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立国，为了提高李氏声望，追认老子李耳为李姓始祖，崇尚黄老之术，
提出“人为邦本”治国理念，主张无为而治，重用跟随李世民打天下、坐江
山的谋臣战将，他们君臣同心同德，荣辱与共，打造了一个“贞观之治”，富
国强兵近百年，万邦来朝，唯我独尊，是中华民族最辉煌的朝代，达到了有史
以来极盛时期。“安史之乱”之后，国势日衰，黄巢起义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中国社会由“太平盛世”变成了尸骨遍野的战乱局面，出现了“有枪就是草头
王”时代，史称“五代十国”，长达53年之久。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篡夺了后周天下，南攻北守，东征西讨，一统半壁江山，国号称宋。
赵匡胤出身于武将世家，得天下于武力政变，深知武将掌权的危害。是在战乱背景
下坐的江山，深知坐天下之不易，守江山之艰难。他借鉴“五代十国”的历史教训，
深知民心实为治国之本。所以，当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制定的基本国策是“重民生，
重文治”，目的是为了达到“保江山，保太平”。他的治国理念是“以仁政赢人心，以
文官掌政权，以忍让求平安。”这一国策得到了赵氏子孙继承发扬。
宋朝是尊儒学施仁政的典型朝代， 开国丞相赵普曾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对
赵匡胤的立国理念有着深远的影响。赵匡胤篡夺了后周天下之后，对待柴世宗的孤
儿寡母不是斩尽杀绝，而是授予他们“丹书铁劵”，永享荣华富贵，用名利换取了权
力，彰显仁义德政，避免怨怨相报。对待开国元勋不是“狡兔死走狗烹”，而是“杯酒释兵权”，以功名厚禄赎买军权，既不伤害君臣和气，又成功地解除了将领政变的威胁，不愧为安内良策。对待百姓民生，实行农商并举，繁荣经济，减轻赋税，休养生息的政策。并招募流民当兵备战，对社会有安定作用，战时可以出征大仗，平时还可以垦田生产和承担各项徭役，免除了百姓的负担，使民心得以安定，经济得以恢复，政权得以巩固。到了北宋神宗的“二程”（程颢、程颐），创建了“天理”学说，再到南宋的朱熹，以儒学为核心，集儒道佛之大成， 实行儒道佛“三合一”，把儒学推崇到了顶峰。朱熹的理论在南宋的中后期得到了官方承认，也为元明清三朝所尊奉。
老毛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宋朝尊儒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重用儒生来掌权治国，并对读书人格外尊重。传说赵匡胤“勒石三戒”中有“不得刑戮言官及士大夫”的条文，还把它立为“家规”，子孙后代必须遵守。宋代对大臣的优厚宽容态度可称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正是在这样宽松的政治氛围下，宋代文臣的政治地位达到了顶点，呈现出名臣云集、群英荟萃的盛况。宋太宗在位22年，取进士诸科达5800余人。宋仁宗一朝十三举，仅进士一科就取用了4500人。两宋共有宰相133人，通过科举出任的就有123人，这说明宋家天下的命运，基本上是由士大夫来掌控。
古人常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宋朝的用人的方针是“重文抑武”，高官厚禄，恩荫子孙。这一政策使整个宋朝的内政比较安稳，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为争帝位骨肉相残和手足相争的现象，也很少有后宫干政、宦官和外戚擅权的事，更没有发生武力政变的问题，开创了一个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北宋国都汴梁（开封），历经九帝，长达168年，是当时著名的政治、文化、经济、艺术中心，人口达百万，其繁荣程度，堪称当世之最。宋朝人口已达到2千万户，1亿多人，耕地达到7.2亿亩，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国库收入为7070万贯，最高达到1.6亿贯文。
经济的繁荣带动了科技的进步，宋代的科技成就，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中国四大发明，其中的三项——活字印刷是宋代发明的， 火药开始用于军事，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
宋代的文化蓬勃发展，在哲学、文学、史学、艺术、教育、出版等各个领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在散文方面，“唐宋八大家”中，就有王安石、欧阳修、曾巩和苏轼、苏洵、苏辙六位大家在宋朝， “宋词”更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一枝奇葩。
