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医药界迎来了我国首批国医大师、成都中医药大学郭子光教授八十华诞之大喜。作为学生和晚辈，我虽然不能撰文全面展示郭子光大师中医人生的全部
事迹，也不甚了解郭老早期艰 
辛学业和中期奋斗成才之详情，更不能深刻地诠释郭老的学术思想，在此仅将我从成都中医药大学读大学以来与郭老的一些交往和随想，同时也穿插一些我个人成长
和事业发展中与郭老对我 的教育有关的经历，尽量客观准确地记录下来，但愿能被列为郭老八十大寿的贺文。

    初识大师

 
   
郭子光大师进入我的大脑认知记忆，可以说是先闻其大名而后才见其真身的。我是成都中医药大学（原成都中医学院）医七八级的学生。由于当时学校的住宿条件十
分有限，我被列为走读生。 在走读了两个月后，才将我插入医七七级的宿舍中，所以至今我与医七七级的很多同学都很熟悉，见了这些老大哥、老大姐也很亲切。

 
   
在印象中，我第一次听到郭老的大名“郭子光”这三个字，正是从医七七级的同学口中获悉的。当时，郭老正在给医七七级上课。医七七级同学经常下课回到寝室
后，都在兴奋地谈论郭老讲 
课时的风采和学识。至少在我见到郭老本人之前，我对郭老的了解都是基于医七七级同学的多次渲染和无限美化，逐渐郭老在我的大脑中形成了一个学问高深的老中
医印象。后来，得以见到 
郭老本人之后，才猛然发现这个印象有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在年龄上想象有误。其实，当时郭老还不算老，正值精力充沛的中年时期，虽然还不能称其为老中医，
却已在学术上有了较为丰 厚的积累，并且在学术界具备了影响力。

    
再后来，我也更进一步了解到郭子光大师当时主要致力于伤寒论和各家学说的研究，同时关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直到今天，我对郭老的了解还在继续，也还在期望
了解得更加深入，但却因 
郭老始终处于活到老、学到老、用到老的不断追求之中，所以我很难追上他的步伐，也只能对他不断保持着加深认识。不管郭老的学术人生怎样变化，他早已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医德高 尚、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见解独到、锐意创新、视野开阔、关注发展。

    大师的学问

 
   
郭子光大师对《伤寒论》的研究情有独钟，他认为仲景继承了《内经》的精萃医学思想，如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治病求本的观点
等，具体化于辨证论治、理 
法方药之中，其巧妙程度，令人赞叹！在深入研究中医经典的基础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伤寒论》的六经病理反应层次学说：六经病实际是六大病理反应层次的总
结，一个证候就是一个病理层 次的阴阳失调的反应。三阴三阳的顺序和方证的排列反映层次深浅及疾病传变规律，非与六经经络完全对应。

   
 
郭子光大师在临床上力主“病证结合”诊治疾病，认为这是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的趋势，也是现代中医最具特色的诊疗方法。他认为，对某一种疾病来说，病是其过程
中的共同性反应，证是其 
过程中的特殊性反应；对所有疾病来说，病反应其特殊性，证反应其某一阶段的共同性。所谓病证结合，不过就是对疾病过程一纵一横的认识与处理而已。病证结合
虽然古已有之，但时至今 
日，其内涵不断发展，更加丰富，与古代的概念大不一样了。如《金匮要略》即古之“病证结合”的典范，是中医的病与证结合，而现今之“病证结合”是现代医学
的病与中医的证相结合。 因此，要注意这个区别，以求使“病证结合”得更好。

    
郭子光大师在中医药学术上的见解和成就还有很多，他的学术继承人和亲传弟子们比我了解得更全面、也更深入，在他们撰写的论文和图书中已有非常详尽的介绍，
特别是刘杨教授主笔的《 
中华中医昆仑·郭子光卷》和江泳教授撰写的“师古尤重今，从医贵在悟——记国医大师郭子光教授”尤其值得大家一读，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郭老的中医人生和学
术成就。例如，《中华中 医昆仑·郭子光卷》记载的当时还很年轻的郭老与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对话，就充分反映了郭老知识的广博和机智。

