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在延安时期种植鸦片的事情，有很多论文研究以及相关史实，早已证实了这一点。并非只有《延安日记》中的记载，以及流传甚广的谢觉哉日记等。很多人说《延安日记》的记载不作数，因为这是苏联对敌宣传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时期也有记载的大量文件提到共产党的鸦片贸易，当然，这也是反动派的污蔑。若非得是我党自己真情流露坦白从宽自曝家丑，下一个罪己诏才能让他们信服不可了。
当然，客观上讲，鸦片当时在很多地方是作为硬通货流通，而且从红军时期开始，军队都是携带鸦片作为硬通货使用的。作为游荡了大半个中国的反政府武装，种植鸦片以获取财政收入，并不是太过丢脸的事。......（略）
摘录部分国内史料，以正视听。
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
而来，陕北北面三边一带，盛产鸦片，历来这些鸦片都东向输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军人和
地方恶霸以及鸦片烟商人，经营这批买卖。当林伯渠主理财政的时候，曾向这些贩运者征收
过境税和出口税，此外中共没收来的和征发来的鸦片扫数出口。至于其他商业税的收入就少
得可怜了。大约在西安事变后边区政府才在三边一带禁种鸦片，而且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
中共的友邻，怎好意思再把鸦片烟推销到山西去。边区的财政收入，因而大减，非急谋补救
不可。
——张国焘《我的回忆》
到1944年8月镇原全县共开荒地18687亩，超额完成任务600亩。同时还成立了三岔、孟坝、苦水掌三个土产支公司。三岔贸易支公司，当年输入粮食1500石，合金额125.6万元，棉花合金额42.4万元，杂货合金额27.32万元。输出食盐120.3万元。牲畜1505头，特货(大烟)1200两。
——新华网《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
——94年出版《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第一卷 272页 《南泥湾调查》
（注：此处的烟明显是指大烟而不是烟草，因为收烟草是用采叶法–参见《收烟工“绿烟病”2例及大鼠经皮吸收尼吉丁的研究》，而且千亩收烟仅300两，根本不可能是一亩能产数百斤的烟草）”
——《湖南省《大庸县志》 第9卷 人物志 上 第二次修改稿》
（注：不仅在红色首府有种植鸦片，在游击区也是一样的）
——《延川文史资料第3辑》
更加详细的数据及文献研究可参阅：
【1】台湾中央研究院陳永發《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
【2】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72期（民國100年6月），137-19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耀煌《統籌與自給之間：中共陝甘寧邊區的財經政策與金融、貿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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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问题的终结
“陕甘宁边区是否种植鸦片”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但辩论双方往往只从只言片语或“常识”之类出发，得出对自己有利的结论，真正下力气研究陕甘宁边区的人却很少。为了彻底搞清“陕甘宁鸦片问题“我花费一段时间对边区的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希望能通过我的提供的证据终结这一长期以来的争议话题。
我所提供的资料出处主要是大陆出版的史料汇编、相关人员的回忆录，部分数字出自CNKI数据库中的论文，个别资料来自台湾方面的文件但仅作参考。以上书籍、论文均可从网络下载，相关的引用也会注明页码，每一句话都有出处，便于查证（已补充大量贴图，手机浏览请慎点）。
一、 特产是什么？
讨论陕甘宁边区特产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特产。连这个基础问题都弄不清楚是无法进行下一步的展开的。其实，“特产”是什么，这在边区资料中已经记录的清清楚楚，无需再辩：
在下面这则材料中则明确指出特产为“黑色”的物品：
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据我所知这两年的实际工作与黄松龄同志的看法是有出入的，边区对外贸易的管理占一般出口百分之九十的食盐和特殊出口的特产由贸易公司掌握比较是严格的。
苏子仁《讨论金融总结的发言底稿》1946年3月2日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篇金融》P353
在下面两份文件也明确指出边区语境中的“特产”到底是什么，“特产”绝非正常贸易物品：
《延属地委关于禁种特产规定的秘密通知》(1943年8月1日)
禁种特产的决定，各县党政都能认真执行，但有少数下层干部及一部分群众对禁种了解不够。以致在偏僻地区严令铲除后，尚留有烟苗。据调杳所知，此项遗留烟苗，均已收割集总（中）起来，为数为少，兹为贯彻禁令，并使公众得有收益起见，特规定如下办法，希各级党政负责同志切实认真执行：