于是人们当问，一个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文化昌盛，兵力庞大，人口众多，人才荟萃的宋朝，为什么会两度亡于人口稀少，经济落后，文化愚昧的夷狄之邦？怎么会出现这种人间怪事？在我看来，其祸根全在于开国皇帝赵匡胤患上了“恐兵症”，及其衍生出的治国方针政策。赵宋天下是赵匡胤“兵变”而得，坐天下害怕“兵变”而失，就成为他及其子孙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因此，在治国理念上“崇儒贬法”，在用人政策上“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实行“守内虚外”，在外交上则采取“求和偷安”政策，这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首先，我们来看赵匡胤为什么要用“崇儒贬法”作为治国指导思想。这是因为儒学的核心是一个“仁”字，而“仁”的正能量是“得人心”，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赵匡胤“兵变”得了天下，这说明他对待后周柴世宗是一个不忠不义的人，这样的人坐天下怎能服人心？因此，他当上皇帝之后，第一要务就是以“仁”收买人心，以“德”来服众望。而所谓“服众望”，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读书人的心笼络好，把读书人的嘴封住，崇儒也就成为他收买读书人的传世之宝。儒学的最大特色就是主张仁爱，反对暴力；主张和谐，反对争斗；主张忍让，反对血性。这就是宋朝“积贫积弱”的思想根源。
第二，要尊儒必然重用读书人。但是，中国的读书人有一个特点，这就是自从汉武帝采纳懂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读书人就变成了泡在“四书五经”故纸堆里“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他们成天摇头晃脑在念“之乎者也”，翻箱倒柜去寻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们既不会种田，也不会盖房子，更不会打仗。他们“十年寒窗苦”，一朝“金榜题名”，便光宗耀祖，名扬天下，这就中国读书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人一举成名之后，自然会死心塌地地效忠皇帝，报效朝廷。如果是贤臣掌权，有可能出现一个国泰民安的局面。若是奸臣当道，必然把百姓“逼上梁山”，遇有外敌入侵，肯定就变成卖国求荣的卖国贼。从整个“两宋”政坛来看，基本上是“少有改革创新之士，多为高谈阔论之徒”，在两宋133名宰相中，只有范仲淹、王安石两位忧国忧民力主改革旧制的宰相，却遭到了旧势力的打击排挤，乃
至被驱逐政坛忧郁而死。其他宰相多是抱残守旧安于现状之徒，甚至出现奸臣卖国得宠之事。比如北宋的文官王若钦，为迎合宋真宗求仙得道的需求，伪造天书，争献符瑞，封禅泰山，官职由枢密使升任宰相。南宋的秦桧是投降派的代表，随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变节，后被派回南宋劝降，却深得高宗宠信。窃踞相位之后，专权擅国，结纳私党，斥逐异己。他前后执
政达19年，被封秦、魏二国公，绍兴25年（1155）秦桧病逝，赠申王，谥忠献。这就是宋朝“积贫积弱”的组织根源。
第三“守内虚外”政策是宋朝国力“极弱”的根本所在。赵匡胤称帝后，“杯酒释兵权”，在赵普建议下，从各地择选精兵充补禁军，造成“强干弱枝”的局面，保江山有余，御外敌不足。在军队体制上，由皇帝独掌军权，实行多头领导，平时管“兵符”的机构无权管兵，管兵的机构无权用兵。战时则是文官坐帐指挥，武将冲锋陷阵。在兵力部署上，强军守京畿，
弱兵戊诸郡，达到内外相制的目的。同时实行“更戊法”，畿辅与诸州的禁军定期更换驻地，使兵不识将，将无专兵。在兵源征招上，实行“募兵制”和“终身制”，主要兵源来自社会上的游民和罪犯，终身服役。为防止兵员逃跑，脸上刺有“金印”，称为“配军”。《水浒传》中说的83万禁军教头林冲，被高俅陷害之后，额刺“金印”，发配到沧州看守草料。宋江是一名“文房书吏”，犯罪后额刺“金印”，发配到江州服役，当了一名“配军”。试问这种人格受侮辱，社会地位低下的兵和受制于人的将领，这样的军队有多大的战斗力？又有多少人能够心甘情愿去为朝廷卖命？不打败仗才见鬼呢。“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俗语就出自宋代。
第四弱国无外交。宋朝外交上采取“求和偷安”的政策，是“苟延残喘”的需要。宋朝从立国的第一天起，就面临北面强敌辽国的威胁，还有南方的交址,西方的吐蕃，西北的党项的骚扰。赵匡胤采取的外交政策是“避强凌弱”和“宽容放纵”，使这些少数民族十分轻视宋氏王朝，为宋朝衰亡种下了祸根。宋太宗"斧声烛影"得到皇位后,也有继承兄业，励精图治的雄心，
他灭了吴越、北汉等国之后，根据赵匡胤“收回燕云十六州”的遗愿，主动对辽发动了两次战争，但只打了一个平手。宋真宗继位之后，于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御驾亲征渡过黄河，宋军与屡犯边境的辽军大战十多天，辽军统帅萧挞览中箭身亡，辽兵多有逃散。最后辽军抵挡不住，请求议和。当时的宰相寇准不同意议和，主张乘胜追击。但宋真宗却大发“仁慈之心”，
