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美国的故事（1）-清教徒 由 blueberry1 于 2014-10-20 9:05

1765年，英国议会（Parliament）通过的“印花税法案”（Stamp Act）在北美殖民地掀起轩然大波，各殖民地的抗税风潮迫使议会在1766年3月取消了“印花税”。可是，这并不表示英国已经放弃了在殖民地征税的企图。毕竟，欠下的那一大堆战争债务总是要还，不向富裕的北美要钱，又能找谁要呢？再说，“印花税”铩羽而归，让英国议会觉得很没面子。堂堂的大英帝国难道还斗不过殖民地那几个“黑帮”与“暴徒”吗？
于是，在1767年，吃了一堑却没长一智的英国议会，通过了一套新的税法，称为《汤森法案》（Townshend Acts），是以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Charles Townshend）的名字命名的。《汤森法案》比《糖税法案》和《印花税法案》更进了一步，规定对北美进口的一系列产品征收海关税，包括纸，油漆，铅，玻璃，茶，等等。这些都是北美不生产而且只能从英国进口的产品。
《汤森法案》有三个目的。一，增加收入，就是捞钱。二，告诉殖民地人，到底谁是老大，确立英国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只要英国议会想征税，它就能征税，殖民地议会必须服从。三，建立美洲海关总署（American Board of Custom Commissioners），统一管理殖民地海关，打击走私。也不知道英国人怎么想的，这个海关总署居然设在“暴徒“的老窝波士顿，还真有点找死的意思。
跟“糖税”和“印花税”一样，《汤森法案》中所有产品的税率都很低，也就几分钱几毛钱的事。它想先确立英国议会的权威，然后再慢慢提高税率。从波士顿人在“印花税”期间的表现上，你用脚趾头都想得出他们对《汤森法案》的反应。刚送走了“印花小姐”，这回她的七大姑八大姨全来了，还让不让人活了？英国议会怎么这么不长记性？告诉他们多少遍“无代表，不交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转脸儿就忘了不成？
1767年的波士顿，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愤怒”。而在愤怒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比所有的人更愤怒。这个人的名字叫萨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
很多人认为，“美国革命”是由三只火把点燃的，他们是性格、背景、经历完全不同的三个人。没有他们，革命仍然会发生，但绝不会这么猛烈，这么迅速，这么精彩。他们的智慧、勇气、和热情把海水变成了火焰，把“暴乱”变成了“革命”。萨缪尔•亚当斯就是那第一支火把。
萨缪尔•亚当斯，1722年生于马萨诸塞的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家庭。他的父亲，老萨缪尔•亚当斯，与母亲玛丽共生了12个孩子，却只有三个活过了三岁。老亚当斯是个成功的商人，他专门制作造啤酒用的麦芽。亚当斯家住在波士顿的一所大房子里，过着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
亚当斯一家是非常虔诚的“纯净派”基督徒（Puritans），他们严格地遵守着“纯净派”的道德准则。老亚当斯是教会的执事，也就是教会中的领袖人物，深得大家的爱戴。老亚当斯不但热心教会的事务，对政治也很热衷。他是“波士顿城镇会议”（Boston Town Meeting）的一员，后来又当选为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Massachusett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议员。晚上，他家经常有政治沙龙，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指点江山。小萨缪尔•亚当斯就在这种很浓的政治气氛中长大，他对政治的强烈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亚当斯对自己的“纯净派”背景感到特别骄傲。他的祖先是最早来到马萨诸塞湾定居的“纯净派”教徒，他们都是品德高尚、志趣高远的“上帝的选民”，他们要在这片大陆上建立的，是“山顶上的城市”，全世界的楷模。亚当斯觉得，自己只有发奋图强，才不会辱没祖宗的梦想。像其他几位美国重要的“建国国父”一样，他一生对“纯净派”价值的执着追求，为未来那个年轻的国家注入了强大的凝聚力和高水准的道德观。
1736年，14岁的萨缪尔•亚当斯进入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4年后，他获得学士学位。他又继续深造，于1743年获硕士学位。当时的哈佛跟个神学院差不多，大部分学生都研究神学。亚当斯的父亲也希望儿子将来能从事教会的工作。可是，亚当斯却发现自己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他特别擅长写政治论文，下笔如有神，一会儿功夫就是一篇。他写道：“（殖民地）社区有权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抗更高的权威”，显然已经为他在“美国革命”中的言论埋下了伏笔。