（一） 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
（二） 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
（三） 凡（确）已吸用或变卖出去的烟户者，可以按市价没收，如出卖在临近者可以追回没收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
此项变价得来之款，原则上仍归各县，但分区财委会认为必要时，可酌情做极少数的调整，以上办法，只做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
（一） 署名：张邦英（时任陕甘宁边区延属地方委员会书记、延安卫戍区政治委员）
王震（时任三五九旅长、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
曹力如（时任延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P137
《志丹县政府关于特产种植及处理情形的呈报》 1949年7月5日
曹、李、崔主任：
我县群众偷种大烟问题，自春耕布置后，随几次命令及指示并在区长联席会议当面布置，但至今仍很严重的存在着。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P196
《关于鄜县及关中分区鸦片委员会走私与强迫收账等问题的调查报告》（1944年8月）
目录
（一）鄜县境内的走私调查
（二）关中分区种植鸦片及其查毁调查
（三）关中分区特货走私之调查
（四）关于收特货帐的问题
（三）关中分区特货走私之调查
走私的一般概况今年一二月提议代销之时，公司区和*所都参加了，这的确解决了部分的经济困难，但实际也促进了以后走私的发展。四月十五日传达了禁止走私的命令，当时情形良好，没人走私，五月中旬走私开始。
许多经济干部思想上没有彻底转变，以为只有大烟才能解决大的问题。因此，轻视其他生产。由于货物多以法币交换，而且不易求得，因此，特货就成为对外贸易中最合算的东西，有了它，什么都可以买到，这种客观情形也形成走私的便利条件。
职 刘向三 呈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P268-274
综上特产、特货是什么已经无需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边区特产贸易的起因、发展、规模、影响等情况，而这其实是个相当有趣的话题。
二、特产问题的缘起
皖南事变前边区禁烟颇严，这一点可以从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中看出。亦可从后文的《南泥湾调查》中
“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看出。红军早期人数有限，负担不重。37年抗战后至皖南事变前边区主要依靠外援维持，外援包括国民政府拨发的军费及“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合计占边区财政收入约 50%到 85 %
1937年 至 1940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财政收入比率为：
1937年 ，45.6万元 ，占年 财政 收入86.71%
1938年 ，46.8万余元 ，占年财政收入 51.69%
1939年 ，566.4万余元 ，占年财 政收入 85.55%
1940年 ，755万 余元 ，占年财政 收入 77.43％
西北财经办事 处《抗 战以来陕 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 2月18日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六篇 财政》P427
其中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法币） 国内外进步人士捐款（法币）
1937年7-12月为192.8万 1937年7-12月为3.6万
1938年 448万 1938年 197.4万
1939年 500万 1940年550.6万
1940年499.7万 1941年77.9万
（注：原文如此，前面的收入和后面的捐赠总额对不上。我认为是因为“国民政府拨款”及“捐款”并非全部拨给边区财政，部分收入还要拿出来分配给其他部队。如1939年吕梁山脉及晋西北所控制部队每月获边区拨款15万）
总的来说在国民政府提供拨款的背景下，虽然边区财政谈不上富裕，但也能略有结余。如 1938年余 10.3万元，1939年余 8.4万元。在此背景下边区执行了休养生息，减轻民众负担的仁政方针：
一九三七年征收公粮一万四千石(一石为三百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一点二八，每人平均负担仅一升，是很轻的。以后逐年增加，一九三八年一万五千石，一九三九年六万石，一九四O年十万石。《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500-501
但在1941年 ，边区财政突然出现 了严峻的形势，这一年边区财政亏空 567.2万余元。起因是“皖南事变”爆发了。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为敦促延安方面尽早执行撤离计划，国民政府于11月暂停发放对延安的拨款。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极具恶化。国民政府也就再也不给延安拨款了。这样一来延安每年收入骤减500万元，经济一下捉襟见肘，陷入困境。