渴望和平，不喜战争，不想再继续劳民伤财、不愿意生灵涂炭。宋朝在胜利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以“岁币”卖和平，开创了宋朝“求和偷安”的外交历史。“澶渊之盟”赢得了宋辽之间百年“和平共处”，赢来了北宋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但却失去了民族尊严和辽兵统治区汉民族的心。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女真首领阿骨打建立金国。随后屡败辽兵。宋徽宗、蔡京等君臣，认为辽已成必亡之势，决定联金攻辽，乘机收复燕云。重和元年（1118），徽宗委派马政渡海与金国谈判攻辽事宜，签订了为虎作伥的“海上之盟”。宋朝以每年贡奉金国30万匹绢、20万两银和燕京租税100万贯的代价，赢得了一座被金军掳掠人财两空的空城，最后导致“靖康
之耻”，北宋的百年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也为金国嫁作了衣裳。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即位于宋金前线的“南京”应天府（今商丘） ，是为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在投降派的建议和支持下，放弃了中原。在金兵进逼之下，慌忙从应天府逃到了今天的杭州，史称南宋。
南宋初年，全国上下为雪“靖康之耻”抗金情绪高涨，出现了“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特别是“岳家军”所向披靡，震惊了金国，也吓坏了宋高宗赵构。赵构为了巩固个人的皇位，不惜认贼作父，俯首称臣，以解除“中兴四将”兵权和杀害岳飞为条件，私下同金国签订丧权辱国的“绍兴议和”，奉行一条卖国求荣的外交路线。
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个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不能重蹈覆辙。宋理宗赵昀举棋不定，随着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事的推进，在金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理宗把这看作是他建立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便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签订了“宋蒙之盟”。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成为南宋亡国的后患。
胸无韬略、好大喜功的宋理宗赵昀，在金亡以后，逞蒙军北撤，河南空虚。于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便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贸然出兵河南。不久，全子才收复南京归德府。随后向开封进发，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是，由于
准备不足，意见不一，和错误估计敌我力量，结果蒙古军大败宋军。自此宋蒙爆发了全面战争，最后导致南宋灭亡。两宋的主政者，都是由于见利忘义，错结同盟，结果是引狼入室，自取灭亡。
     人类历史为劳动人民所创造，为文人墨客所编写，为杰出人物所左右。从“时势造英雄”的意义上说，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虽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也不能超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但是，他们可以凭借一定社会条件对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会决定个别历史事变的结局。我们翻开320年的宋史，决定宋朝历史命运的杰出人物寥寥无几，从18个帝王来看，除了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改天换地的英雄之外，其它的皇帝基本上都是靠吃祖宗饭过日子，靠丧权辱国求平安的无为之君和昏庸之君。赵匡胤“黄袍加身”虽是不忠不义之举，但是，如果没有他建立宋朝与辽国抗衡，而是继续让后周7岁恭帝柴宗训掌权，中国可能成为契丹民族的一统天下，中国史册上“宋元明清”这四个朝代就找不到了。