 
   我们只要稍微梳理一下郭子光大师这几十年的学术思想发展过程，就不难发现郭老不是 
“只会埋头拉车不看路”的专家，也不是那种与现实脱节的书斋式专家，而是一位能够理论联系实际、 
关注行业发展、具有远大胸怀、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医药学大家。郭老在完成大量繁重的中医药教学和临床工作的同时，还十分关注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也曾倾注于
此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并 
提出了很多极有见解的观点。他认为，中西医学的差异，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的无形“软体”支配着思维方式。中医学以中国传统文化
为母体。《易经》、《老子 
》等古典哲学论著，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医学实践相结合，便有《内经》等古医经问世，形成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观察方法，具有
宏观性、整体性、动态性与综 
合性特点，确立了“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定理，直接在活体上进行观察。换句话说，就是把握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通过“从外测内”建
立起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辨证 论治、理法方药的整套学术体系。

    大师的鼓励

 
   
我在成都中医学院上大学期间，受到了侯占元教授主张的中医药发展战略及中医科学问题研究、郭子光教授主张的开展中医多学科研究、谢永新教授主张的中医辩证
法研究的深刻影响，也参 
与了由医七八级老大哥余朋千发起的学生会“中医学与辩证法研究小组”的活动。从现在回头来看，成都中医药大学有着浓厚的关注中医药发展的校园文化传统，这
对培养有中医药事业心、 
有更大抱负的中医人才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文环境。德国有位汉学家曾经在20世纪八十年代对我国几所建院较早的中医学院进行考察，当时认为成都中医学院是坚
持传统最好的一所中医学院 。

    
1983年，我大学毕业以后，有幸留校工作。由于当时年轻气盛，又受到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的影响，因此，我萌生了创办一份以传播中医药信息为主的专业报纸
的想法。在成都中医学院领导 
的大力支持下，我在工作一年后的1984年发起并在1985年获准创办全国第一份专门传播中医药信息的行业报纸《中医药信息报》。

   
 
记得在1985年的报纸创刊第一期中，我选发了钱学森教授的一个讲话。钱老在这次讲话中认为中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将中医列为“潜科学”，并解释
到这是有可能发展成为科学的 
。当然，其潜台词是将中医排除在人们所认识的西方现代科学那种形式的科学之外。在此之前，钱老曾经说过“21世纪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这个观点曾经受
到了中医药界的欢呼和赞扬 。而今，钱老如此“贬低”中医，我当时认为应当允许不同的声音，这也符合我想革中医命的愿望，故予以发表。

 
   
从办报和搞新闻工作的角度来看，无疑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中医药信息报》也以此“一鸣惊人”，在中医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一定的好评，但同时也收到了
一些批评声音。当时，我 
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不过，我也得到了一些领导和专家的认可和支持。记得在一次偶遇郭老时，他主动谈起报纸的事情，并对办报方向给予了肯定。这件事也许郭老
早已忘掉了，但却给我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和极大的鼓舞。当然，学院领导也给予了我更大的鼓励和支持。当时，分管我工作的学院领导，一面在公开场合主动对外承担报纸的“责任”，另一
面在私下则鼓励我，允许 
各种探索，不要受到不同意见的影响，你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否则，我也不可能将工作继续干下去。在后来的办报生涯中，我组织的稿件曾经又有好几次在中医药界
引起过“地震”。事隔这 么多年了，这件事也该“解密”了，所以借此机会向大家聊聊此段往事。

    
当年虽然报纸办得还算成功，但我的出发点和认识是有偏差的。多少年以后，我终于发现当时我想革中医命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我才活了多少年，能这么简单地就
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智慧 
结晶和文化传统都推翻了？后来，通过对成都中医学院老专家以及像郭老这样的中年专家学术成果的了解和学习，也经过多次深刻反省，我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
变，逐渐走上了一条回归传 统、尊重传统、宣扬传统的“保守之路”。

