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关于“民国大师”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抱怨中国现在没有“民国大师”的人，心理很简单，无非是把这一现象归结于“共产党割断传统”“共产党毁灭文化”“共产党摧毁教育”“天灭中共”等等结论。可是如果你把中国换成美国，把胡适、陈寅恪等人换成马克吐温、海明威，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再无“大师”？是不是美国的制度出了问题？是不是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割断传统、毁灭文化、摧毁教育的结果？呵呵，我还从来没看到过这些骂共产党骂得风生水起的人，敢对美国说半个不字。不谈美国，已经有网友用台湾来类比，台湾号称“亚洲民主自由的灯塔”“中华文明的真正传人”，可是国民党迁台之后，怎么还是出不了新一代的“民国大师”呢？怎么一提起台湾大师，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天天说共产党好话的李敖呢？

我对“民国大师”的看法很明确，中国现在没有出那些所谓的“民国大师”是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国力增强的表现。

一、民国真正的大师没有几个

首先，到底什么才算“大师”？我认为至少应该是自己学术渊博，在领域有原创性、突破性、指导性的成就，能够引领后来学者的工作，这才算大师。

《逻辑学》作者黑格尔算大师，因为他直接提出了精神、意志、自由、绝对等等概念和辩证法等等方法，几乎一统了当时的哲学界的全部研究成果。《梦的解析》作者佛洛伊德算大师，因为他创建了精神分析学、提出“潜意识”“自我”“本我”“超我”“心理防卫”等等概念，一直沿用至今。《演员的自我修养》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算大师，因为他创建了“斯坦尼”话剧体系，提出“形体丰富内心”等等概念，其名言“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直到今天仍然被一批导演和演员挂在嘴边。中国本土出产的大师，我们也耳熟能详：屈原、李白、杜甫、王阳明……

下面让我们看看几位有代表性的“民国大师”的“大师级”学术成果：
胡适：提倡白话文，提倡新诗，致力于推翻文言文，研究了明清古典小说和先秦哲学史。

傅斯年：建立了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了安阳殷墟。

梁思成：总结了中国建筑史。

冯友兰：总结了中国哲学史。

金岳霖：引进了西方逻辑学。
钱玄同：给汉字注音，推行简化字。
钱钟书：出版了很多小说和散文……
林语堂：出版了很多散文和杂志……
徐志摩：这个还是算了……

……看到没有？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大师”们，的确算得上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你如果说他们是“民国著名学者”，我毫无异议。

可是你如果非要封他们为“民国大师”，那么请问：他们到底构造了哪些理论体系？原创了哪些指导思想？解决了哪些人文科学问题？引领了哪些后续学者的工作？

你非说他们是“大师”，可是这个结论你是如何得出的？你看过他们的任何一篇著作么？你是听说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啊，还是看的懂《性命古训辨证》啊？你是通读过《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啊，还是研究过《文字学音篇》啊？

我们今天仍在在欣赏李杜的诗，苏辛的词，使用黑格尔的辩证，发展佛洛伊德的概念，可是“民国大师”们除了能帮助你骂共产党、批评中国现在的体制之外，在今天的学术界到底还留有多大影响？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又有哪些知名度可言？

二、“民国大师”的存在本身就是国民党教育的失败

在瞎子的国度里，独眼龙就是国王。在一个女性入学率仅有1%的国度里，中学毕业的女生就是名媛。在民国这样一个文盲率高达85%的国度里，能写出自己和同事的名字、能给自己家里写信，就已经算“文化人”了；能在大学执教，即可被封为“大师”，这毫不稀奇。

很多研究都表明，民国的识字率比起清朝竟然是下降的。一方面是民国期间接连不断的战乱；另一方面民国废除了科举，彻底断送了广大农民通过读书、识字、科举考试、入朝做官来改变命运的可能。农民唯一的选择就是被拴在土地上，为地主耕作；然后农民的子孙继续为地主的子孙耕作，祖祖辈辈，周而复始，没有其他出路可言。

国民党作为代表乡村地主和城市买办的政党，没有任何意愿和能力去打破乡村地主阶级的行政垄断，普及基础教育。所以，说的难听一点，“民国大师”之所以神秘，之所以高贵，是建立在广大人民都是目不识丁的愚民这一前提之下的。

网上有很多帖子都提出过一个观点：民国时期，教育经费仅次于军费，是国家的第2大开支。这个观点也许是事实，但是它恰恰也反映了国民党制度的失败。原因有二：

一方面，“民国教育经费仅次于军费”的深层原因是：国民党的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花，所以只能花在教育上。因为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工业，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农业，更不要提什么宏观调控、对内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了。国民党本身代表了乡村地主和城市买办的利益。所以，如果国民党想投资农业，那么在不进行土改、不彻底改变农村基本结构的前提下，你和地主谈什么化肥、农药、良种、农机等等概念，呵呵，只关心能否按时收上佃农地租的地主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也不想知道这些；如果国民党想投资工业，那么在不打破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私人企业和各种西方企业的垄断的前提下，你搞什么国有公路、国有铁路、钢铁、国产火车、国产汽车、工业酒精，呵呵，只贪图短期利润甚至是回扣的买办们怎么可能有一点兴趣，而且在这个文盲率高达85%、理工科学生不足15%的国家里，投资工业需要的大量有文化的产业工人从哪里来？