再看看宋朝133个宰相，杰出人物不少，都是饱读诗书的精英。但是，对宋朝有杰出贡献人也是凤毛麟角，文臣当数寇准、王安石，武将则算狄青、岳飞。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发兵南下，连破宋军，十一月抵达黄河边的重镇澶州城北，威胁宋都东京，宋朝上下人心惶惶。
大臣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宰相寇准力促宋真宗亲征，宋真宗被迫北上。这时寇准倚重抗辽战争中屡立战功的杨延朗(后改名延昭)等人，在澶州前线以伏弩射杀辽统军使萧挞凛，辽军士气受挫。宋真宗在寇准一再催促下，登
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宋军士气大振。宋、辽两军出现对峙局面。 辽兵害怕腹背受敌，表示同意与宋议和，始有“澶渊之盟”，给北宋 延长了127年的寿命。
王安石是北宋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才华出众，忧国忧民。针对北宋“三冗”时弊，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得到了宋神宗的赞同。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中书门下同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了以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法令颁行不足一年，由于变法触犯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遭到了司马光等保守派的反对，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两宋时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时，北宋朝廷开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同时培养出了王韶、章楶等杰出将领，并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对宋与西夏的战争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革虽然以失败告终，而对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梁启超曾评论：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②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毛泽东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论是：“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狄青是北宋宋仁宗赵祯时代由士兵打拼到将军的名将，南征西讨功勋卓著，官封至枢密使，当了最高军事长官。然而祸患也就由此而生，满朝文臣百官纷纷进言反对他掌权，王举正是一个始终反对狄青作官的人，他竟以罢官威胁仁宗，就连曾经屡屡称颂狄青战功，被誉之为良将的庞籍、欧阳修等人，也极力反对任命狄青当最高军事长官。在文彦博请罢狄青时，宋仁宗说“狄青是忠臣”，而文彦博立即反驳宋仁宗说：“太祖岂非周
世宗忠臣？”可见宋朝文官对武将嫉妒之深。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生了一场病，康复后制诰刘敞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忧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竟把狄青视为朝廷最大的威胁。至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当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被罢官,但因无过，被加宰相衔（同今副总理级待遇），民间称之为“从士兵到元帅、从布衣到宰相”，出知陈州，调离京师，忧郁而死。
岳飞南宋高宗时著名将领，岳家军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当时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美誉。宋高宗十年（公元1140年）金将兀术率兵难下，宋高宗命岳飞迎敌，金兵大败，岳家军直抵离汴京45里的朱仙镇。在重整山河直捣黄龙府的大好形势下，被宋高宗12块“金牌”勒令退兵。岳飞只好长叹：“十年之力，毁于一旦”。这只能怪岳飞生不逢时和中孔老二流毒太深之故。“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变成了“掉了头，英魂赴黄泉，空悲切”。如果岳飞遇到的是一位明主，南宋历史将是另一幅光景。