    
通过以上对我个人的一段经历和思想历程的叙述，既印证了成都中医学院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也有着一大批像郭老这样的坚持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医药专家，这
种对文化传统的坚持，并 
非只是保守、固执和迂腐，而是还有更为可贵的包容、大度和开明，正是这种文化气氛培养了我，也正是有侯老、郭老等老师的鼓励才有了我的今天。

    大师是好男人

 
   
1989年我调到海南省卫生厅工作，开始了“南征北战”的人生漂泊，从此与郭老等校内老师的联系逐渐减少。2000年我到中国中医药报社工作后不久，我收
到了郭老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 
一方面祝贺我又有了新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则鼓励我要沿着成都中医学院侯占元教授开辟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希望我能够利用好报社的平
台，多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鼓与呼。收到郭老的来信，我非常高兴和深受感动，离开母校这么多年了，郭老还在惦记着北漂的游子。

    
从此，我与郭老的交往逐渐密切起来，常常在电话中长谈。每次我回成都，都必定要给郭老打电话请安。而郭老则必定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亲切会见我，要么茶
聊，要么餐聊，我们彼此兴 奋地交换着能够让对方感兴趣的信息。与郭老的相聚渐渐地成为了我回成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头节目”。

   
 
郭老以研究仲景学说为主，他的夫人冯显逊教授是著名的中医妇科专家，虽然他们夫妇从事的中医工作方向不同，白天上班各忙各的，但到了晚上回家，就相互交流
当天的临床所见，并进行 
深入讨论，共同提高。常常对久治不愈的患者诊疗方案一起研讨，集思广益，寻找良策，从而携手治愈了不少疑难疾病。可见，郭老夫妇共同的中医药事业，维系和
加深了他们的感情，也给 他们的中医人生不断带来成就感和幸福感，真可谓“莲开并蒂花”。

    
郭老夫妇不仅在事业上携手并进，而且他俩的感情深厚，在日常生活中也喜欢出双入对。前些年我回成都与郭老相聚时，很多次郭老都是携师母一起接见我。师母的
身体不太好，而且对自己 
的食谱管理得很严格，对那些虽然很能鼓动舌尖兴奋、却不利于自己健康的食物，能够十分淡定地一口不吃，这在喜欢美食、很容易就被麻辣所诱惑的四川人之中是
很难做到的。所以很多次 餐聚，师母没吃多少，几乎就是当“陪客”。

    
这几年师母的病情有些加重，已不能与郭老一起外出。我与郭老在外面的聚会，郭老总是着急要尽早赶回家，担心师母一人在家不方便。后来的几次相聚，就改在郭
老的家里，这样也方便同 
时问候二老。最近几年我组织的一些活动，很希望邀请郭老出席，但他都说夫人需要他亲自照顾，所以不方便外出。其实，郭老年事已高，临床工作繁忙，社会活动
频繁，本来应当得到别人 照顾，但却因师母长期重病缠身，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长期对师母悉心照料，耐心细致，体贴入微，令人感动！ 
郭老与师母形影不离、心心相印，既让人羡慕，也为现代夫妻树立了榜样。 郭老也因此被我们誉为“成都好男人”。

    与大师一起做传播

 
   
2004年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领导和中国中医药报社领导的委托，让我策划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医科学问题的论坛，在这次活动的组织过程中，不断有人质问
我，中医本身就是科学，有必要 
讨论吗？会后我们将专家的观点，以访谈文体形式编成了一本书——《哲眼看中医》。该书于2005年出版后，虽然在中医药和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发行量也创造了上万册的 
“奇迹”，但我总感觉言犹未尽，毕竟这是一本反映多位专家多种观点的文集，而且缺乏系统性。尔后，我产生了写一本全面反思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中医
思潮、并提出解决方案和发 
展思路的图书，并想以此向母校50年校庆献礼。但到了2006年10月校庆时，该书却未能完稿。在这期间网上出现了中南大学张姓教授提出取消中医的所谓万
人签名事件，这事件的核心其实就 
是中医的科学性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2004年我们组织中医药科学性讨论的必要性和学术价值。在中医药界和出版界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加快了编写速
度，并于2007年初完成了初稿， 
几经波折最后定名为《第三只眼看中医》。2007年8月在北京御生堂中医药博物馆举行了“《第三只眼看中医》新书首发式暨《东方科学宣言》发布会”。

