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一：AB团。关于AB团，不需多说，属于敌特活动。作为中共特科最高领导人的周恩来最清楚。


1928年8月28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江西党“应提出反豪绅——AB团——阶级政权的口号”。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1929年3月27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指示“AB团代表着江西最反动的封建势力，是最要注意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1929年8月20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景德镇罢工斗争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出，“在江西有相当势力的改组派、AB团以及第三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1929年3月27日与1929年8月20日两封指示信，是中共中央鉴于江西省对AB团等不够重视而发。


1929年11月13日，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严厉批评江西省委对AB团“没有引起党严重的注意这无论如何是错误的”，指示“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 积极地扩大反AB团大同盟、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


背景二：东固根据地


李文林领导的东固根据地是秘密式的武装割据（朱毛井冈山，方志敏式都是公开的武装割据，还有贺龙式的），建立起秘密的党部和群众组织:不挂牌子办公,没有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所有党组织、农民协会、苏维埃政权政府都是秘密的;除了对十恶不赦之徒实行严惩外,对其他如中小地主、富农等都实行统战政策。1928年10月份组建了以黄启绶为行长的东固平民银行,中国红色政权的第一张纸币——东固平民银行铜元票,就发行于此。这是当时各根据地中的第一家苏区银行。这种斗争策略,目的是联合各阶层的经济力量,取得各阶层的援助以开展反封锁斗争。这样，各级地方组织存在富农，小地主就就不足为奇了。前三次反围剿也是围绕东固展开的。


 


朱毛下井冈山后，辗转到达东固，和李文林会师，史称东井岗会师，并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但是苏区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不太买账。就连红4军里也是如此。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便提到了这种倾向。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建设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1930年1月，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毛泽东则率领红四军第二纵队挺进相继进入赣南。2月初，为了统一赣西党内的思想认识，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函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决定于2月7日在中共赣西特委驻地东固区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红五军军委书记彭德怀及滕代远因赣江涨水阻隔不能到会，来信委托黄公略、刘士奇兼作红五军的代表。朱德因留守藤田主持军事工作没有出席，陈毅也因故未能参加。会议推举毛泽东、刘士奇、曾山为联席会议主席团成员，主持并领导了这次会议。讨论了政治、土地、红军、党的组织及苏维埃政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了土地法令。这部法令确定的是均分土地原则，即“打土豪分田地”。在这一法律的框架下，不仅那些土地大户、而且大多数富农也被列入其中。江西党组织中的一些共产党员对这一原则表示反对。但是江西本土派处于少数地位，土地法被通过。


1930年1月，李文林所部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2月，当选为红军第四、五、六军总前委委员。赣西，赣南特委合并，李文林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但是地方特委和总前委方针政策上的矛盾分歧，随着反“AB团”运动的失控而激化了。


第一阶段（1930年5月——1930年9月）由中共赣西南特委领导时期的肃反时期。


1930年4月，六届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指示“须抓紧反机会主义、改组派、AB团的斗争”。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1930年4月，六届中共中央派出巡视员刘作抚来江西，专门督促江西党抓紧反富农、肃反AB团工作。


赣西南特委从1930年5月开始“发动在赣西南苏区开展打“AB”团斗争，6月、7月、8月三个月全面铺开，9月进入高潮。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赣西南的“AB团”首先是在安福、纯化、兴国、莲花等地方破获的，开始时，只是“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 最后各区相继破获”（《赣西南的报告》）。破获这些间谍网络为中共党内冲突各方之间的斗争提供了口实。


李立三在6月9日点名批评毛泽东：“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即五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发现了妨害红军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


1930 年7月22日，刘作抚的《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权机关里发现有，永新破获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获有AB团的组织，尤其是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在我们的组织里破获出来。又如永新八区和城区破获，破坏AB团的组织，拷问的口供在永新的赤军里都有几人，在永新的红军学校也打进（出）了两三人，永新城区的商人有一二十人是加入了（AB团）的。都由于组织不严密，对富农斗争不深入，这些地方的破获（AB团），大都从富农斗争中破获的，只要（对）富农斗争的更加紧，AB团改组派不难从组织内完全肃请。”


