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跟身边医务人员
谈话。医务人员谈到买来两套医书是普及性质的，但可能与中国的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有不符合的地方，毛泽东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诉卫生
部：卫生部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而85%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
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本文摘自2014年7月4日共识网，作者卸甲一书生，原题为《刘继兴的毛泽东“626指示”
故事错在哪儿》。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73岁高龄畅游长江

网上有一个流传颇广的毛泽东“626指示”故事：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根据中央办公厅的安排，
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汇报中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
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毛泽东听后不禁雷霆大怒。他声色俱厉地对钱信忠部长
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
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确实是当时全国卫生工作的当务之急。卫生部立即研究贯彻毛泽东的这一工作指示。

1965年8月，心忧农村的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部部长
钱信忠等人。毛泽东与他们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
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毛泽东接着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
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刘继兴《毛泽东为何说“赤脚医
生”就是好？》）

上述故事不长，写的很生动。如说毛泽东“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之后，“不禁雷霆大怒。他声色俱厉地对钱信忠部长说”，等等。可惜其中许多内容是编造的。

其一，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听了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工作汇报吗？

当天毛泽东是向谁做指示？据凤凰卫视2013年11月
27日的《腾飞中国》节目介绍，1965年6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对当时的卫生部发出了严厉的批评（《1965年毛泽东指示医疗
教育：学医书读得越多越蠢》）。一篇名为《纪念626指示，反思医疗市场化》的文章则说：由于城乡医疗资源严重不均，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
议期间，毛泽东对卫生部提出批评：“卫生部想不想面向工农兵？”这年6月26日，毛主席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中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
术人员，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毛泽东看后不禁雷霆大发，再次严厉批评卫
生部的工作，发表了著名的“626指示”。这些电子或影视媒体均没有说该指示是毛当着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面说的，与刘继兴的说法不一致。





    

事实真相如何？

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
谱》）记载：“6月26日毛跟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医务人员谈到买来两套医书是普及性质的，但可能与中国的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有不符合的地方，毛泽东说：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诉卫生部：卫生部卫生部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这百分之十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
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明确地说毛是与身边医务人员谈话，
而非“根据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工作汇报后的讲话。“626指示”两次提到“告诉卫生部”，也足以证实钱部长根本不可能在身边，否则
何须旁人转告？至于所谓“不禁雷霆大怒”，“声色俱厉”，更是后人臆想。

其二，毛泽东“书读得越多越蠢”、“医学教育要改革”这些话是什么时间说的？

刘继兴说这是毛于8月“再次”召见钱时说的，完全是张
冠李戴。说毛1965年6月26日召见钱信忠，已被权威文献证明为假，没有“一”，何来“再”？说毛在8月发表“书读得越多越蠢”、“医学教育要改革”等
见解更令人匪夷所思。据《年谱》披露：8月15日，在与卫生部长钱信忠的谈话中，毛说：“过去农村卫生工作是无人管的，卫生厅也不大管。你说的半农半医这
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三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农村卫生员应给点工分。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避孕不能光宣传，应帮助
解决药费和工具。卫生工作要照顾到打仗的问题，分科不要太细，不要内科不能看外科，医生不能搞护理。”根本不涉及医学教育的改革，这方面的话是6月26日
那天说的。

其三，毛泽东8月15日谈话时，“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吗？

刘继兴说，毛泽东“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对照有关资料，这个说法太可笑。



    

