使得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不能获得应有的战果。”
    此处，应特别注意：本来，中共领袖早已将国民党当局“笨拙的战略”与广大“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区分开来，可是，近年来大陆的一些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却有意无意地将二者混为一谈，以至于用国民党军队“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来掩盖国民党当局“笨拙的战略”。
 
史实二：“片面的抗战路线”
 
    国民党当局实行“笨拙”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根源于其“片面的抗战路线”。
    这个“片面抗战路线”最突出的表现，是片面依赖外援。
    1934年7月13日，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说中，对其依赖外援的“片面抗战路线”是这样解释的：
    我
们抵抗敌人的条件，有没有完备呢？我们自己可以很简单很沉痛的答复一句话：一点也没有。……照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现在真是没有立国的资格，不配称为现代
国家，当然抵抗不了日本，当然要给敌人来压迫、欺侮。但是，大家要知道，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的问题。
日本人所争的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
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现在日本人虽然具备了一切军事的条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
和任何一个强国开仗，但决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
    ……日
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他军事上的真正目标，不是在我们中国。……他早已认定，非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强有力的国家统统征服之後，才能达
到独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所以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可这到他
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
    ……我们中国军人，要明白了这个国际大势，明白了现在东亚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我们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
    与
毛泽东主张“外援是不可少”但“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所基于的对英美帝国主义本性的明晰判断不同，蒋介石对国际列强关系的这个判断，是极端片面
的。他只看到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看不到“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一阴谋实质，看不到“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
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这一损人利己的战略图谋。这就决定了蒋介石必然要将中国抗日战争的命运寄托在西方列强的干涉上。
    正是基于依赖西方列强干涉的幻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曾指示东北军将领：对沈阳紧张局势，“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9月1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日内瓦施（肇基）代表电称：“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要求全国人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正是基于依赖西方列强干涉的幻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寄希望于列强的干涉的立场，并在事变的第三天向前方将领强调：“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
    也正是基于依赖西方列强干涉的幻想，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国民党当局的作战部署就寄希望于九国公约会议“对日本采取一种如年前国际联盟对意侵阿比西尼亚一样的惩罚行动”，并且自始至终体现在作战方针中。
    正是基于这种立足于依赖外援的作战方针，蒋介石在淞沪会战第二阶段末期，拒绝接受多位高级将领关于让已处于强弩之末的一线作战部队后撤到“吴福线”及“锡澄线”的调整作战部署建议，并于11月1日晚在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中召集淞沪会战部队的师长以上将领开会强调：“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努力，在上海战场再坚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质受到很大的影响”。
    正是基于这种立足于依赖外援的作战方针，日军于11月5日拂晓在金山卫成功登陆并一举突破中国军队次要防御方向的防御阵地，威胁上海几十万中国军队的退路后，蒋介石仍固执地强令一线部队再坚守3天。其理由还是：现在准备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只要我军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将会主持正义，制裁日本，结束战争。
    结果，至11月12日败师失地战役结束，也没盼来九国公约国家“主持”出什么“正义”来。11月24日，根据国联第十八届常会通过的《建议书》召开的“调解”中日冲突的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毫无作为，“九国公约”成一纸空文，致使蒋介石依赖西方列强遏止日本侵略的幻想化为泡影。
    对于当年蒋介石向前线下达向“吴福线”转移命令后，因幻想“九国公约国家将会主持正义，制裁日本，结束战争”，又幡然变计，致使贻误部队撤退战机之事，陈诚总结淞沪会战失利的原因时，曾委婉地批评道：“这次战略受政治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
    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一旦其依赖的“外援”化为泡影，就有可能滑向“投降主义路线”。
    据史料记载，日方于淞沪会战结束前夕的11月5日，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和孔祥熙当面提出了诱降的7项和谈条件。在此背景下，当日军逼近南京，12月2日，蒋介石会见陶德曼，除表示愿意以日方提出的条件为基础与日方谈判，衷心感谢德国“调停”外，还忧心忡忡地要求陶德曼和日方严守相关秘密，并说：“假如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政府于12月21日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更为强硬的和谈条件。由于中日秘密谋和的消息被中外媒体披露，国民党政府受内外压力，没敢接受这些更加丧权辱国的和谈先决条件，致使日方于1938年1月16日宣布中止谈判。
    在历史上，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围绕“外援”问题曾有过多次摇摆。在对日妥协谈判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又恋恋不舍地做起了依赖西方列强干预“梦”。
    史料记载，1938年4月
徐州会战第二阶段，国民党第六十军奉命开赴台儿庄前线。部队开拔后，第六十军军长卢汉专赴南京，请示作战任务和补给问题。蒋介石在接见中告诉卢汉：“英、
美、法几个大国决不会让日本独占中国，我们只要打一下，国际联盟就要出来干涉，你们不必多虑。六十军的补充问题不大，你可同敬之（何应钦字）商量一下。”
第二天卢汉去找何应钦联系补给时，何应钦也说：“战事不会打好久，现在国际联盟正在开会，日本不会再增兵，你们用不着多打算，六十军有一个营的补充编制足
够了。”
    国民党当局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除了片面依赖外援，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国际联盟干预”上之外，还有一个片面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的问题。就是说，“从参战的成分”上看，国民党的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民党抗战所依赖的军队完全不能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
    抗战初期历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曾对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坦言：我们的军队和你们的军队不一同。我们的军队必须有领导地行动，一层抓一层，要是没有上级督战，一分开一冲散就集结不起来，所以，只能在正面打仗，打阵地战，不能像你们那样在敌后分散活动。
    国民党军队何以如此？当年在胡宗南部队任上尉连长的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先生，有过基于亲身感受的历史回顾：
    民
国三十一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火
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
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
送给我的。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老人家送给我的。”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
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
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
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
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说来好笑，这位
少将跟我换抢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宫说：“就在你后面。”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
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我跟他说：“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
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火车开车后，我
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
“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他看了一看我，“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着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
问。”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后
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
了那个上校。”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
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
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
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
    蒋纬国先生在回顾这一系列亲身经历的事情后，实话实说了国民党军队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人际关系和阶级秩序，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所依赖的军队将领的人格状态，以及由此造就的训练结果：
    常常有些长官动不动就骂官兵，……在部下的面前，中国的长官都是神仙、上帝；在长官的面前，中国的部下都是白痴、笨蛋。
    ……过去部队里面的基本态度很不对，长官骂干部时，不准干部问理由，其实他自己也说不出理由，也因此造成一批干部不知要做什么，因为不知目的何在，如此自然会盲目去做，所以训练出来的军官“忠勇有余，智谋不足”，冤死的人不计其数。
    如今的中国，有那么一些人在喋喋不休地诉说国民党军队抗战阵亡了多少将军，但很少有人解析这些阵亡将军中，有几人不能归类于蒋纬国先生讲的“不计其数”的“冤死”？有几人不能归因于国民党当局“笨拙的战略”？
    也正是基于亲身经历，坦诚的蒋纬国先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破解“崔永元命题”的“蒋氏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