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花》原文，从下面拷贝上来：

前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具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

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狂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的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底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６日

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魔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却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不也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吧。

二、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１２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不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长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底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1938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的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吧。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底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吧。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的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需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伕（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驱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分析：

1）前记,

描述北京大学女学生李芬的情况，说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是多么凶残，死后还要被奸尸，表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就是万恶的旧社会。




这种情况说明了一个问题：过去的中华民国，是公知们描述的太平世界吗？这么黑暗的旧社会，有没有必要用革命去推翻它？




2)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是关于2个女青年的对话，谈的是干部不关心群众。




抗日战争是什么时期？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苦难时期，全中国人民，都在为民族的生存与自己的生存挣扎，人人精神都处于痛苦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关心下属少一点，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再说，共产党干部很多都是从红军里提拔上来的，本身就是农村人，文化程度不高，说话直接实诚，不会像城市青年那样考虑别人的感受。而女青年埋怨上级多关心自己太少，在战争年代里，我个人看法是小资情调。




其次，延安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上下级之间，交代任务与命令简单扼要，这是保障工作效率的一种有效手段，女青年希望谈话拉拉扯扯，多关心自己，在战争时期，确实不太现实。

这2个女青年，显然是从城市里来的，就像刚走上社会的学生，总期望大家把自己当个人物，但是，即使在今天的社会，大家也不会把她们当回事，所以，女青年发牢骚表达的观点，本身就是片面的。而王实味引用她们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法，是有大问题的。




3）“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是第2段的进一步分析，把干部说成“半截马克思主义”、另外半截说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第2段内容的分析本来就不够客观，再推演出第3段的结论，这反映了王实味的书生气太重。




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第2段里一个中年人的谈话里，已经明确表达出来：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不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气……”。这应该是一个与国民党打过交道的人，他对社会的理解就深刻的多。那时侯的共产党干部，处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时期，为了完成任务和解决饥饿问题，自己肯定也受了很多委屈，真很难有心情去关心下属。




4）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延安时期的生活，确实非常困难，文章里说，每天就是2顿稀粥，我以前看过的资料里，几乎没有肉吃。




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因素是什么？是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围困，他的20万大军，不去打日本鬼子，却对共产党的大后方延安，进行了全面的包围与经济封锁。在中国历史上战争期间，都是后方支援前方，但共产党的延安，连自己的后方都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生存，根本无力支援前方，可见八路军的抗战，是在多么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延安的困难，直到南泥湾开荒才得到缓和，“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王实味提出了延安干部特殊化问题，主要指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干部，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董必武等，在伙食上的标准，要高于普通的同志，他认为这是一种不良风气，提出了批评。

从共产党的理论上来看，王实味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是，他却理论脱离了实际。他每天2顿稀饭，也许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是3顿粥或者3顿小米饭，吃的比他滋润多了。但是，他就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平时就写写文章，工作时间并不长；而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日理万机、指挥着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全面抗日战争，工作的辛苦程度，要远远超过王实味，像毛泽东除了指挥打仗，还写了《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工作非常辛苦，睡眠也很少，而王实味要求他也喝2顿稀粥，这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到底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呢？

只要比较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过什么生活，重庆的国民党领导人过什么生活，表明共产党人的艰苦朴素，已经做的非常到位了。

结论：王实味确实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的出发点，是希望从小事是抓起，提高共产党的工作作风，本意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对问题的认识，是脱离实际的，是具有片面性的。作为文化名人，写了这篇文章之后，影响了社会对共产党的看法，这样就削弱了原本想投入共产党抗日阵营的力量，同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共产党内部干部与群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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