另一方面，即使“民国教育经费仅次于军费”，但是教育经费的拨发本身就是以畸形的模式存在，严重的偏向于高等教育，严重的偏向于文、史、哲这些领域。举个例子，1917年，胡适刚刚26岁，应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负责讲授中国哲学。胡适每月的工资是多少呢？高达260银元。仅仅一个月之后，胡适涨工资了，加薪为280银元。作为参考，当时一辆体面的小轿车才1000银元，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月薪才8银元，普通城市居民的月薪也就10银元。26岁的胡适还没有什么名气，每天也不研究什么具体问题，只是给学生上上课、自己写写文章，就可以赚到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1万元的月薪！……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公知们拼命怀念“民国范”了吧？废话，如果今天在北京，每天给学生上点课、回家上网发微博就能月薪1万，这样的“大师”谁不想干！这种“范”谁不怀念！

——可是国家财政支出本身就是一个零和游戏，巨额经费被拨给了搞文、史、哲的“大师”们，那么就必然有其他领域处于缺少经费、甚至没有经费的状态，比如刚才提到的农业投资和工业投资。这些占中国人口1%的“大师”们的幸福，是建立在占中国人口99%的普通老百姓的不幸之上的。

2008年北京办奥运会，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财政支出，马上有人不满：“山区的孩子们还上不起学，你们竟然搞这些！”

2011年天宫一号对接，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财政支出，马上有人不满：“山区的孩子们还上不起学，你们竟然搞这些！”
先不谈北京奥运会带来的各种收益以及航空航天的科技前景，就是同一批号称关心山区教育的人，却在谈及文、史、哲这些“民国大师”时，彻底忘了民国时几千万的“山区孩子”和“山区大人”。

三、建国以来共和国的教育本来也不该为着培养“大师”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核心任务就是立即开展工业化，首先保障国防，其次保障温饱。中国的教育也首先服从于国家利益，基础教育着眼扫盲，高等教育着眼理工科。于是，两弹一星上空，核潜艇下水，农业亩产翻了几番，各类工厂林立，技术虽然差了点但所有产业都基本齐全，一不小心已经是除了美、苏以外，唯一产业全面成龙配套的国家……

建国以来共和国的教育本来也不该为着培养“大师”，而是为了提高人口素质，并且培养足够多的产业人才。

话说回来，共和国真的没有大师么？随着国家的全面发展，即使是在文、史、哲这些领域，星光璀璨的共和国大师们，从学术成就上可以完爆陈寅恪等人，还不算另外一大票理工科的两院院士：

共和国大师田余庆、阎步克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的研究深度完全超越了民国时的陈寅恪，

共和国大师裘锡圭对殷商史、金文、甲骨文的研究深度完全超越了民国时的傅斯年，
共和国大师李零对先秦史、孔门论语的研究深度完全超越了民国时的钱穆，
即使是饱受争议的共和国学者阎崇年，对清史的造诣也是在胡适之上的，阎崇年可是通满语、能直接看满文档案的。

诚然，共和国大师们知名度不够高，名声不够响亮，原因也很简单：现在教育普及了，信息传播技术发达了，大家都有文化了。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之间的学识差距再也不像民国时那么悬殊了，大学教授没有那么神秘了，老百姓没那么容易被忽悠了。人人都有文化，也就不会觉得别人水平有多高了。

总之，从民国到共和国，不是知识分子的水平变低了，而是普通老百姓的水平变高了，“大师”自然少见了。

高喊着“民国当归”的公知们，心理很简单，无非是把自己想变身成现在的“民国大师”，过上不劳而获的高收入生活，把历史当作批评现在的工具罢了。画家陈丹青，代表作是油画《给敬爱的毛主席写信》，也冒充历史学家，说什么民国时，“权力有边界”“法律有作用”“人权有保障”“穷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典型的工具历史主义，呵呵，这五个“有”我怎么听怎么像是反话。

现在我们看到的网文是公知们写的，我们看到的书籍是公知们出的，我们看到的讲坛是公知们办的，我们接受的观点是公知们传播的…… 然后好多屌丝就入戏太深了，以为自己也是个文化人知识分子了；公知们叫屈，屌丝们也跟着觉得自己受委屈了。其实要是真的按陈丹青设想的“民国当归”，也是公知们变身成“民国大师”；按民国35岁的平均寿命、70斤的平均亩产、85%的文盲率，现在的屌丝不还是屌丝么？

四、结论

民国有儒学“大师”，却感化不了势如破竹的日军；
民国有史学“大师”，却要不回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大小租界；
民国有佛学“大师”，却治不了大大小小的城市黑帮和乡村土匪；
民国有经学“大师”，却解决不了恶性发展的通货膨胀和普通老百姓的饥馑贫寒；
民国有哲学“大师”，却解释不了中国如何变成了这般状况。

我很庆幸，我活在现在这样一个出不了“大师”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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