于是公粮的征收在 一九四一年激增至二十万石。《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501
这才有了“打雷咋不劈死毛泽东”的段子
同时随着抗战的发展以及出于增加边区兵力防止国民政府进攻的考虑，边区的党政军、学校、机关人口不断膨胀：
一九三七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一万四千人，一九三八年亦仅一万六千人。一九三九年后，主要是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磨擦，用重兵包围边区，并伺机大举进攻。我们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边区脱产人员(主要是军队)即从一九三九年起直线上升，计:一九三九年四万九千人，一九四O年六万一千人，一九四一年七万三千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500-501
由于国民政府停发军费转而封锁，兼之边区吃财政饭的人口激增 ，从1941年起边区财政陷入巨大困境，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短短三个月内，延安物价指数从716.7飞涨至1373。最高领导干脆提出了饿死、解散与生产自给三条道路。边区开始考虑要采用何种方法来解决金融危机。
一开始边区考虑的还是“开源节流”这类正常的解决方案：
1）机关部队自主经营解决经费困难（这是“部队经商“的鼻祖，后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2）大量出口边盐，计划41年出口60万驮以解决财政问题（一开始甚至计划每年出口200万驮边盐，但直到抗战结束，边区外销边盐最多的一年也才出口33万驮）
3）加强税收
4）发行公债680万
5）征收公粮20万石
6）停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这是为了启动印钞机做准备）
即便如此，想尽一切办法到年底财政还差568万元的亏空（占岁入22%）填补不上，边区只好印钞，这就导致了进一步的通胀……
以上内容参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篇 财政》P16
边区金融体系摇摇欲坠，一切正常手段都难以填补亏空，边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禁忌之物——特产。
三、“上瘾者”陕甘宁边区特产贸易的开始：
边区最早是从1941年的夏末开始插手特产生意的：
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十一月三十日全边区特产推销情形:
资本1212.8斤
代销2850.7斤
各部队免税出口4099.1斤
公司自营1010.9斤
财厅没收87斤
合计9260.5斤
以平均价格16000元计，合计l48，172，490元。最初每斤8000元逐渐提高，现已到24000元，其中吸收法币60%，换回物资40%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四编 商业贸易》P94-95
也就是说在三个月的时间内，边区出口了将近15万两特产。
边区从禁止种贩特产转为靠特产牟利，这种剧烈变化必然引起内部的激烈争论。按《南汉宸传》中的描述，当时主抓财政的南汉宸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才在有了1941年冬南汉宸与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一次重要谈话（注：下文为《南汉宸传》原文，仅供参考）：
一天, 南汉宸刚从军需处回来,副厅长霍维德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拧着眉毛说:“4点钟,
边区政府那边打来电话通知你下午4点钟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经营土特产的问题。”
“怎么,出了什么事了?” 南汉宸已猜出原因的大半,但他还是想听听自己副手的看法。
“我们有几位老同志,对于经营土特产都提出了意见。有人还专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两封
长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霍维德说。“噢,还写了两封长信!”南汉震有些紧张起来,他记起边区政府里,近几个月来一直存在的激烈争论,许多人都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
尽管他一再申述必办理由,但始终未能得到理解。
“此外,还有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高岗司令员在内都是一个意见!”霍维德说,“宁肯饿
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他们说，陕北根据地坚持这么多年，条件比这还困难也没有做过这个买卖!”