李文林从上海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李文林为核心的赣西南特委于1930年9月24日颁发《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第二阶段（1930年10月——1931年底）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领导时期。


1930年夏天，周恩到达苏联汇报工作。斯大林肯定了苏区武装割据的斗争，斯大林明确告知周恩来，应该学习毛泽东的经验：“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1930年9月24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停止了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毛泽东在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近三年后，又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泽东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1930年10月4日攻占吉安，朱德等缴获有关AB团等敌特文件。总前委、周以栗等会议商决工作，并以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名义向中央汇报。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


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罗坊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粉碎敌人进攻的战略方针问题。李文林不赞成以东固、富田作为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预设战场并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李文林为首的地方组织和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矛盾全面激化（先是土地政策的对立，后有李少林开掉刘士奇，不点名公开批评毛，最后点名公开批评毛的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会议结果还是通过了决议确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并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 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众多的“AB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为生存而奋斗的共产党，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一则，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团”，毛就没有理由不相信没有“AB团”了；二则，面对老蒋的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生存面临严峻的考验，为了保证反围剿的军事胜利，不受过多的干扰，毛泽东在政治上采取了步伐一致的原则，那就是
“肃反”。红一方面军的肃反，是在总前委扩大会议上研究决定的。红一方面军在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军中情绪不稳，有逃兵现象），但随着有AB团材料的发现，很快的“快速整军“变成了”肃反整军“。总前委规定，团以上成立肃反委员会，团一级有抓人的权力，师党委有杀人的权力，不必向上级汇报。总前委采取不干涉的态度。总前委在1930年12月22日于黄陂发布的《八个胜利的条件》中明确记载：“敌人在我们军队中安插的AB团暴动，都被我们打的精光，杀了几十个总团长，共总打了四千多AB团。一些人对数字信口雌黄，中心关键在反毛。而正直的学者还是有的。韩素音所写的《早晨的洪流》中记载道：“在前述红军所逮捕的四千多人中，只有已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才被处决；大约四百至五百人受审判罪。其他的经调查和教育后释放。”


应该指出，此时的毛泽东，不但没有绝对的权威，而且，在大事上也很难行使“决定权”，只有在与临时中央的指示保持高度一致时，才有决定权。不然的话，毛泽东的意见就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而无法实施。在此之前的不久，毛泽东就因为反对“城市道路”不主张攻打长沙而被反对和否决。不单是毛泽东一个人，整个总前委对李文林等赣西南党的负责人都有不信任感，认为他们执行的是一条“富农路线”，而这条“富农路线”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内部不纯，混入了AB团分子。总前委先后派秘书长古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等协助肃反主任李韶九抓捕AB团。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曾这样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


1930年11月底，朱德缴获的与李文林有关（应该是李文林父亲的亲笔收条）的AB团材料等问题，总前委决定对李文林拘押审查。


1930年12月3日，总前委总政治部根据所“破获AB团重要首领刘天岳、曾昭汉、赵晓之等，一致供认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均是AB团要人”的供词，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率一连兵力去富田。去福田前，朱德的意见是李韶九是熟人，应该避嫌，换个人去，毛泽东的意见是正因为是熟人，才了解情况。但并没有证据显示李韶九是毛的人，一些黑毛的人搜肠刮肚的搜集李韶九是毛的亲信的证据（说白了，黑毛的人都太小看毛了。毛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用自己人的）。李韶九根据段良弼、谢汉昌被刑讯后的口供，认定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但李韶九把已经被逮捕了的刘敌释放了。