我对宋朝的评价是十个“最”：一是孔学最尊，二是帝王最“仁”，三是经济最富，四是文坛最盛，五是战将最忠，六是权臣最奸，七是兵员最多，八是内政最安，九是外交最弱，十是版图最小。人们从这“十个最”里当省悟到儒学的本质。
其一，“仁义道德”是统治者愚弄百姓的“迷魂药”。“仁义道德”是儒学的核心。孔丘创儒学，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劝告人们要“克己复礼”，大家不要争权夺利，要恢复和遵守周朝的“礼”（等级制度），还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孟轲主张“民重君轻”，统治者要施“仁政”。这可是中国圣人和亚圣人的教导。试问中国哪朝哪代有过“仁政”呢？中国历史上叫得最响的就是西汉的“文景之治”和唐初的“贞观之治”，前者不过30年，后者20年，两者共计50年，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1％，也就是说99％的年代不是“仁政”。宋朝是“儒学最尊”的朝代，哪个皇帝把百姓当人看？汉朝和唐朝的汉人60％当了辽金的亡国奴，宋朝哪个皇帝有过恻隐之心？岳飞决心收拾旧山河，解救金国统治区的汉人，却被宋高宗杀了头，这就是统治者的“仁义道德”。
其二，“和为贵”是统治者卑躬屈膝的“遮羞布”。在孔学中“仁”为政治纲领，主张“仁政”。“和”是道德观念，强调人与人的关系要讲和气，家庭关系要讲和睦，社会关系要讲和谐，国家关系要讲和平。因此，提倡为人要做到“己所不为，勿施于人”，“进一步针锋相对，退一步海阔天空”，“忍”则是最高道德标准。从哲学角度讲，就是主张“合二为一”，不讲阶级斗争，让社会永远停留在静止状态，中国封建社会达二千多年，最大的功劳非孔丘莫
属，直到2011年1月20日“九五至尊”的孔丘像还被立在新中国首都天安门东侧，傲视“毛主席纪念堂”在微笑，可惜只立了一百天就偷偷地消失了。
宋朝300年历史，就一个“忍让求和”的历史。好处是人民可以安居，经济能够繁荣，文化丰富昌盛，四邻和平共处。危害是国家无尊严，民族无气节，百姓无血性，生命无保障。我们翻开宋朝300年历史是怎样活下来的。北宋宋真宗时有“澶渊之盟”（1004年），宋朝每年向辽国“贡奉”20万两“岁币”宋辽的关系得以“兄弟”相称。南宋宋高宗时有“紹兴和约”（1141年），宋金的关系以“君臣”相称，金为君，宋称臣，以割地赔款和抗金英雄岳飞的生
命为代价。南宋宋孝宗时有“隆兴和约”（1164年），宋金的关系以“叔侄”相称，金为叔，宋为侄，改“岁贡”为“岁币”，割商秦两州给金。南宋第四任皇帝宋宁宗有“嘉定和议”（1208年），宋金的关系为“伯侄”之国，金为伯，宋为侄，岁币由20万两匹增至30万两匹，另外给金“犒军费”300万两贯，将主战抗金的宋将韩侂胄等首级奉金，维持原疆界。这就是整个宋朝“和为贵”的历史，也是“崇儒”的必然结局。
其三，“国泰民安”是统治者贪图享受的挡箭牌。“国泰民安”是统治者吹嘘政绩、粉饰太平和贪图享受的一句成语，也是孔子的徒子徒孙们追求的最高政治理念。但在阶级社会里，在私有制经济的条件下，有的只是“国有太平之年，民无安身之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历史，绝非“国泰民安”史。
从夏王朝建立第一天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哪朝哪代没有战争，哪年哪日百姓过上安稳日子？我们还是拿宋朝做例证吧。宋朝是中国文化人最羡慕的朝代，因为那个年代的士大夫阶层，身份最高，待遇最优，生活最好。所以，他们把宋朝歌颂为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太平盛世”。自1004年澶渊之盟之后，到1122年海上之盟之前的110多年里，宋辽两国基本上没打过仗，确实有百年和平环境，有白发老人看见刀枪剑戟不知何物之说，也确实让北宋富得“流油”，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鼎盛时期。有资料说：宋朝富甲天下,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的70%左右。人们透过《马可•波罗行纪》的描绘，亦可以感受到西方人对宋朝的景仰。伏尔泰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 美籍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在其所著的《世界文明史》中写道:“日本在公元6世纪及其后的几百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取中国文化。”我们还可以通过北宋徽宗时代的画家张择瑞的《清明上河图》，证明北宋国都汴梁工商业的繁华景象。从以上事实可以肯定，宋朝确实做到了“国泰”和“国富”，但便没有做到“民安”。因为富的是地主、商贾和官僚士大夫阶层，而百姓还是穷得揭不开锅。我就用《水浒传》16回劫“生辰纲”这件事来讲吧，宰相蔡京每年过生日，他的女婿梁中书送的礼物就是十来担金银财宝，可见官场腐败的程度。而百姓的生活怎么样呢？阮氏三兄弟靠打渔为生，弟兄仨都娶不起老婆，甚至养一个老母亲都有困难。再听一听梁山一百单八将的老末白胜，他在劫“生辰纲”时唱的一首歌谣：“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可见当时两极分化到了的程度，比当今中国的基尼系数0.474（2012官方数）肯定还要高。“梁山聚义杀贪官，方腊起义反朝廷”，就是民不聊生的铁证。“靖康之耻”就是统治者宣扬“国泰民安”的恶果。