就在亚当斯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一个大变故让他的家受到沉重的打击。父亲老亚当斯参与创办的房地产银行因得罪权贵而被英国政府查封，老亚当斯和其他合伙人都因此负债累累。萨缪尔•亚当斯的中产阶级生活被打乱了，他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衣食无忧。这件事的影响伴随亚当斯的一生，时刻提醒他，英国对殖民地的横加干涉将会毁掉殖民地的未来。亚当斯对革命的热情多半就是源于这种让他痛彻肺腹的个人经历。
从哈佛毕业后，为了维持生计，亚当斯试过各种工作。开始，他想当律师，后来又去做生意。结果，他干一行，败一行，任何工作都无法持久。父亲老亚当斯经过那场变故后一直没恢复元气，贫病交加，终于在1748年去世了。他把家族的麦芽生意交到萨缪尔•亚当斯手中，希望他能撑起一片天。可是，萨缪尔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他对赚钱压根儿就不感兴趣，那点老本儿一会儿就让他折腾没了。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他发现，自己最喜欢也最擅长的还是政治。
1749年，亚当斯与牧师的女儿伊丽莎白•切可利（Elizabeth Checkley）结婚。在他们7年的婚姻中，伊丽莎白生了6个孩子，但只有一儿一女长大成人，其余的全部夭折，最后连伊丽莎白也因难产而死。看着自己的孩子、妻子接二连三地死去，萨缪尔沮丧到了极点。
但生活的困窘和失妻丧子之痛并没有动摇亚当斯对政治的热情。他积极参与波士顿的政治生活，先在波士顿城镇会议中当上一名职员。他生性外向，豪爽，正直，敢做敢当，特别喜欢交朋友，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声誉。1756年，波士顿城镇会议选他当收税官，亚当斯开始了自己的公职生涯。
收税官的职务给他带来一定的收入，可是亚当斯实在太不会当差了。他去收税时，只要人家有难色，或诉几声苦，他就不忍心收了。而且他邋里邋遢，非常没有条理。比如，最起码的，你应该把收上来的税钱放在一个口袋，把自己的钱放在另一个口袋，省得混了。但亚当斯偏偏就把所有的钱都乱七八糟地放到一起，根本搞不清哪是自己的，哪是收上来的。久而久之，这笔糊涂账越记越乱。幸好他在城镇会议中朋友多，大家相信他的为人，不会太责怪他。可是，税收不全，城镇会议的日常开支渐渐成了问题。最后，亚当斯的政敌把他告上法庭，说他欠税1463英镑。这些人都是波士顿的富人，他们对亚当斯不收或少收穷人税的做法非常不满，要好好整治他一番。
就在亚当斯让官司搞得焦头烂额时，他的福星出现了。一天，一位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年轻绅士来到法庭。大家一见到他，都纷纷行礼致敬。这位绅士用平静、优雅的语气，奉劝他的富人朋友们不要再找亚当斯的麻烦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他果然有面子，富人们撤销了对亚当斯的指控，亚当斯的朋友们帮着付清了一部分欠款，剩下的由城镇会议当坏账处理了事。反正以后不要再让亚当斯当收税官就是了。
这位年轻绅士到底是什么来历呢？他就是波士顿最富的人、“运输大王”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约翰•汉考克生于1737年，比萨缪尔•亚当斯小15岁。他出身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大主教。汉考克7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和母亲去跟叔叔、婶婶一起住，从此，他的中产阶级生活结束了。他的叔叔经营着马萨诸塞最大的运输公司，波士顿港停的船有一半是他家的。叔叔、婶婶似乎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可他们缺一样东西：孩子。于是，他们把约翰当自己的儿子抚养，从小就让他受最好的教育，带他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1754年，汉考克毕业于哈佛大学，成了叔叔的商业伙伴。叔叔去世后，27岁的汉考克继承了他的巨额财产和船公司。此时的他，已是波士顿最让人羡慕的“钻石王老五”。
看上去，汉考克和亚当斯完全不是一路人。亚当斯永远都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深红色外套，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洗了。这外套倒不一定特别廉价，但那个懈怠样子，就好像亚当斯每天晚上都穿着它睡觉一样。而汉考克则永远都衣着光鲜，那考究的褶边衬衫，那昂贵的丝袜和闪亮的皮鞋，还有那雍容华贵的气质，简直是迷死人不偿命。
可是，这位“钻石王老五”除了会赚钱，还有个跟萨缪尔•亚当斯同样的爱好：搞政治。就是这点爱好，把他们连在了一起。汉考克很佩服亚当斯的为人，也很欣赏他的政治抱负。于是，当他看到亚当斯有难，就拔刀相助，交上了这个朋友。从此，亚当斯成了汉考克的革命导师，汉考克成了亚当斯的银行账户。有了汉考克这部自动提款机，波士顿的反英斗争就既有了动机，又有了本钱。亚当斯终于可以放开手脚闹革命了，汉考克也不再只是个富翁，他像亚当斯一样，变成波士顿的旗帜和象征。后来，他做为“大陆会议”主席，第一个在《独立宣言》上签了字，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建国国父”之一。
1764年，英国议会通过《糖税法案》时，亚当斯就在城镇会议中猛烈抨击英国议会。他赞同詹姆斯•奥提斯（James Otis）的“无代表，不交税”的主张，说：“如果他们可以对我们的贸易征税，那我们的土地呢？我们的财产呢？不是都可以征税了吗？这完全侵犯了我们宪章中规定的‘自治’权利。我们是地地道道的英国公民，如果在没有代表的情况下就被征税，那么，我们不是从自由的国民变成附庸的奴隶了吗？”
