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委员长说 东北军就是挺着死也不准开枪 挺着死是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由 一次 于 2015-06-08 18:56

蒋介石

在过去，一直流传着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拍发“铣电”给张学良命令其不抵抗的事情。所谓的铣电电文传为： “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中正。”台湾李敖《蒋介石评传记》也引用此电。[1] 但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必须十分谨慎，尤其应注重资料的出处和原始来源。实际上，铣电至今未见原件，所谓电文内容系完全由张学良部下、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的洪钫在多年后在大陆回忆出。[7] 
此外，另有张学良部下赵镇藩（第七旅的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多年后在大陆也回忆称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文，其回忆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8] 赵镇藩的回忆内容，与洪钫大致类似。当事人回忆虽然是史学研究依据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受当事人记忆程度和其他外部环境的影响，应注意将回忆录与其他文档资料结合起来再使用，不能单凭回忆者空口无凭的一句“回忆”就对历史做最终判断，这不是严肃的历史态度。可直到目前，在中国大陆各地的档案馆中，均未发现蒋介石致张学良“铣电”的档案原件。在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刘维开曾经查遍台湾保存蒋介石档案最全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即“大溪档案”），但也未发现有关“铣电”的档案。[9] 
21世纪初期，有人根据根据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一书，说“铣电”原件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的展柜中。大陆历史学家杨天石亲自电话询问窦应泰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此书不足为据”。[10] 因此，所谓的“铣电”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有效档案资料的支持，其可信度因此有待考证。而张学良晚年自由后，则彻底否认了铣电的存在。
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称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是其本人所下，与国民政府无关。后来他又在多种场合对很多人否认过这一点。后著名史学家唐德刚与张学良交谈，又特地提起不抵抗电文之事。唐德刚曾当张学良面前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以上两句为洪钫所回忆的铣电的关键语）。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11] 张学良晚年自由后的亲口否认，以及铣电在海峡两岸乃至海外均无法寻觅，使洪钫的铣电回忆至今仍是无法证实之事。
与铣电无档案资料可证实形成鲜明对比，有原始档案资料可证实，张学良曾于1931年九月六日打

31年9月6日张学良致荣臻不抵抗“鱼电
电报给在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有云： 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原始电文今藏辽宁省档案馆《日人中村案》第一〇四号）[12] [1]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大片国土沦陷，东北军大部分撤至锦州，张学良亦将辽宁省府迁移至此，锦州之得失，实已关系东北全局。日军攻占齐齐哈尔后，即调转兵力直扑锦州。
1931年11月14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13] 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
1931年1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14] （从蒋的电文也可以看出蒋张之间的关系名为上下级，实则遇事只能跟张商量。）随后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但是对于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一事，张未予响应。
1931年11月25日，南京蒋介石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顾维钧代表南京政府致电张学良：“近日国联形势恶化，锦州情形又急。日本所云无意进攻，恐不足信。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且近日传闻日、俄将有日占北满、俄占新疆之说，如果属实，例东省全失以后，所有边患或将次第引起，患隐无穷，关系全国尤大。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与今晨外委会讨论众意佥同。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12月5日，顾维钧再次致张学良：“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但张学良不为所动。
1931年12月8日，蒋介石再次亲自致电张学良要求其不得放弃锦州：“万急，北平张副司令勋鉴：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近情如何？盼复。”[3] 
因九一八后领导责任，蒋介石不得不于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短暂下台。[4] 
蒋介石下野期间，孙科主导的南京中央政府，曾经多次敦促张学良抵抗日寇。[4] 1931年12月25日，南京中央政府电令张学良：“张主任学良鉴：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本日决议，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据此，应即电令该主任，仰即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域，并将办理情形，按日呈报，毋稍懈怠，此令。国民政府有戍。”12月30日，南京中央政府又致电张学良：“北平张主任勋鉴：密。艳电并堪日御敌情形，殊堪嘉许！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惟日军攻锦甚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总之，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国民政府卅亥印。”张学良不为所动。
对于“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蒋介石认为，“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同上），既然力不足御侮，自然要小心应付，谨慎处理事变。9月21日蒋返回南京后，主持在京中央委员会议，商讨对日策略，蒋主张“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让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