“我们没做,不等于民间没做呀!请问,米脂、绥德的义合、宋家川、螅蛎峪等几个小镇子,
当年人贫地瘠而这些年来怎么会发展成有几万人的繁华集镇呢?还不是靠从宁夏、绥远来的
土特产经过他们那里倒手,才发展起来的吗?闭着眼睛不看现实不行!”。
“问题是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是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提到的那样: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
……几句闲话讲过,话题自然转到土特产的事上来,毛泽东缓缓地说:“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相当的尖锐,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为好!办呢,还是不办?”
南汉宸见主席这样虚怀若谷,心气便也平和下来,于是便将所面临的窘境和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一五一十地对毛主席汇报后说:“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得憋死、困死、饿死,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二种结果。”
“噢,这么严重了?难道我们不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吗?”毛泽东诙谐地间道。“是啊,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是呀,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汉宸,我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三条道:第一条,是想法子弄钱,弄粮,弄到我们所必需的物资;第二条,大家散伙;第三条,饿死。第二条和第三条路都不好,我想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走。那么,就只有走第一条道。当然,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要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因为没有抗战,不打走鬼子,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要向群众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说服动员,发动大家一起来讨论……” 毛主席深人地剖析事情的成败得失和二者相权取其轻的道理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落山了，屋子里的光线逐渐暗淡下来.也不如刚才那样温和了，但是来的人心里却感到更为温暖，更为明亮，换句话说，更有底了。
说一千道一万，路只能走第一条，想法子弄到粮、弄到钱、弄到我们所必需的物资，在明修栈道的同时，也要想法子暗渡陈仓小道。否则，只有困死、饿死或者解散。以革命的名义，我们只能要前者，走第一条道;而不能要后者，走第二条、第三条道。
《南汉宸传》邓家荣 韩小蕙著 1993版P254-258
在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和鼓励下，边区开始实践一条不同以往的财政获取方式。1942年边区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自种特产，一方面允许老百姓种植然后收购：
首先是在南泥湾试种特产：
南泥湾地区本来人口稠密富饶，但因光绪年间西北回变，导致人口灭绝，70年后已经成为了一片茂密的森林。一九四0年六月乐天宇考察边区森林资源时再次“发现”了这一地区。边区政府拟定此处作为“新中国大农场经营地区”。
1941年开始有部队机关进行少量耕种。1942年起边区部队开始在此试种特产。按照西北局的说法是，各部队“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
《南泥湾调查》①初考作者为西北局办公厅边区研究室。
（一九四三年二月）
一九四二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同志为主任。三月，特务团开来住马坊;六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八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
三、部队屯田事业
……土地问题较易解决，土地无主，各团大抵先行测地插标，就近开荒，只是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调剂系经过管理处，条件未详。
