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挑起事端在前，大军压境在后，但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三个月内导致东三省沦陷敌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事件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但是意外的是，，国民政府仅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并未正式向日本宣战，也未宣布断绝外交关系——仅仅是将驻日大使召回。
　　一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发布文告，正式向日、德、意宣战。这时离“九一八”事变已经10年，离“卢沟桥”事变也有4个年头——换言之，八年抗战，都打了一半，参战的一方才向对方宣战。
　　这之中有何蹊跷？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激情的压力之下，蒋介石虽然表态要进行抵抗，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但仍然对日本心存幻想。7月8日，他让外交部长王宠惠派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日本大使馆，就卢沟桥事变向日本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寻求和平解决，避免事态扩大。
　　但是日本方面很强硬，他们提出，“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拒绝了蒋介石要求谈判的建议。
　　但饶是如此，国民政府仍然希冀像“九一八”事变一样，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因此，一种与日本方面保持联系。双方也一度达成了口头停战协议——只不过，7月10日，日军炮轰轰宛平城，使得战火重燃。
　　面对日本人的尔虞我诈，国民政府除了“抗议”、“谴责”之外，似乎没有别的招数。7月1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再次会晤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信六郎，提出和平解决方案。该方案被日高信六郎一口回绝。
　　此后，在日本大规模向华北增兵的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居然严令停止抵抗，放手让王宠惠与日本人谈判。王宠惠与日本人接触甚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对日益恶化的形势非常清楚。7月15日，他在行政院会议上建议国民政府尽快与日本正式断绝外交关系。王宠惠的建议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于7月17日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此事。可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种，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因此，会议决定，不宣布与日本断绝国交。
　　在此后相当长的抗战中，蒋介石一直心存幻想，采取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事实上，哪怕在抗日的隆隆枪炮声中，蒋介石派出的特使，不间断地在香港与日本进行接触、谈判，一直至日本投降也未终断。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缘自国际形势的变化。
　　应该说，自1937年以来，中国的抗战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虽然中国多次请求美、英、法列强进行经济和武器上的支持，但后者都不理不睬或者一口拒绝。英、法因为担心日本对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甚至切断了中国经过缅甸和越南通往国际的通道，给了中国窝心一刀。美国稍好，虽然美国商人将大批战略物资卖给日本人，但多多少少还是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值得讽刺的是，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倒是蒋介石最大的敌人——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其总量超过了美、英、法等民主国家的总和。
　　1941年，国际形势悄然发生了战略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军空袭美国珍珠港，迫使美国对日宣战，提前介入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事件也使得美国和中国成为事实上的盟友关系。在美国的鼓励下，蒋介石彻底放弃了对日媾和的念头。1941年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
　　在随后发布的《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中，国民政府称：“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在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也。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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