 
   
中医发展的问题不是一个行业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些年来反中医人士主要通过网络来影响年轻人。针对这一情况，我也深感讨论中医发展问题仅仅依
靠中医药行业媒体，只能 
局限在行业内“自娱自乐”，必须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和大众媒体来宣传中医药。于是，我开始介入博客的写作，由此给我打开了一条传播中医药文化的新路。我
在新浪网发表一系列中医 
博客并产生较大影响后，新浪网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时报》联合主办的大型网络视频直播节目“国宝中医集体做客新浪网”，邀请我做特邀主持人，并授权我邀请
嘉宾。于是我邀请了路志 
正、朱良春、陆广莘、郭子光等著名中医专家参与访谈。郭老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邀请，此次活动还得到了成都中医药大学范昕建校长的大力支持，并派专人陪同
郭老到京参加活动。郭老 能够远道而来参加由我主持的活动，是对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使我深受感动。

    
2008年3月13日下午17时，郭子光大师参与的第1次“国宝中医集体做客新浪网”在网络上视频直播，主题是“有疗效就是硬道理”，主要讨论如何发挥中
医的临床优势。我作为主持人，首先 
向网友介绍到：“我们都知道四川是一个天府之国，但是四川还是一个‘中医之乡’、‘中药之库’，在当代中医大师中很多都是四川人。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来自
具有深厚中医药文化传统 
的成都中医药大学郭子光教授。郭教授在内科心脑血管疾病和血液疾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他在几十年的中医教学中也硕果累累。下面就请郭教授谈谈
通过哪些途径才能提高中 医的临床疗效？”

    
郭子光大师侃侃而谈：“我认为，要提高中医临床诊疗水平，首先就应该提高中医学术水平，才能谈得上提高中医临床诊疗水平。一定要学习经典著作，为什么我们
一再强调学习经典才能提 
高我们的治疗水平呢？主要有三点理由：第一，经典著作可信度很高，经典著作本身也在不断发展，补充完善。它的可靠可信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几部经典在以后各
个领域的发挥也证明了它 
的可靠性。以前的中医作者他们一不要稿费，二不评职称，没有功利目的的著作大多数都是可信可靠的。第二，我要指出的是古代的人和今天的人在很多方面所患疾
病都差不多，除了少数的 
疾病古有今无，绝大多数疾病古今都一样，我们继承前人的学术积累，发展潜力是相当大的。第三，西方医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也并非能够治好所有的病。翻开
西医著作来看，对不少病 
的治疗情况大致都是这样描述的：本病原因不明，目前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这其中就给中医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有识之士已将攻克很多疑难病的希望寄托在中
医身上，所以中医的发展 需求和发展潜力是很大的，可以说是战胜这些疾病的神奇武器。”

    
郭老对家乡中医药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十分紧张的视频直播活动中也不忘借此机会介绍四川中医药的情况。他说：“四川省中医药管理部门十分重视对中医经典
的学习和研究，在推动基 层中医‘学经典、用经典、考经典’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大大提高了中医临床诊疗水平。”

    大师看大方向

 
   
很多中医专家都将自己封闭在诊疗硬技术的研究上，并不重视中医药的软科学研究，更不关心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大局，而认为将自己的临床工作做好了，中医自然而
然地就发展了。其实，现 
实并非如此简单。随着西方现代科技文化的强势推进，整个社会的主流早已严重西化。在人们的价值观和认知思维方式西化后，患者的就医选择也必然会西化，而更
多时候可能会放弃中医诊 
疗。长期下去，中医不仅会丧失很多“患者客户”，而且还会丧失很多临床实践机会。显然，这不利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因此，只埋头拉车
不看路，是不可能发展好 中医药事业的。