12月12日，福田事件爆发，刘敌在其支持者的帮助下反将李韶九逮捕。所有被李韶九抓捕的共产党员均被释放，而毛泽东所领导的战士被击毙。刘敌的行动得到了驻扎在富田的超过3000人的红二十军几乎所有战士和指挥官们的支持。江西本土干部的共产党员们同样对刘敌的行动表示支持，并向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些悲剧性事件。他们指责毛泽东，认为其“制定了阴险的消灭党内同志的计划”，“其目的是为了消灭江西省党的领导干部和青年联盟干部”。另外还提出了更为严重的政治指控，认为毛泽东意图建立“完全带有毛泽东派别色彩的党，以便将其做为在中央进行夺权的工具”。 （本段引自：弗拉基米罗夫，《中国特区·1942-1945》，莫斯科，1975年）


谢汉昌、刘敌和李白芳等人率部渡过赣江，到了永阳一带。红20军此时虽然脱离了总前委的领导，但没有人投敌，并积极准备攻打吉安。同时，谢汉昌、刘敌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


1.派遣段良弼紧急赶往上海向中央汇报；


2.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


3.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在王怀领导下的河西苏区、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受到普遍同情，王怀的观点──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


4.公开打出反毛泽东旗帜，并试图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支持。谢汉昌、刘敌在向赣江西边转移途中，张贴大量标语和《告同志和民众书》，指责毛泽东有“党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


此时，红20军领导人们又做了一件事. 谢汉昌虽然职务是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地位挺高，但其实还只是个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远不懂得政治斗争的规则。他很幼稚地弄出了一封明显是伪造的信。离间毛泽东与朱、彭、黄的关系。本是“路线”斗争，现在成为了针对毛泽东个人的“阴谋”。这种“阴谋”显然具有分裂意图，不仅加强了人们与毛泽东的团结，而且也把事变群体置到了非正义的地位，从而为镇压事变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彭德怀和朱德在分别收到红20军的信后，都没有相信。彭德怀亲笔写了拥护毛泽东的信，派人交与毛，并起草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的宣言。之后，彭德怀和滕代远亲自到总前委请毛泽东到红三军团讲了话。朱德、黄公略在收到伪造的信后，又约集彭德怀，三人12月17日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变宣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和总前委。在“富田事变”事变中，彭德怀就特别发表了三次宣言，而最后一次则是他单独发表的。这个宣言巩固了毛泽东已遭动摇的地位。但是事变领导人到处散布的反毛的舆论毕竟已严重损害了毛的声望。红20军领袖们的这个失败的离间计，也是他们至今不得翻案的理由之一。


富田事变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打倒一个. 蒋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阵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ＡＢ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萧克回忆有着两句）。


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中共中央包括周恩来在内，虽然肯定了毛的军事战略，但对毛泽东执行中央的指示不坚决、土地革命的“富农路线”等，依然不满（中央特派员的任务之一，就是反馈前委，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情况）。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是周恩来（其他苏区张国焘，邓发都是这时候派去的）。由于中央事务繁忙，指派项英为“代理书记”前往。项英于1930年12月中旬和邓发先到达闽西苏区，1931年1月15日项英到达赣西南，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成立，项英任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委员（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总结那时的临时中央工作“重心”时，指出：临时中央采取的一些措施，主要是针对毛泽东而来的）. 项英立刻感到清查AB团运动过火了，不相信红军和共产党中会有这么多的AB团。因此，他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发表通告称：“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


项英又通知红20军领导人停止党内攻击，并到黄陂参加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黄陂，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李文林被释放出来（郭化若回忆：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李文林说‘你们不要动刑。我不是AB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派的）。项英对双方各打50大板，暂停肃AB团行动，等待中央决定。


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充满危机的时刻。如果中共中央站在江西党组织一边，那么毛泽东的共产国际运动生涯将被永远终止（苏联人的原话）。


1931年1月初,
富田事变领导人段良弼三人代表团到上海, 向中央报告富田事变的前因后果。代表团向中央报告了“江西运动的领导人中发生的重大分歧”和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对于代表团报告的内容, 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不完全相信。向周恩来提出建议:“立即把问题提交政治局作出决定并立即派人去。” 就在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等待调查结果的时候, 另一个来自中央苏区的代表团到达上海。这是由湘东南特委派出的代表团。代表团带来了一些相关文件: 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声明; 有他们给红二十军的信; 有毛泽东给江西省委书记的信；有红二十军刘敌给中央的信; 还有毛泽东的呼吁书, 等等。这个代表团表示: 湘东南特委不承认第一个代表团有权向中央反映情况, 因为其中的段良弼是“AB团”分子。这个代表团亦向中央报告了富田事变的来龙去脉。


