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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史迪威曾经在1944年7月问过国民政府军委会后勤部，为啥不给共产党麾下的部队补给，后来汤尧就拿这个事说给部长俞飞鹏，俞飞鹏大怒，问这些人：“谁让你们补给他们的？”众人说这是美国人史迪威的意见，俞飞鹏更火了，他说：“你们是听委员长的，还是听史迪威的？中国人就是喜欢听外国人的话，天生的亡国奴相，你们以后再这样糊涂就报告委员长，以勾结共匪论处。”

197、抗战胜利后，受美军影响，国民党军许多部队跳舞风气滋盛。黄百韬对此颇不以为然：“我们和美军不同，我们的忧患未除，不是酣歌曼舞的时候。我不相信跳一夜的舞，第二天办事精神不受影响。即使别人说我头脑顽固，我总改不了这样的想法。”1948年秋，徐州“剿总”召开军事会议，晚间聚餐后有些将领相约举行舞会，他拒绝参加。返回驻地后，他感慨地说：“此时此地，还欢乐得下去吗？”

198、从衡阳逃回来的原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奉命到青年军二零七师就任师长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与他不甚合作的杜聿明班底。云南本身就是远征军的根据地，不具备远征军背景的高级军官根本就别想在这里带兵。方先觉虽然算得上是正宗黄埔生，资历也够老，可他从来没有在远征军或者驻印军里干过，因此，想在云南掌管二零七师，也就注定困难重重。

于是在有人指使的情况下，云南各兵站断绝了对二零七师的物资供应。接着，又有人撺掇着学生兵起来闹事，加之本身二零七师的军官大多来自于杜聿明嫡系的第五军，事情也就越搞越大，甚至搞得机炮大队、辎汽大队、社会组的青年学生们开始闹罢课。事情最后闹到了中央，蒋委员长也无可奈何，只好把方先觉调到陕西担任二零六师的师长，这才使得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事情暂时平息了。

尽管师长方先觉真的被调走了，闹事的青年军人们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可总得有人来收拾局面啊。本身让方先觉出任二零七师的师长，就是蒋委员长亲自点的将，此时事情闹成这样，方先觉被调职，这种尴尬处境，杜聿明在背后恐怕难脱干系，委员长当然明白。

鉴于这样的局面，蒋委员长不得不去考虑到底应该换谁出任二零七师的师长才好，考虑到该师陕西学生兵居多，故而委员长的意思是打算选一个陕西籍将领来当师长，于是征求杜聿明的意见后，杜聿明推荐了第二百师师长高吉人——这个陕西人。可是蒋委员长认为高吉人这样的‘丘八’不适合带学生兵，于是委员长想起了第七十四军副军长张灵甫那个写得一手好书法的书生。可对于杜聿明来说，好不容易有机会挤走方先觉，怎么能让张灵甫来。于是杜聿明又举荐自己的另一个亲信罗友伦这个广东大埔人。罗友伦毕业于黄埔七期、陆军大学第十五期，陆大毕业后一直在杜聿明的第五军历任军参谋处处长、代理参谋长和师长等职。本身委员长倒是一心想让张灵甫来就任的，可是罗卓英的游说、青年军编练总监直接鼎力相荐，杜聿明的关照，却是最终使得罗友伦如愿以偿。

199、独山之战，在日军当面，国民党部队有八个军，总兵力超过了二十万，但是他们却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闯了进来。这八个军中，九十三军和九十七军原本是重庆的卫戍部队，属于老蒋的嫡系，战斗力应该还是可以的。

1944年9月份，他们匆忙赶到广西北部、增援第四战区，刚打了头一仗，全州就失守了。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立刻被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逮捕、枪决。九十三军随即后撤，从此不愿服从第四战区的调遣。接着，南丹又失守，九十七军军长陈素农又被张发奎抓去扣押起来，幸亏他是蒋总裁的同乡、说情的人多，这才免于一死。张发奎之所以在独山之战中对九十三军和第九十七军实施那番的“严厉军法”，其实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因为就在前几天，他的侄子、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因为长沙失守，被蒋总裁下令枪毙了，张司令说了许多好话也不管用，十分郁闷，于是逮着机会就杀了老蒋的学生，解一解心头之恨。张发奎这么一搞，不但没有起到整肃军纪的作用，反而把九十三军和九十七军整乱了。汤恩伯在贵阳一喊话，这两支“嫡系部队”撒腿就跑，跑到贵阳就散了架，到最后，两个军的人马连两个师都凑不齐，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200、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听说这个消息，也不愿意帮第四战区干活儿了。他觉得如果再和张发奎混在一起只会是得罪人，而且“不打仗的没有事，打了败仗反而有罪”，于是就带着自己的杨汉域第二十军和丁治磐第二十六军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收容九十三军和九十七军的四川籍士兵。结果等他跑回贵阳，兵力不但没减少反而还增多了，真正是兵强马壮。“黔南事变”结束后，一路跑回贵阳的杨森当上了贵州省的主席，真让老百姓哭笑不得。手下人都跑光了，张发奎司令长官也只好跟着跑，跑到贵阳就成了光杆。

