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稳住华北、实现他的战略，蒋介石下出了他的第一步棋：重用阎锡山。 

打完中原大战后，象丧家之犬一样流浪的阎锡山，已经蛰伏了很多天。

张学良占了他的山西，夺了他的税矿，阎锡山只好无可奈何地躲到大连，借日本人的地盘安身。只是张学良没有治政的才能，虽然把兵派进山西，各级官吏却一直是阎锡山的班底，少帅怎么撬也撬不动，山西的政务一年多来乱七八糟，越来越没有起色。蒋介石很清楚，山西在张学良手里就是个烂摊子，只有阎锡山才玩得转，从政治上讲，只要不反对自已，太原城里坐着阎锡山还是张学良的人，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 

张学良在华北已经越来越疲软，眼看日本要打进来，山西却从富省变成了赔钱货，蒋介石对他的期望也越来越低。精明的阎锡山当然知道领导的心事，一面向蒋介石拚命示忠，一面让手下在山西闹事，找张学良的麻烦。在前门进虎、后门也有虎的困境下，张学良再也没有余力去操心山西，蒋介石立刻同意阎锡山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复位山西王。 

阎锡山果然是出色的生意人。他吸取从前的教训，守在地盘里尽量不跟蒋介石冲突，老老实实地修铁路、开铁矿，甚至把土地按村分配、发行债劵，搞所谓土地改革。在随后的日子里，阎大财主把山西治理得财源滚滚，不少农民都有地有粮，闹到后来共产党在山西搞土改，竟然会发生改不下去的情况。 

在山西插好钉子，蒋介石心里安了一些，开始走他的下一步棋：剿共。 

剿共，是十分不得人心的事。 

守东北没兵，反攻失地没兵，打游行学生却有兵，剿共却有兵，要普通老百姓理解其中的道理，确实比较难。而委员长也知道说理没用，所以他没有太费神去做思想工作，直接掏出了闪亮的钢枪。 

拜受连年战乱之赐，南方的农民过得十分艰苦，造反也就成了一种职业选择，不管是入共产党还是当土匪，都比种田要好过些，至少不用被地主和官府盘剥欺负。当蒋介石重新腾出手来，准备大开杀戒的时候，南方的共产党人，已经有了三大主要根据地：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 

本着集中力量好办事的精神，蒋介石决定，先放开中央苏区，把精力放在两块弱一点的地方。 

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从前，都是兵强马壮的根据地，两路红军实力强劲，尤其是鄂豫皖苏区军风剽悍、战将如云，多次把中央军打得丢盔弃甲，是国军的心腹大患。 

但在蒋介石要解决问题的一九三二年，两块根据地已经气息奄奄，快要一命归西，而且最囧的是，把两块根据地打垮的不是别人，正是红军自已。 

前面介绍过，毛泽东在江西搞大肃反的时候，张国焘等人也在各自的地盘上大开杀戒，并且成果十分“丰富”。几伙党棍杀来杀去，在地方乱杀一气，红军内部也元气大伤，大批有经验、有威望的军政官员成了冤魂，老百姓又不是傻子，看到那帮人的德性，很自然地会靠边站。红军本来是牢牢扎根的军队，经过几轮肃反后，居然变成了人人喊打的流寇。 

当蒋介石重振旗鼓前来剿共的时候，除了中央苏区根基还算稳，其他几路都是气息奄奄。考虑到共产党分得太散，蒋介石先把力量用在两块弱一点的小根据地上。很快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招架不住，纷纷溃败下来，向四川、贵州等地狼狈转移。 

打掉两股红军，蒋介石大为欣喜，此时又传来另一个不大不小的好消息，委员长寄予厚望的国联调查团，终于快出结果了。 

由英国李顿带领的国联调查团，见过张学良后就去了东北。在日本的重重阻挠下，他们成功地查清了九一八的整个经过，还通过种种途径，收集到中国各界送来的请愿信、揭发信，甚至在层层监视中想办法会见了抗日武装马占山的特使。在各种材料面前，国联调查团相信，所有的一切，责任都在日本。 

李顿所做的一切，很艰辛，很不容易。因为日本虽然对外交官给三分薄面，但也仅限“薄面”而已，时不时还要威胁几句，说是代表们要是如何如何，到时就会如何如何，光是拦截给代表团寄请愿信，特务机关就抓了一千多抗日分子，李顿能看到的，只是漏网的极少数。 

在各种压力下，李顿和他的团员们硬是一点点抠出真相，然后在三二年的六月份离开东北去北平。他们去东北前，日本首相叫犬养毅，他到北平后，日本首相改叫斋藤实。 

在军人政府歇斯底里的叫嚣声中，日本新上任的外相也是凶悍异常，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比军人还军人。李顿调查团不是傻子，当然看得到风向，并且很快在团内达成一致：不能支持日本。 

于是，在两个多月辛苦工作后，李顿调查团写出了他们的报告。洋洋洒洒的报告一共十万多字，分十个章节，一方面承认日本在东北有特殊权益，另一方面则重点阐述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最重要的是，调查团认定柳条湖事件的责任人是关东军，所谓“满洲国”根本就不合法，虽然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大可能，但国联可以帮助两国解决问题，具体方案是东三省在中国主权下实现“自治”，中日军队都退出东北，由国联委派官员治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李顿在国联公布了他们的报告书。 

看到李顿的调查报告，日本几乎气歪了鼻子。按这份报告，关东军要全部退出东北，由国联负责在“中国主权”下派官员治理；而要和国联争东北的治理权，就要跟中国代表继续针锋相对，一想到顾维钧等人的面孔，就要头疼好几天。 

中国对报告书，当然也有一点不满意。李顿虽然揭露了日本的侵略事实，可提的方案毕竟对中国主权有损，最好是完全恢复事变以前的状态。不过蒋介石心里也非常清楚，东北靠张小白脸已经打不回来了，如果能靠国联逼日军退出去，即使有损一点，也比完全损失要好。从中国的利益上看，国联的报告书，应该采取温和态度接受下来。 

张学良忙着吸毒，蒋介石忙着剿共，但国联的外交战仍然必须打赢。为了让英美能给个说法，南京政府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外交资源，颜惠庆、顾维钧等老将全部驻扎日内瓦，一百多人的代表团日夜不停地工作，国际电报拍得就跟不要钱一样。甚至为了牵制日本，蒋介石还咬牙干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跟苏联恢复外交关系。 

自从中东路忽悠张学良失败之后，南京政府同苏联彻底翻脸，相互咬牙切齿，都觉得对方欠了自已的，结果日本趁虚而入，把东北纳入自已的口袋。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斯大林和蒋介石认识到，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两国人民还是有深厚友谊的，所以也是应该合作的。 

本着利益面前皆朋友的原则，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国宣布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