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我与总裁嫖过娼

民初，灵官王陵基投靠袁大总统，当上四川镇守使。初，川中承平，遂至沪上风流，成为沪上高档夜店“长三堂子”VIP。

时正落泊沪上的蒋公，也是这个妓院的座上客。王与蒋曾为争夺一个花容月貌的雏妓而争风吃醋。

后来，王陵基私下为此事吹牛:那时，我的钱多，比委员长嫖的漂亮。委员长是穷光蛋，硬要和我抢女人，我就扇了他一耳光。

然耳光一事真实性如何，不予置评。惟独此公有与总裁同嫖娼的“四大铁”经历不得重用，众人猜测纷纷……

另，灵官后于剿共期间，春节兼程跑回万县亵妓。红4军乘机集中主力发起反击，歼灭副司令以下数千人，追杀数十里，王陵基为此被撤销一切职务。回乐山市老家“且去嫖娼”。

62、刘主席的第四军种

四川省主席刘湘，独服神棍刘从云，以其为军师。刘神仙不再安于神仙府里研究“预测学”，编练了一支“神军”，一个师的建制，全由他的道徒组成，枪炮固然也要，但人家的特技是练刀枪不入的法术，跟义和团似的，惹得外面都说“刘湘有陆、海、空、神四军”。

63、刘军师助民生

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创办民生轮船公司，然深为刘湘防区官兵追索。上门谒见刘湘，陈说办航运之利“要想繁荣家乡，当务之急在于发展交通，而公路、铁路投资太大，一时难以见效，只有大力发展航运交通，望军长支持。”，然刘无科学发展观意识，反口曰“发展四川，首先要发展土产。我有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有隆昌的白猪儿和川内的名贵药材，不靠科学也能发展，闭关也可以自守”，作孚怅然。

作孚找到刘神仙，以重币贿之。刘神仙见刘湘，曰“古人道‘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暗指刘湘和刘文辉两个姓刘的人)’。湘字是水旁，辉字是火旁，水火相克，要水盛才能灭火!因此，凡是与水字有关的事情，主公要多多关心辅助”

刘湘因以问策，神仙曰，办航运可兴水德，主公可行之。于是作孚民生公司从此在川江通行无阻，成为民族资本企业的旗帜。

64、

大概就是你的事

冯国璋当总统之前也算军人吧，当总统后有许多笑话，8月23日，新任塞北关监督林摄进府谢委，冯懒洋洋，又心不在焉地问:“你从什么地方来?”林答:“我久住北京。”冯问:“你现在作什么事?”林答:“新被派塞北关监督，特来谢委。”冯问得更妙了:“谁派你的关监督?”林答:“总统的任命。”冯愕然，又问:“是我派的吗?什么时候派的?”林说:“明令已发表了几天了。”冯搔搔头，哦的一声说:“不错，那天我睡午觉，有人拿命令来请我盖印，大概就是你的事。”

65、险些吃了窝边草(18禁)

“新生活运动”期间，杨森在四川提倡妇女身着短衣短裤参加体育锻炼，运动场上见一活泼少女，颇有兴趣，便问她家庭出身。答曰:“杨司令的女儿”。遂问:“四川哪里还有个杨司令?”。回:“就是您。”

杨森一次回川，下了飞机一堆孩子迎接，喜得合不拢嘴，吩咐道:“你们先回去，我办完事马上回家!”结果独有一子赖着不走，杨司令上前一个嘴巴:“叫你回去没听见吗?”旁边参谋长立正敬礼:“报告司令官，这是犬子。”

66、

宝贝儿子

刘汝明将军能逃到台湾，全系他的宝贝儿子刘铁钧将军一席话。

1949年厦门战役中，刘汝明兵团已经陷入崩溃，刘将军急着与汤恩伯商谈，却找不到汤的影子，赶忙给儿子、119师师长刘铁钧打电话，问准备好船没有，自己马上过去，儿子回答，老爸，汤司令在南边滩头上呢，你最好盯住他不放，这样将来蒋总统追究责任可以推卸。刘汝明将军恍然大悟，赶忙带副官奔上滩头阵地。汤恩伯见了刘，不好意思的说:我正准备派人给你送信哩，来得正好，我们一同上军舰指挥作战。

67、陈明仁测字

1935 年，陈明仁在陆军大学学习，5月的一个星期天，他偕同夫人谢芳如、胞弟陈明信及黄埔第一期同学李昭良和我，驱车去南京白下路访一个叫葛少琴的测字先生。测字要先挂号，当点名到陈(临时改名为陈铭勋)的时候，陈顺手向测字筒里拈出一个“毛”字，说问前程。葛瞧了他一眼说:“你现在有的是工作，要问什么?”陈夫人说:“看能否有所发展?”葛说:“发展要到十年以后去。”大家听他说得这样斩钉截铁，都感很失望。陈夫人问他:“先生根据什么，葛说:“你看他拈的毛字，本来是个手字转了一个大弯，你的这位先生并不是平凡的人，有朝一日，由于他的一个大转弯会改变中国的局面。”当时大家对他的话不过姑妄听了。到 1949年8月，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全国西南半壁势如破竹。一些人回忆往事，暗暗称奇。