201、在日军进逼独山的时候，由于独山有一个美军的军用机场，故而美军方面决定，由伊文思上尉负责破坏飞机场、空军仓库和独山“深水大桥”。按计划，爆破队应该先炸掉深水大桥，然后乘飞机撤离，但伊文思上尉看见城里的难民非常多，一旦炸了桥，逃难的人们就都走不脱了。于是他就先炸了机场和仓库，直到1944年12月2日，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美国人才炸掉大桥，徒步前往贵阳。无法统计这个举动救助了多少人。已知的是，在伊文思上尉的掩护下过桥的难民中，包括有影星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还有上海滩的闻人虞洽卿。

伊文思上尉于1944年12月2日下午16时撤离独山。事实上，早在12月1日，国民党军就已经放弃了独山县城，12月1日，独山县城开始起火，12月2日，火势达到顶点，两天后，这座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小城就变成了一片废墟。同在12月2日，都匀县城也因大火而成了废墟，而实际上，日军根本就没有进攻都匀，最近的日本兵距离都匀市也在50公里以上。

202、1944年11月24日，独山之战后，蒋介石在官邸会议上怒责各级机关不振作，张治中冷笑曰：“仅如此说说恐终无效。”冷嘲慨叹兼而有之。蒋先生无言。

11月30日，王世杰就贵州防务询问张治中，张答：“敌来则不可守，敌不来则可守。”

12月2日，日军攻占贵州独山，重庆震动，1944年12月3日，蒋召集军政会议，布置“渝市之紧急处置与警卫”。重庆不好说，贵阳市很危险的。当时张治中、汤恩伯方寸全乱了，日夜以焦土贵阳为念，给老头子的电文有：先烧五明堂(汤恩伯司令部)，再烧省政府的豪言壮语，亏得贵州国民党元老平少璜力争，才活了一城百姓。而张发奎回忆，孙元良居然跑得比他这个总司令还快，还是他把孙元良叫回来的。

203、抗战结束前，陆军总部由昆明移驻柳州，并设置前进指挥所于南宁。在该地与卢汉第二方面军策定对雷州半岛之敌进行反攻。可是随着日军的投降，各方面的部队都受到了调整。而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在受降之后，已经成了空架子，甚至其本人的前途也未有定数。1946年1月，王耀武调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驻防济南。这其中似乎有着几种不同的含义在其中。

一说之前王耀武在长沙受降时，国府就曾有意委王耀武为湖南省主席，但王耀武有股子旧观念，总觉得做大官不回家，犹如衣锦夜行，顿想还乡光宗耀祖一番，遂向中枢恳辞湖南省主席职位，申请回桑梓服务。于是在李延年的第十一战区副长官部撤销之后，国府又在济南成立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由王耀武任司令官；还有一说是蒋委员长决定派王耀武到山东之后，王耀武闻讯求教于刘子衡。刘子衡谓之曰：“试看今天的形势，国共双方实力对比，人心的向背，更非往日可比。在此关键时刻，你应认真考虑，这是大节，必须慎重对待。”

而王耀武深悟：“我也深有同感，但是对这一现实应如何对待？”

刘子衡出了个主意说：“很简单，你即以你现在的胃溃疡咯血为理由，住进医院，请假治疗，然后设法出国就医、考察。只需两年时间，国内局势便可有个分晓，到那时候，自由选择方向，必将无往不利。”

当王耀武表示此方案可行之时，刘子衡又说：“话虽如此，但怕你决心不大，勇气不够啊。你必须重视，这是关系你后半生的大事，临大节而不可苟且的大事，否则一失足就会追悔莫及了。”

果然正如刘子衡所说的那样，王耀武最后还是去了山东。

204、1946年冬季的一天上午，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五十七旅留守处的两名士兵在镇江街上买东西不讲公道，还要打老百姓，被当地的保安团给缴了械，由于主力都在苏北打共军，留守处没多少弟兄，当连长的只能带几个兵到保安团要枪。那保安团的团长后台也有点硬，是省主席王懋功的侄儿，见对方人不多，官阶也不大，便打起哈哈，一番客套之后，答应请示查处，便把他们给打发走了。

不过这事情终归要解决，于是当晚，保安团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城防指挥官兼保安第二旅长陶鸿钊，这位少将听之不理，倒很喜爱那两把美制冲锋枪，放在了自己床头前。第二天晚上，五十七旅旅长陈嘘云回到镇江，亲自出马，带着那名连长闯将进来，嚷着要找城防司令，听声音火气很冲，门岗欲挡不能。虽然陶鸿钊胸有成竹，十分镇定地请他们进来，但身边的副官给吓着了。五十七旅不就是以前守常德的那个五十七师吗？虎贲万岁的美名，何人不知、何人不晓？这下好，在太岁头上动土，惹出麻烦来了，急忙把挂在墙上的大衣取下来朝冲锋枪上一盖。