    郭子光大师几十年来在除了对仲景学说以及各家学说的研究和临床诊疗工作以外，还十分重视对中医药发展问题、中医药科学问题和中医药现代化的研究，发表过很多高见。

 
   
郭子光大师曾经结合自己对各家学说有深入研究的专长，分析了在现代背景下存在着经典派、结合派和现代派等三大中医学术流派。他说，经典派者主张纯正的中医
学术传承。认为中医学不 
仅有经验，而且是成熟的完整的科学体系。结合派则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是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但研究的对象和目的相同，故存在着结合的可能。现代派则认为中
医学必须利用现代科学成 就来发展。对此，郭老认为这些新学派的兴起有其客观必然性，在学术上各有特点、优点和误区。

    
中医药现代化是最近几十年中医药行业的一个热点话题，很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发展思路。郭老则提出了自己的“现代化”独家观点：中医药学作为世界
上迄今唯一持久不衰的传 
统医学，这持久不衰的奇迹，就是不断地“现代化”的结果。只不过不同的时代，“现代化”的内涵不同而已。例如，《黄帝内经》就博采了当时的天文、地理、气
象、历法、物候、心理、社 
会、哲学等多学科成就，并将阴阳五行、精气神等概念，从先秦诸子百家那里移植过来，总结先前上百代人的医疗经验，才逐渐形成中医学关于人体生命活动、疾病
防治的整套理论体系。后 汉张仲景的“勤求古训”就是继承，“博采众方”就是吸取时代的新经验、新认识，从而创造出理法方药一线贯穿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

 
   
对此，郭子光大师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医药现代化绝不能理解成拆除自身的根基，替换自身的“框架”，泯灭自身的特色与优势，而是充分吸取、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发展 
其优势，发扬其特色。中医学术的继续发展，必须采取多学科渗透的方法。要加强微观深入的研究，主要目的是揭示中医宏观发现的本质，以进一步提高其确定性。
但必须注意的是，微观深 
入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是中医学的内容，研究的方法是多学科的渗透，研究的结果必须能回到中医学术体系中来，只有这样将宏观与微观进行有机的结合和统一，
才能真正提高中医药的学 
术水平。这样的研究才可能反映出更高的科学水平，也才能得到科学界的理解和确认，甚至震惊！这是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有选择地吸收现代自然科学来充实
中医学是当前不可抗拒、不 可逆转的趋势。

    
郭子光大师敏锐地注意到，近几十年来，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需要的日益改变，使中医逐步处于“无证可辨”的“学术危机状态”。但他同时也认为，任何一
门学科都是在不断地克服 
自身危机中发展的。中医学术领域经典派、结合派和现代派等三大新兴学术流派的形成，表明中医由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春天。他
还乐观地预测到，它们各 自发挥，多少年后，殊途同归，必然形成“后现代科学的医学形态”。

    珍爱国医大师

 
   
2009年6月，我国政府部门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国家级中医大师，并向30位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包括民族医药）的老专家授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
评选国医大师，既可以充分肯定这 
些老专家们为中医药事业奋斗一生的贡献，也可为中医药行业以及中医人才的成长树立榜样，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意义。

   
 
国医大师必须符合五大软硬交织的严格的评选标准，其中有一条最硬的标准就是必须从事中医临床或中药工作55年以上。因此，评选出的国医大师首先也必然都是
一些超级寿星，其次大师们 
在各自不同的学术人生中，也都各自养成了不同的非凡气质。从这些大师们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要么严肃不苟言笑，给人以学术权威之威严之像；要么总是温和的
微笑，给人以亲切、慈祥 
的印象；要么一头苍苍白发，一脸仙风道骨的气韵，给人一种不似神仙、胜似神仙的感觉。国医大师们的如此气韵和人格魅力，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中医人心中所仰
视和仰慕的偶像。