波士顿城镇会议接受了亚当斯的主张，成为第一个挑战英国议会权威的政府机构。亚当斯的话发表在报纸和小册子上，他名声鹊起。1765年，《印花税法案》（Stamp Tax）通过时，各殖民地普遍采纳了亚当斯的言论，坚决抵制“印花税”。亚当斯认为，“印花税”不但“违宪”，而且严重妨碍商业贸易的发展。他号召大家抵制英货，以迫使英国议会取消“印花税”。
1765年8月，一位叫安德鲁•奥利佛（Andrew Oliver）的“印花税”收税官，他的样子被做成纸人吊在树上烧，他家和办公室都被砸得稀巴烂。过了没几天，副总督托马斯•哈金森（Thomas Hutchinson）的家也被愤怒的人群捣毁。马萨诸塞总督伯纳德认为，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组织的暴力行为，而这个组织者就是萨缪尔•亚当斯。这个指控没有确凿的证据，到现在历史学家们也难有定论。大多数人认为亚当斯就是波士顿“暴徒”的幕后黑手，他通过几个“团队”有效地指挥着“暴徒”们的行为。但也有人说亚当斯根本没有介入这些事情。不管怎样，事后亚当斯发表声明，给“暴徒”们撑腰打气倒是真的。与此同时，亚当斯也认为砸毁官员的家确实有点太“暴力”，他更支持合法的抗议，比如和平请愿和抵制英货。可问题是，脾气暴躁又怒火中烧的波士顿人，哪里耐得住性子“和平”请愿呢？
“印花税”被取消后，人们还没高兴几天，《汤森法案》就来了。波士顿城镇会议立刻号召殖民地人全面抵制英货。你不是征关税吗？俺不买你的东西了还不行吗？但是，亚当斯很清楚，光靠马萨诸塞的力量不足以推翻《汤森法案》。他积极联络其他殖民地，让大家一起抵制英货。到1767年底，所有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和中大西洋殖民地都参与了抵制英货的运动。本来一盘散沙的北美终于迈出了走向联合的第一步。
如果说，未经殖民地人同意就征税是英国议会犯的第一个错误，那么他们的第二个，也是更致命的错误，就是促成了殖民地的联合。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中的任何一个都无力单独与英国抗衡。160年来，她们各怀鬼胎，做梦都没想过会“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英国各个击破，区别对待，有的打，有的拉，应该可以避免或推迟“美国革命”。可是，英国议会却对北美殖民地一视同仁，要征税都征税，逼得她们不得不联合行动。等英国终于清醒过来时已经太晚了，她能做的唯一的修补就是通过《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稳住了“养子”加拿大，而那十三个亲生孩子却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萨缪尔•亚当斯就是殖民地联合的最有力的推动者。《汤森法案》让他认识到，以前靠波士顿“暴徒”示威的做法太不够水准，再说，“暴徒”的称呼也不好听，有损波士顿人的形象。换个啥称呼更有煽动性呢？亚当斯灵机一动，就叫“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吧！又好听，又有正义感。于是，波士顿的“暴徒”和“黑帮”们摇身一变，都成了“自由之子”，其他殖民地的反英组织也都改称“自由之子”，亚当斯就是波士顿“自由之子”的领袖。1765年9月，他当选为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议员。
“自由之子”们除了组织示威游行以外，还通过书信、报纸、小册子互通信息。他们定期聚会，商讨反英策略。“自由之子”们喜欢在大树下开会，这些树就被称为“自由树”（Liberty Tree）。很快，全美各地都出现了“自由树”。后来，战争爆发后，英军每到一处，第一个要砍的就是“自由树”。他们效率倒是挺高，各地的“自由树”都给砍得差不多了，现在只剩下马里兰等州还保留了几棵，供人们参观。
殖民地的“爱国”女同胞们也没落下，她们组成“自由之女”（Daughters of Liberty）。“自由之女”们在抵制英货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日夜不停地纺纱织布，用殖民地自己的面料做成衣服代替英国服装，还找到各种植物的叶子做饮料代替英国茶。与此同时，“自由之子”的成员到处巡查，看谁敢进口英国货就砸他娘的。心明眼亮的“自由之子”和心灵手巧的“自由之女”，使北美殖民地抵制英货的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个月下来，英国商人都受不了了，他们纷纷要求议会取消《汤森法案》。
1768年，马萨诸塞议会给英王发去请愿书，亚当斯和奥提斯要求议会把这封请愿书也发送给其他殖民地，同时附带一封亚当斯起草的给各殖民地的公开信，号召其他殖民地与马萨诸塞联合起来，共同抵制《汤森法案》。这封公开信后来被称为“通向革命之路的重要里程碑”。
马萨诸塞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Francis Bernard）要求殖民地议会收回这封公开信，议会拒绝了。亚当斯说，他们的请愿合法又合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向英王发出一封新的请愿信，要求罢免伯纳德总督。伯纳德一气之下，宣布解散殖民地议会。
殖民地议会与皇家总督剑拔弩张，波士顿已经坐在火山口上。下一步，伯纳德总督将会采取什么措施？波士顿人又会如何反应？请看下一个故事：血溅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