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沧桑与“横渠四句”

 李存山 

　　自有公元纪年以来，２０００年无疑是人类经历的第二个“新千年”；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又确确实实是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新千年”。原因当然很简单，公元纪年源于西历，当第一个“新千年”时中西文化尚未相遇，西方的基督徒当时是如何度过他们的“千禧年”的，与我们并不相干。不过，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人，回眸第一个“新千年”后中西文化所经历的不同的岁月沧桑，以及它们在何时相遇，如今又如何面对同一个“新千年”，心中不免升起无尽的感怀。
    
　　当临近第一个“新千年”时，中国已度过了她的“盛唐”时期，接着是“五代十国”之乱，然后是宋太祖于公元９６０年统一天下。此后，中原汉族文化一方面承受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需要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做出新的调整或改革。在政治上，主要是吸取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强化了君主集权和专制。威胁中央权力的军事内乱显然减少了，但“弱武强文”的宋代文化却也种下了以后“靖康之耻”和“宋元鼎革”的祸根。在经济上，主要有王安石希冀的“总把新桃换旧符”，他被称为“中国１１世纪时的改革家”，但他的“熙宁新法”总共维系了１６年，宋神宗一死，新法也就结束了。在思想文化上，主要是宋代道学家“出入释老，返而归于《六经》”，建构了以后被奉为正统、影响千年之久的宋明新儒学。
    
　　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几位新儒学的创建者?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　，都生于１１世纪，也就是第一个“新千年”后的一百年间。说起新儒学理论建构之宏阔、思想境界之高超，总不免想起程颢的诗句：“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说起新儒家“仁以为己任”的历史担当意识，又不免想起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最足以表现新儒家之崇高远大文化抱负的，又不能不推作为范仲淹之后学的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被称为“横渠四句”的一段话。
    
　　对于新儒学在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历史地位，学术界是一致给予肯定的；但对其理论得失、社会作用的评价，则意见分歧。这篇短文当然无意去评析这里的分歧，也不可能比较完整地表达我对新儒学的个人见解，但本着“不诬古人，不误今人与后人”的态度，我在此仍要表示我对新儒学之缺陷的一点遗憾，即新儒学发扬传统儒学崇尚道德的价值观，在理论上虽然采取了普遍世界观的形式，但实质上陷入了泛道德论的误区。所谓“泛道德论”，就是把人之“性善”或儒家的道德伦理上升为“天理”或“道”，认为它是泛在于世界万物，并且是万古常存的。这一缺陷导致了两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是用道德之“理一”掩盖或取消了万物之“理万”?明代哲学家王廷相曾批评“世儒专言理一而遗理万，偏矣”　，它把人的认识主要局限在道德性理上，而没有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跃入一个新的高度指示前进的方向、提供文化的动力；二是把儒家带有时代性的道德伦理看作天经地义、万古常存?明清之际黄宗羲曾批评“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它为以后儒家伦理的变革以及从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转型设置了思想障碍。
    
　　宋明新儒学的缺陷，在明清之际士人的思想中已经做了一定程度的反省。在这一反省中，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最有政治思想深度的，而他也对所谓“横渠四句”提出了批评。由于新儒学把道德与功利对立起来，所以黄宗羲批评说：“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 边者，则目为粗才；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抱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黄宗羲把“横渠四句”称为“阔论”，也就是迂阔之论，他认为道德如果脱离了功利，那就是空话。这一批评当然不是对宋明新儒学的整体评价，但它揭示出宋明新儒学在价值观上泛?唯　道德论的缺陷，是有其合理性的。
    
　　在黄宗羲的时代，西方已经历了文艺复兴，且西方传教士来华，中西文化已经有了初次的接触。西历纪年法已被中国士人知晓了，那正是千年沧桑中间的一段岁月?耶稣教士利玛窦于１５８２年到澳门，于１６０１年到北京　。接下来，西方又经历了１８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在此期间，中西文化的接触中断了。当１９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打上门来时，中国就已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２０世纪的大门，中华民族是蒙受着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耻辱而进入的，那正是中国的“庚子”年，而西历是１９００年。再往后，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百年沧桑了。
    关于中西历法，清初的天文学家梅光鼎曾说过：“历以敬授人时，何论中西?吾取其合天者从之而已。”但当时的钦天监大臣杨光先却大讲“夷夏之辨”：“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样的争论到晚清仍不绝响，如果照此下去，所谓“新千年”肯定是与中夏儿女无缘了。辛亥革命后，我们使用的是“民国年号”。直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才正式采用了世界普遍的公元纪年法。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新千年”时，我们才充满了信心与豪情?
    
　　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当我想到在此“新千年”之际，人文社会科学所担当的历史使命时，我不免又想起最足以表现中国士人崇高远大文化抱负的“横渠四句”。如果总结历史文化的经验教训，并且吸纳新的社会经验和文化成果，那么需对“横渠四句”作出现代的新诠，即：“为天地立心”，天地本无心，惟天地人是一整体，人认识自然界和客观规律，并且“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把自然界运动的合规律性与使其适应人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合目的性统一起来；“为生民立命”，此处“命”又作“极”，“立命”主要是明确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立极”主要是确立一个合理的价值标准体系，把正确的历史观与合理的价值观统一起来，就是“为生民立命”和“立极”；“为往圣继绝学”，此处“绝学”就是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若不吐故纳新，则不但传统文化要绝，而且中华民族亦将亡国灭种，惟以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中西文化之优长进行综合创新，传统文化才能继续发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万世开太平”，“太平盛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但数千年来“太平”未致，近代以后又“落后挨打”，与世界人民经历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直到近２０年我们才逐渐进入“小康”，在新千年第一世纪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并且发扬“协和万邦”的精神，反对世界霸权，与世界各族人民努力建设一个和平、繁荣、可持续发展的“地球村”，这就是“为万世开太平”。
    
　　关于哲学，近读瑞士著名学者皮亚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人文科学认识论》，他把人文科学分为探求规律的“正题法则”科学、人文历史科学、法律科学和哲学四大类，他说关于哲学学科的意见颇不一致，但“唯一肯定的命题——因为各学派看来都同意这一点，是哲学以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也就是说达到一种不仅考虑到已获得的认识和对这种认识的批评，而且还考虑到人类在其一切活动中的各种信念与价值的世界观。”我认为这一命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曾陷入过泛道德论的误区，而我们在建国以后的前３０年也曾发生过泛政治化的失误，那么中国现代哲学所担当的“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的使命就是非常重要的。我期盼着在新世纪——就像千年之前的那个世纪一样——中国能出现哲学大家，他们具有现代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远大的文化抱负，因为他们有了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所以这现代的“横渠四句”就不再是迂阔之论，而正是他们所要完成的“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的历史使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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