“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的？1950年代初。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具体实施办法（草案）》，指出：“根据1951年工作计划为逐渐建立和发展基
层卫生组织之目的，必须培养大量基层卫生人员”，该文将基层卫生人员分为：卫生员、妇幼保健员（助产助理员）、护士助理员三种。提出卫生员应从“工农子
弟、小学教师（包括乡村小学教师及民校学生）中选拔，男女不限”；“妇幼保健员、护士助理员以乡村旧式产婆、高小毕业的女生、工厂女工、农村妇女及小学教
师为对象”。对他们进行“短期训练，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训练方法为“卫生员由区级卫生所负责训练（如该所未成立时得由县卫生院代为训练）；妇幼保健
员、护士助理员由县卫生院负责训练”（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第247-248页）。1965年，卫
生部医学教育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和41所高等医学院校下发了《关于继续加强农村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接生员训练工作的意见》，提出：“从
1965年起，在3-5年内，争取做到每个生产大队都有接生员，每个生产队都有卫生员”。培训卫生员的标准是：第一，能识别20-30种当地常见疾病，能
处理农村生产生活中常见的小伤小病，并会简易急救，能使用常用药品，掌握简易的针灸治疗方法；第二，掌握消灭“四害”和水、粪卫生管理方法，具备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和进行一般卫生宣传的知识；第三，能进行疫情报告和传染病的简易预防工作（如预防注射等）。对接生员的训练要求是：能进行新法接生、产前检查、产
妇和新生儿的简易护理；能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能安放子宫托和指导放置阴道隔膜（《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第17页）。可见，毛所说的“过去农村卫
生工作是无人管的，卫生厅也不大管”，显然过于武断，全盘否定了1949年以后的中国农村卫生工作方面的努力。但毛肯定了卫生部培养农村医疗人员的具体做
法，说“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半农半医”是卫生部自1950年代以来应对农村普遍缺医少药和国家卫生经费投入长期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水平的严酷现
状的一贯政策。在“626指示”中，毛倡导的“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则是针对他自己设想的“高小毕业学三年”医学教育模式下的医生，与“半农半医”的医
务人员无关。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看，毛泽东既不是“半农半医”的首倡者，也没有就对“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提出“总构想”，只是在8月15日的谈
话中，要求下到农村的城镇医务人员在为患者治疗的同时，还要从事培训农村医务人员的工作。

令人奇怪的是，给全国医疗界带来天翻地覆变动的
“626指示”竟然从来没有全文公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仅在《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问题〔1〕》题目下披露了一句话“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
点放到农村去”。《年谱》对个中原因的解释是，1970年6月26日，“周恩来将上述谈话的整理稿委托汪东兴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暂不发表，将来再
说。退东兴同志存。’”（第五卷，第506页）



    

为什么？据“红歌会网”的一篇文章描述：“1969年
10月1日，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成立20周年庆典。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沿着长安街前进的游行队伍时，惊喜地发现了‘赤脚医生’方队。这个
方队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她们高呼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队列的前边是一
个特制的轮车，上面载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大字。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赤脚医生’。当这个方队走到天安门城楼下边
时，毛泽东微笑着，身体向前微微倾斜着，频频向这个方队挥手致意。毛泽东的高兴是有理由的。当时，‘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在中国农村大地普遍铺
开。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已经超过100万，毛泽东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理想已经初步变成了现实。”（《世界公认的人
间奇迹——毛泽东一次发怒竟解决了中国农村的医疗问题》）该文有什么史料依据，不知。既然早在1969年10月，“毛泽东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理想已经
初步变成了现实”，取得了辉煌成就，半年之后毛却拒绝发表这一带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大逆转的“最高指示”，着实令人费解。

笔者特别注意到毛在8月15日谈话中“使用在农民身上
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这句话。因为这一要求与后来在全国推行的“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运动宗旨显然不一致，后者强调的是“一根银针、一把草药”，
仍是农民自己解决问题，不能指望国家。这让笔者联想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一所东北著名综合性大学后的遭遇。当年入学后，因中国经济已面临濒临崩溃
的边缘，城市主副食品供应困难，学生伙食极差，难得见到一点油腥。不久，学生宿舍爆发大面积肝炎，几十人入院治疗，近200人隔离观察。其实大家都明白，
就是营养跟不上。于是校党委书记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拍胸脯，保证要从学校农场调10头牛、10头猪来改善伙食。当然后来就没了下文。其实大家可以猜到，农场
当时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些牛和猪，书记的承诺到后勤处长那儿就卡了壳，只能装孙子，此后绝口不提此事，对党的威信的损害却是长久的。

言善而善不能行，奈何？

附：《年谱》所披露的“626指示”内容


    

同跟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医务人员谈到买来两套医书是普
及性质的，但可能与中国的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有不符合的地方，毛泽东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
五服务，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
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
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
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
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深、难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
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还有一件怪
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医务人员说：有些病是应该戴的，例如做手术，不
戴，怕医生口腔、鼻腔的细菌传染病人伤口。）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
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一九六八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
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第五卷，第505-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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