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丑化的万历皇帝






明神宗朱翊鈞 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 為明朝第14代皇帝，年号万历，是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駕崩，十岁的朱翊鈞登基，是为明神宗。在位48年，為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谥号為範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万历的定陵1958年发掘，万历帝尸骨復原，“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左腳略右腳短。文革時期的1966年8月24日，遗骨被紅衛兵付之一炬。




萬曆初年，由母親李太后處理朝政，而張居正可說完全得到李太后的充分信任，而年幼的神宗對張居正更為信賴，故張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政令。




在經濟上行「一條鞭法」，在政治上則整飭吏治，任用賢臣，在防守方面則任用名將戚繼光抵禦沿海為患的倭寇。在水患上有潘季馴四次治河，成效顯著。神宗在位頭十五年，國家收入大增，加上能夠解決國防邊患的問題，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後世稱該時期為“萬曆中興”。《罪惟录》上说，张居正执政时期“使东至四海，西至甘州，五千里几无烽火”。




虽然明神宗多年未正式上朝，但大到朝鲜之役，小到顺天府祈雨，均由皇帝在内宫作出，并发各部门直接执行。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干政，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萬曆都有反應，表示奏章還是有在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神宗皇帝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银的方式，增加内库的内帑。在此以前，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即依靠南直隶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目前，关于矿税银的多寡存在两种说法，一说自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三十二年间，共收银三百万两。另说，自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共收银560万两，金一万二千两。根据明光禄寺宫膳底账《宝日堂杂钞》的记载，包括矿税银在内的内库，需要用于皇宫开销的部分，除皇帝、后妃、宫女、太监以外，包括每日翰林院、文华殿、太医院、教习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人的日常工作餐。仅宫廷膳食一项，共需要负责约万人左右的饮食，皆由内库拨银。例如，万历三十九年正月，宫廷膳食开支12000两白银，人均约1两左右。而内宫各类，如宫女、太监等服务人员，日常俸禄则为俸米，并不由矿税银等拨用。




矿税银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如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请拨内帑，神宗皇帝批复同意。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神宗拨内帑，神宗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万历三十一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神宗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招数拨用。




另外，含矿税银的内帑也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17]




而清人则多不了解详情，多以明代言官的言论评论该事，并拔高为明代一大惡政，甚至就此写入《明史》。后人则更多将此附会，并假想更多的財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礦監稅使向皇室內庫共進奉白銀五百六十餘萬兩，黃金一萬二千萬餘兩，平均每年進奉白銀五十餘萬兩，黃金一千多兩。」。




另外，開徵礦稅的好處在於可以降低農業稅稅率。




神宗皇帝，在軍事上任用幹練將校，先後發兵平定了播州（遵义）杨应龙之亂的播州之役、平宁夏哱拜之乱的寧夏之役、抵抗日本丰臣秀吉發兵侵略朝鮮以及奴兒干都司的朝鮮之役，维护了明朝的內部统一及宗主國的權威。此三場戰爭合稱萬曆三大征.




成书于清初的小说《樵史通俗演义》开篇说：“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想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魏世效：“万历之四十六年，天下熙暤。当斯时也，物安其性，民安其业，濡染涵育，莫不知立身爱君之道。而敦庞之风，谦下之节，亦惟此时人能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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