刚盖好，人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说动武，至少也有一场舌战。谁知那个闯进来的王牌军旅长，一见陶鸿钊，却“啪”的一声，来了一个立正敬礼:“老师好！”然后，保持立正姿势一动不动，随他进来的那个连长，见上司如此老实，也只得垂着两手站在后面发愣。这戏剧性的一幕，也把陶鸿钊的副官看呆了。陶鸿钊则不卑不亢，先对陈嘘云说，请坐请坐，然后又对副官说，拿烟倒茶。

原来，陶鸿钊这位保安旅长，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炮科毕业以后，在中央军校特训班当过教官，陈嘘云是他的学生。一晃十年过去了，尽管年龄要比自己大几岁，整编七十四师还是国民党的头号主力，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观念就是这样根深蒂固。接下来的故事，自然是老师又给学生上了一课。陶鸿钊说:“我最容不得当兵的欺压百姓，这是军人的耻辱！”陈嘘云连声称是，只字不提还枪的事。陶鸿钊也是“孙盟”成员，为策应解放军渡江，他曾将长江南岸的地形、水文等情况绘制成地图或提供详细材料送往江北，甚至还把江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配备及作战方案等都交“孙盟”江苏支盟的负责人张达生，由张达生送给新四军联络员沈立樵。1949年2月在镇江被国民党逮捕，移送上海黄浦监狱关押，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获救。后任甘肃省人委参事，民革甘肃省委副秘书长。1972年12月14日在兰州病逝。

205、太原城破之日，解放军攻入绥署，署内侍卫部队仍在负隅顽抗，侍卫队长刘有泰眼见无法支持，派遣下属进入地下室报告王靖国，跪倒在地恳求说：“顶不住了，该做决定的时候了。”王靖国起身说：“走，我出去。”孙楚阻止他说：“完了，你出去顶什么事。”正迟疑间，解放军已攻至地下室门口，阎军高级军政人员全体被俘。

206、1945年，日本人投降之后，奉命接收武汉三镇的国民党军接收工作完成之后，设在汉口的国军司令部居然在重阳节时，向汉口的投降日军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

207、1945年9月9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与日酋冈村宁次会晤，何应钦向冈村表示：“日军并非战败，中国也非胜利。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而汤恩伯在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投降的时候，更是以低下的语气，显得颇是谦卑。更离谱的是，阎锡山的晋绥军居然还招揽了澄田味四郎、山冈道武、山浦三郎等日军将领为第二战区的“总顾问”、“副总顾问”，并以板井旅团长为太原市警备司令。并募集六千余名日军官兵，编为6个铁路护路大队，由驻上党的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团长元泉馨少将任副司令，田岩清一为参谋长，分别驻太原、榆次、晋源、阳泉等地；并将一千多名日军官兵编成大同保安总队。这其中还包括策划皇姑屯爆炸张作霖列车的河本大作。

阎锡山对日军残留部队倚重有加，太原被围困以后，阎军士兵吃的是“红大米（在保存或运输途中受污染了的大米）”，而残留日军与中央军则供应大米白面。太原战役后期，军粮供应紧张，太原市内三家医院收容的伤员多达一万五千人，有关官员想从轻伤员口中挤出些白面大米来保障日本人和中央军的供给，结果，愤怒的伤兵们上街游行，砸毁了孙楚、王靖国的公馆。

208、1944年年底，陈诚接任军政部长后，为了扩大土木系在军内的影响力，将军务司、交通司、马政司三个单位合并扩大为军务署，以自己的亲信——方天当署长，下设步兵司、骑炮司、工兵司、通信司、运输司、马政司及办公室等七个单位。此外还成立了人事处，由刘云翰任处长。接着又大规模的改组兵役部门，最初是在军政部下面设朱启钤任司长的兵役司，到重庆后扩大为兵役署，由程泽润任署长，可是这个程泽润署长特无能，在任内贪污腐化，大搞贩卖壮丁这样的烂事，搞得怨声载道，终于在1944年被蒋介石亲自查实枪决。

209、抗战时期，抽来的壮丁哪里还有多少训练，除了推上战场前，教会简单的操课、放枪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过多的训练。驻在璧山的军训部因为业务比较空闲，这一闲着就没事儿干，干脆也就办起了军校，大搞势力培养，于是乎军训部的所属军官分校也就这样扩充到了九个之多。

210、日军迅速投降，国民党政府面对胜利毫无准备，以至于出任京沪卫戍区司令官的汤恩伯汤司令长官连声发牢骚，抱怨没有预先演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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