    
记得在郭老参加完“国医大师”荣誉称号授奖活动后，成都中医药大学在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晚宴。当时在京学习的医七八级老大哥、时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的王宇坤校友以及专 
程从成都来京参加此次活动的四川省中医管理局邓宜恩副局长等领导和校友，从京城的四面八方赶路祝贺，大家欢聚一堂，纷纷盛赞郭老的学术成就和人品，能够荣
获国医大师殊荣，可谓当 之无愧。

    
在这群大师中，郭老是其中四位未满八十岁的最年轻的国医大师之一。与那些老寿星大师相比，他既没有老态龙钟之像，也没有学术权威的霸气，而是充满了“青春
活力”和亲切和善，不仅 行动敏捷，而且思维活跃。郭老与那些老寿星相比，虽然具有绝对的年龄优势，但也正是这点优势，却成为了我最为郭老所担心之处。

 
   
一是名誉上的压力。政府评选国医大师这充分反映了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重视，但在评选后是否对“国医大师”的后续维护有所考虑，或是否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国
医大师不同于艺术大师， 
被誉为大师的艺术家，无论他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不能否定他的艺术价值。也就是说对艺术大师采取的是一种开放式的、多向性的、宽容少的
评判标准。而国医大师进 行临床诊疗活动的评判标准却只有单一的标准，这种标准就是疗效。

    
评选出来的郭子光等30位“国医大师”都是在国内知名度很高的中医临床大家，他们不仅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临床疗效好，而且在行业内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可以说在中医人和患者心中 
的权威性甚至比院士还大。但即使如此，国医大师在临床诊疗中，也不可能都取得绝对好的或百分之百的疗效。患者对国医大师的期望值非常高，可能还会被误认为
国医大师都是“神医”。 
因此，这很容易让未取得较满意疗效的患者或患者家属失望，在其失望之余可能就会对国医大师的诊疗水平产生质疑、予以否定，甚至贬损。如果遇到此种情况，我
们是否应该做好与患者或 患者家属进行必要的沟通和解释呢？

    
二是门诊量上的压力。除了部分因身体不好早已退出临床第一线的国医大师以外，还有不少仍然坚持临床诊疗工作的国医大师，他们在被评为国医大师之前的患者就
很多，而在被评上以后， 
又增加了更多慕名而前来求治的患者，甚至还要接收来自不同关系渠道的诊疗要求，这就大大增加了大师们的工作量，使他们常常处于极度劳累之中。我所知的郭子
光等几位八、九十岁的国 
医大师，每周都有好几天在门诊，而每次半天门诊至少都有好几十位患者，常常过了午饭时间都还下不了班。国医大师们毕竟都是一些年事已高的老人了，过量的工
作压力不仅不利于他们的 
健康，也不能使他们保持良好的头脑清醒的工作状态。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更加细致、谨慎地安排好他们的工作量，并以最大限度确保他们的健康呢？

 
   
三是应酬上的压力。有些老中医药专家在被评为国医大师之前，就经常有频繁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应酬，而有些常专注于做学问、搞临床、平常没有太多社会活动的老
专家，自从当上国医大师 
后，则明显增加了很多社会应酬活动。如果有请必去则显然精力和时间不够，而不去则似乎有伤邀请者的热情和面子，特别是一些有重要领导出场的活动，更是使国
医大师们常常处于两难之 境。因此，我们是否应当在应酬安排上给国医大师制定几条有效的具有保护性的管理措施呢？

    
在祝贺郭老寿辰的如此喜庆的时刻，本不应涉及此类日常工作和个人生活琐事，但我觉得借此机会提出来，更能引起有关领导和大家的重视。我们既不能将国医大师
推向“神坛”供奉起来就 
算工作做完了，更不能过份地供奉而使他们终日不得安宁，影响了老专家们的休息、健康和颐养天年，而是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更细致的照顾和更合适的工作
活动安排，只有让国医大 
师们多一天健康长寿，才能给予广大患者多一天生命希望，给予中医药事业多一天信心，这才是我们尊敬和爱戴郭子光等国医大师的正确做法。

    最后，让我们共同祝福郭子光国医大师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
评分完成：已经给本帖加上 1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