据许多同志谈，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而种特产的缺点，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00亩只出八O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出处：《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 一九四三年（一）》P272
随后附有的《一九四二年各单位种地面积调查表》将种植收获明确的分为三块——粮地、特产地、菜地。在“特产地”条目下，也分为三栏分别为，亩数、收烟数、每亩产量。
总的来说1942年的这次试种是失败的，因为部队没有特产种植经验下种太早又贪多，也不熟悉割烟和施肥的方法以致产量太少。如炮兵团（延安仅有的炮兵部队，团长是拥有传奇经历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武亭将军）种植600亩仅80亩发芽，收烟几十两。警卫营收烟较多也只有800两。359旅718团种植1000亩仅收获300两特产。种特产竟然种亏了！
（注：网上有所谓辟谣文章指鹿为马，竟然说此表格中的“收烟数”指的是烟草，根本就是不了解边区烟草事业的发展信口胡诌。事实上烟草历年都是边区的进口物资，从未大量出口。边区烟草业的“大发展”是在43年，起因是43年一度解除外烟进口禁令，导致外烟大量涌入边区，造成3.4亿元的逆差。为了减少贸易赤字，边区出台法律严禁外烟进口，同时加大缉私力度严查外烟。同时倾尽全力发展自身的烟草产业试图对抗外烟。正是靠着边区的地方保护政策，陕甘宁烟草才在内部有了一些市场，但这种烟草几乎没法出口。因为边烟价格高质量一般，根本没法和区外质优价廉的烟草抗衡。边区卷烟一条耗费1.5至2斤烟叶，成品售价约为63斤小米。而一条外烟价格便宜者仅售10.8斤小米。英美烟草公司品质较高的杜鲁门也才25.8斤小米一条，小号哈德门算是最贵的，45斤小米一条。内外价格相差如此之大下走私烟自然难以禁绝。边区烟草业没发展多久，至1945年6月就已凋敝。由于外烟走私实在难以阻止，1946年边区索性放开进口外烟，试图化暗为明，收取税费。结果边烟草被彻底打垮，再无翻身希望。
另外从1943年起边区的“特产”来源就转为晋绥，这和边区自产的烟草发没发展毫无关系。边区烟草唯一的一点出口是卖给晋绥边区，而不是销往国统区。这和“特产”的贸易流向完全相反。更何况边区烟草亩产在200-350斤之间，如果每亩 “烟”产量仅数两的话，那可是弱智种的了。详情参照：陕西省烟草志陕西地情网）
1942年边区特产的另一个来源是允许老百姓种植然后收购，我们可以参考下面这个钓鱼执法的例子。因为内容实在太过有趣，请原谅我一字不改大段引用原文：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对郭洪绪等十五人向边府呈状的批复》
〔战字第872号〕(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袁专员、杨副专员并转米脂马县长。
顷按米脂桃镇区人民郭洪绪、任俊文等十五人为绥德保安分处收没烟土不予发价事呈来本府一状，内称:
“去年阴历五月下旬，被绥德保安外派来刘志勤、申平周二人，在米脂东区一带，利用起周富贞、艾克洪，该二人又利用起周纯喜、周佩青，他们几人来在米脂桃镇二乡蔺家寺任俊文家中和桃镇一乡白家沟杨会堂家中，申称他们是公家商人买大烟土，当时包袱内假包表纸，说是他们的货币。民等因公家商人从前在各处有收买烟土先例事实，遽信为真，并且相信人民给私人卖烟，不保犯法充公，给公家卖烟正是很妥当的事。因此，就在蔺家寺村称了任怀善、任怀文、任怀中的十八两，张光禄二十五两二钱，任礼义六两五钱，刘中好七两三钱，郭洪绪十八两一钱，郭子勒、郭怀亮十一两二钱八分，任礼光三两二钱，杨会堂在井家河称了艾绳裕、艾绳华，艾克芳二十二两五钱，吴玉祖六两，桃镇民生栈六十七两。以上除民生栈外，共计烟土一百一十八两零八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三十一年上自种割的，并不是贩卖的人。再者，这些东西是在我们家中称去的。当时将烟土集中，随即拿出手枪说:同志们，对不起，都要没收。我们自己在三十一年种割的，除交公家而外，每家都长余下几两，叫他们全部拿去。当时称去这东西，如保安处所利用的周纯喜，丁了膏子十六两，给保安处赔了边币四十八万元，周佩青丁了膏子五两，给保安处赔了十五万元，周富贞丁了膏子四两，给保安处赔了十万元，申平周丁了膏子九两五钱，绘保安处赔了二十九万元，刘志勤丁了膏子九两五钱，原洽保安处赔了九两五钱，艾克洪丁了膏子三两，不清楚怎样结束。
民生栈是米脂县政府的营业机关，他们的六十七两，由保安处全数退回，光老百姓的尽数没收了。我们都是受苦的老百姓，我们不懂得人情交际，因此上了这些人的拐套。三十一年上种洋烟，公家是为了解决人民困苦的，我们出了许多烟款，结果闹得几两，还教公家没收了，这真使人哭笑不得！公家是处处为老百姓的，是想办法的，私人的没收，公家的退回，我们相信政府的法令决不是这样的，恐其中一定有些误会。尤其我们这些穷老百姓，每天起来就在土疙瘩里流血流汗，不是没吃就是没烧，政府虽则困难，不在此区区之小资。故呈明原委，恳请恩准发价，以解民困”等情。研究此案真实情形如何，希即切实查明，一并提出处理意见，呈报本府。特此令仰遨照办理。