68、“精神感召”

蒋介石一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权谋超过袁世凯。尤其是削弱地方势力成绩卓著，其中如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都是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从来没有人能奈何他(刘文辉、刘湘叔侄之间争夺，最后还是刘湘占优势)，但碰到了蒋介石，就都被搞得四分五裂，不是土崩瓦解，就只得抱残守阙。蒋介石在抗战之前所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确收极大的效果，许多地方集团的中级将领(师旅长)到庐山受了几个月的训，心就变了，倾向于蒋介石了。蒋介石的喽罗?们，说是“由于委员长的人格伟大，他们受了委座的精神感召，所以心悦诚服地归向中央”。

蒋介石常常讲“精神”和“道德”，他的言论中充满了唯心论的色彩，但在实践方面却是庸俗的机械的“唯物论者”，如夸张“日本可以三日灭亡中国”，没有飞机就不能打仗之类，就是一个例子。蒋介石的道德如何，是否“足以服人”，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究竟用什么“精神”能“感召”别人倾向他呢?

据熟悉庐山训练团内幕的人说，蒋介石的“精神感召”过程如左:

庐山训练团的教育课程包括蒋介石的训话在内，都是官样文章，主要的工作是派许多隐藏的特务分插在各班，了解地方将领的生活、历史、财产及与地方长官的关系，特别是长官和他的经济关系，曾经给他发过多少财。到训练完毕，蒋介石即分批接见受训的将领，简单询问一些部队的疾苦，说些好话，无非是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有什么困难一定代为解决等等的官面话，这就是所谓“个别训示”。“个别训示”之后，受训将领就要整装回防了，蒋介石的侍从室就分别有人去访问他们，说“委员长特别关心你，所以叫我单独送些路费”。这一笔路费，一般是收受人一生没有经过手的大数目，对西北军和晋绥军一类的穷军官，数目是十万二十万元;对四川军广东军一类的较富庶地区的军官，则多到八十万或一百万元，反正这一笔钱比收受人的全部财产还要多。收受者拆开封套，看到这样一笔大数字的支票，不由得神经为之震惊，疑惑自己的眼睛有毛病，怎么看花了。于是他的“精神”就开始被“感召”了!接着再想:“我跟了某某人(原来的长官)十几年，或几十年，为他出力拼命，他从来也没有给我搞到这许多钱;或者是某次我搞了一大笔钱，结果大部份被他拿去了，我只落得很少一部份;或者是某一地区是很有出息的，我能驻防一年半年也可以得到不少油水，但他一定要调剂别人而不肯调剂我;过去我那一次为他拼命，那一次救了他的危险，他却待我如此吝啬刻薄，实在太对不起人了!蒋委员长，我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事，他却送我这许多钱，可见他待部下的厚道!”于是这个人的“精神”之被“感召”，就更深一层!最后回去时，侍从室经手送“路费”的人要介绍一两位亲戚朋友，拜托安插一下，拿到“路费”的将领当然满口应允，于是随着特务的打入，日夜宣传“中央化”的利益及挑拨原来隶属关系间的恶感，这位将领的“精神”就完全被蒋介石“感召”去了!

这就是蒋介S石“精神感召”的全部过程，及其“伟大人格”的具体“影响”!这就是庐山的所以成为蒋介石集团的“圣地

69、民国十二年（1923），熊克武与杨森开战，杨军六十三团李御良部进驻三台。李本人就是三台县人，熟门熟路活动方便。李团进城以后自由活动一天，各种“战利品”所获后人估计在百万元以上。李团的士兵还四处盗挖汉墓，不但活人倒霉，连死人也跟着倒霉。乡人深恨李某人，讽刺他说：“别人造福桑梓，李御良专门抢桑梓。”

李御良（1887～1961）四川三台人，1956年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曾任国民党成都城防司令，23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四川省参议员。

70、1934年刘湘和刘文辉之间一场轰轰烈烈二刘之战后，至刘湘统一四川之前，四川一直处于“防区制”之中，大小军阀各显神通，袍哥土匪横行一时，近在省城咫尺的新都县竟有大白天土匪跑到县衙门里去抢人之事发生。当局碍于声誉，不得不派军队剿匪。可是兵匪本是一家，双方互通声气，这个匪如何剿法。每次都是军队要到某处前，派人通知土匪避开，土匪要抢某处，先跟军队打个招呼。结果清乡数月，竟无一匪落网。新都人民无奈，赋诗一首以悼之：“兵来匪无影，匪至兵无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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