其四，宋末“三帝”“三杰”是对儒学最佳诠注。孔孟之道在春秋战国年代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为人们所不耻，孔丘逃离鲁国之后，带上几个门生到列国当了14年“推销员”，但是没有一个当权者善待他，还被人追杀，他自己都承认活像是一条“丧家犬”。孟轲的“施仁政，行王道”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主张，在争雄称霸的年代，就是一种痴心妄想。所以，秦始皇把他们的徒子徒孙当作“反革命”处理，搞了一次“焚书坑儒”运动。一直到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才重见天日，便被奉为正统思想。
董仲舒看中儒学的东西就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念，并把它归纳为“三纲五常”，目的就是维护封建皇帝的绝对权威，“君权神授”，用老天爷来吓唬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和饱读诗书的文化人，老老实实接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伦理规矩，并把它视为中国人最高的道德标准，不忠不孝就成为人生最大的罪过。正是这种道德观念，使中华民族变成为“逆来顺受”、“墨守成规”、“没有血性”和“明哲保身”的奴才性格。宋末“三帝”“三杰”就是儒学的牺牲品。
宋末“三帝”，宋恭宗赵显4岁登基，6岁随祖母和母亲沦为蒙古元朝的阶下囚；宋端宗赵昰7岁登基，10岁溺水吓死。宋末帝赵昺7岁登基，8岁亡。让三个毛孩子当国家最高领袖，中华民族愚蠢到了什么程度？国家不亡那才怪呢。再说“三杰”，一为左丞相陆秀夫，二是太傅（太子的老师）张世杰，三是右丞相文天祥。崖山海战兵败，陆秀夫 背着卫王赵昺投海投海自尽，随之十万忠臣、败军、愚民也跳海殉国，为儒学唱响了一曲悲壮的哀乐，随着宋朝沉
没于大海之中。张世杰先后拥立南宋二帝，誓不降元，最终兵败崖山海战，因飓风毁船无声无息溺亡，尸骨无存。文天祥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状元及第，官至右丞相，封信国公。南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在五坡岭兵败被俘，宁死不降。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初九，在柴市从容就义。给后人留下了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绝句。
宋朝的灭亡给中华民族留下什么历史教训呢？儒生说：南宋虽然覆没，但输得是这样的悲壮，这样有节烈之气，出现了张世杰、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人物，被称为“宋亡三杰”，真是“国乱出忠臣”。 而我则说：宋朝的灭亡，“尊儒”是祸根，罄竹难书。儒学讲“仁”，中华民族以忍让为美德，以勇猛争斗为耻。儒学讲的“忠”，是要中华民族忠于帝王为己任，而不需顾及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存亡，人民的生死。儒学讲“人性”，是要人们别有“血性”，忍气吞声，任人宰割。
正是以上三点，使宋朝的国富变成国弱，人才变成奴才，仁政变成亡政。儒学最可恶之处就是“忠君”思想，要求人们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也不管是仁君还是暴君，更不论是老头还是孩童，只要登上宝座就得绝对服从，山呼万岁，我为岳飞和文天祥两位民族英雄的死而感到悲哀，因为他们是生的伟大，死如鸿毛。
南宋灭亡其实不是亡在蒙古人手里，而是亡于汉族人自己的手里。崖山海战，元军张弘范（易州定兴汉人）和李恒（西夏人）有兵力两万，其中蒙古军只有1000人，居然就把宋朝消灭了。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的蒙古族，居然统治了上亿人口的中国近百年。这是落后战胜先进，野蛮战胜文明，贫穷战胜富裕，少数战胜多数的历史。随后的清朝统治中国286年以及小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都是利用了中华民族的崇文鄙武的文化和上尊下卑的心态，这就是中华民族自宋“崇儒”之后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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