此令！
主席： 林伯渠 副主席:李鼎铭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P248
从边区这份1945年的状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基本事实：
1、“公家”之前曾在绥德各地收买烟土
2、1942年（即民国三十一年）“公家”曾允许老百姓种植洋烟，然后征收了绝大部分（但是案子中这几户人家留下了几两）
3、1945年米脂政府的营业机关仍然拥有特产，老百姓销售特产会被罚，县政府的营业机关则没人动。
这桩钓鱼执法引发的案件无意中透露了边区早期获取特产的另一种方式，允许老百姓种植，然后进行收购。
此文件并非孤例，还有一份材料也可提供证明：
《子洲县政府为转知七一五团华兴商店赔偿款烟的呈文》
林主席、李副主席:
据本县周复区这次召开民主大会，有商号万盛厚同德兴商民师维新等提出: 三十二年政府法令烟土系禁物，民等即将积存烟上(三十一年收获的)寄放本镇七一五团华兴商店，今该带走烟土五十两，另该团运输队买二十两，每两八百二十五元法币，分文未付。……上述各等情，本府既不知其底蕴，自然不能冒然主持解决，兹将原呈沙上，清转知该团，或赔偿或有理答复
此致敬礼
县长谢怀德十二月十三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9》P109
此外边区还收购商人的特产转手贩卖，盖因当时对特产贸易尚未形成组织化，特产贸易政策辄有反复。种植问题在抓紧，但边区缺少存货，只好从商贩处收购，再行转手。边区真正靠特产赚钱，要等到42年自种的特产上市后才行：
（1942年）特产收入在上半年因贩卖商人的货，只能作财政周转而盈利不多，八月以后收到新货，直到第四季度(主要在十一、十二月)新货出售才有收入。
边区财政厅:《二年来财政收支工作总结》1943年10月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六篇 财政》P59-61
按谢觉哉日记的话说：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
《谢觉哉日记》1945.1.15P734
萧军当时定居延安，他在日记中是是这样记载的：
1942.2.6听了财政厅长（注：时任财政厅长应为南汉宸）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听了很难过“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去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平常我们不乐意说到穷……”他说。
《萧军全集》第十八卷.日记P562
边区虽然属于迫不得已，但由于特产来钱容易，又可换到各种物资，便不知不觉深陷其中了。在特产的带动下1942年度边区财政收支盈余10873万元，边区财政靠此扭亏为盈。
按边区的话说
① 取之于民的三项，税收、盐税、公盐只占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卅五
②特产收入占百分之四十。特产不但解决了一九四二年财政收入，而结余下的还支持了四三年春季财政。
边区财政厅:《二年来财政收支工作总结》1943年10月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六篇 财政》P59-61
但陕甘宁边区特产种植的短暂开禁很快就要走到尽头，边区特产贸易结构马上就将迎来一场重大变革。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边区出现特产种植的这事快就被人发现，并被传扬出去，引发轩然大波。让人惊讶的是，边区特产问题最早竟是被日本人捅出去的。
1942 年日本驻汉口总领事田中彦藏向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报告称:“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强迫老百姓种植鸦片。陕西西安各大报纸杂志纷纷报道，并且联合致电毛泽东: 顷据报载，陕北各地遍种罂粟，不胜惊骇。禁烟一政历年来我政府竭力以赴，虽在抗战期中未尝稍弛。……而陕北各地遍放罂花，是不啻欲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敌伪沦陷区所施之技，先生亦为之，不亦为仇者所快乎?务请改过从速，除恶务尽。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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