共产国际远东局迅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别斯帕洛夫认为“:尽管关于江西所发生的一切还没有充分的材料, 但根据第二个代表团提供的信息,第一个代表团, 或 AB 团的或受 AB 团影响的代表团把我们都给迷惑了。根据毛( 泽东) 、朱( 德) 、彭( 德怀) 等人在东固附近一起与军阀作战并且现在还在一起作战……来判断, 从三人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之间没有重大分歧。AB 团分子在制造分裂, 他们做得非常狡猾。”


2月19日,远东局成员之一雷利斯基与向忠发、周恩来进行了谈话。谈话记录显示: 中央领导人认为, 尽管明显夸大了“AB团”的人数,“但是毫无疑问, 无论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是在红军中, 都有很多不坚定的分子。很多红军指挥员是前国民党校官。在苏维埃官员中有很多富农、地主和半知识分子的子女。AB 团可以通过他们进行活动。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同他们作斗争。”基于这样的认识, 他们提出:“毛泽东和同他意见一致的同志执行的是一条同反革命, 特别是同 AB 团作斗争的正确的路线。但同这些分子作斗争的方法并不总是正确的。”在上海的段良弼本打算提出去苏联学习，闻得风声，立刻走掉消失了（一种说法叫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3月18日远东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决定说: 红二十军的行动“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 旨在消灭我们党的队伍和红军, 消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必须毫不留情地宣布, 任何党内分歧, 无论是关于红军问题的还是关于我们的一般经济、土地和组织政策问题的分歧, 都决不应引起不仅是军队的分裂, 更不要说脱离, 而且还不应造成拒绝执行最高军事指挥指令的行为和军队纪律的下降。对于我们的党员拒绝履行这种起码的义务的行为, 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远东局作出这一决议后, 中央政治局便于 3月 28 日由王明（六届四中全会上已开，王明取得了中央领导权）起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由此导致了错杀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的历史悲剧。


4月，三人团到达赣西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项英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任军委副主席。并把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处理的精神传达到了每个苏区，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李文林在劫难逃了，1931年7月，再次被拘捕，并于1932年5月被枪决。


黄克诚在《自述》中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如果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的这一颗人头就是不足以抵偿的”。（时为三军团团政委兼该团肃反委员会主任的黄克诚，杀了上百人吧），但在十大元帅、十大将中不可能是杀的最多的。.


在后来各个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扩大化后），“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 从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中央关于停止“肃反”的指示为止，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中总计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肃反”。经过4次“肃反”后，曾经两万多人的红3军，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在谈起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夏曦痛心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 1936年2月28日，夏曦在贵州七星关渡河时不幸溺水。夏曦落水时，有战士看见了，但是因为夏曦的“肃反”乱杀人，没有人愿意去救.


三人团团长任弼时，在上海笔伐毛泽东的张闻天等都不买毛泽东的帐，但在后来的接触，交流（甚至在毛泽东不掌权的日子）都深深被老毛的思想，军事指挥和人格所折服，最后都转而拥戴毛。很大程度上是当时许多人都愿意听命于中央的决策（包括萧克，萧克回忆：那时，大家对中央是十分信仰的），而老毛对于时局的把握，敌我力量的分析都有独到精辟的见解，绝不人云亦云。政治斗争归政治斗争，绝不是仅仅用人品两个字去概括的。有卑劣人品的人的周围充其量有几个狼狈为奸者，是不会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


后续：项英被撤职后到上海反映毛泽东太右，不执行中央决定。1931年8月31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前委写了一封信，批评毛泽东主持的苏区中央局在军事上和土地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要求中央苏区必须向外发展，迅速扩大根据地，尤其要占领一两个大城市；必须进行土地革命，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国际精神。此信转到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