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的坍塌－后记：


莱比锡周一烛光游行是一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10月9日是它的起点。这一行动何以引发如此巨变？人们从未停止过对这一事件的回顾和感慨、分析和研究。


较为一致的认知是，“不要暴力”是莱比锡周一游行的和平革命信条，它最终总导致了东德崩溃。弗瑞尔牧师也强调，耶稣教导的和平方式消解了当局开枪的藉口，成全了10月9号的游行：诺大的城市里七万多人游行，“一块玻璃都没打破”，“当所有人都保持和平而没有挑衅时，你还能做什么？”但是相对于莱比锡，北京市当时人口是莱比锡人口的两倍多（1000万），中国民运期间，北京人上街100多万，是莱比锡10月9日游行人数的14倍以上，而且运动持续时间不是几小时，是两个月。北京不仅一块玻璃都没打破，小偷流氓也自觉罢“业”，学生帮助维持交通……同样是和平行动，中国军队开了枪。
人们也总结说，媒体的报导至关重要，比如从尼古拉教堂钟楼顶拍摄的10月9日和平游行的场景，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同年的中国民运，有全世界的媒体竞相报导，北京三界（知识界、文化节、新闻界）甚至联合主办了一份非官方新闻快讯，虽然短命，毕竟专门报导广场的消息，人民日报短短一天的相关报导，更引发了各大城市的波澜壮阔的抗议运动，中国军队依然开了枪。


也有论断指出，东德知名阶层的“六人声明”，呼吁对立双方和平理性，是这场和平革命的关键。可是同年中国民主诉求中，从自由知识人到体制内改革派，几乎所有知名人士都出场了，发表声明、召开会议、提出呼吁、站台演说、上传下达、左右沟通……全都倡导和平理性非暴力，努力之甚，远远超过东德六君子，中国军队依然开了枪。


莱比锡人认为：“政权武力镇压周一游行变为不可能实施的计划”，原因是“那些游行者们清晰地代表行业广泛的人口”。然而北京的和平示威人群行业更广泛，甚至无业人口和政府各机关部委，以及几乎所有官方媒体都上街了，中国军队照样开了枪。


人们不无正确地指出，面临武力镇压，东德公民的勇气是推翻柏林墙最重要的基石。可是大军压境，北京市民曾经统统站在坦克军车面前劝退，甚至以肉身阻止钢铁行进，勇气不输东德人，中国军队仍旧开了枪。


分析家指出：苏联领导集团对东德镇压决策的疏离，是东德当局最终放弃镇压的前提。可是中国当局没有后台，也不需要一个无论什么样的后台，就直接下达了开枪命令。


欧洲成功的经验在中国全部只是教训。中国失败的鲜血，流到欧洲几个月之后，大面积地催开了自由花朵。欧洲不是中国，我只能不断思考中国49年沦陷之后，继续坚持沦陷，一次次错过得救机会的理由。
比如勇气这个人性奇迹，它如寒冰可凝可化一样，可鼓可泄，所以它并非最终救赎地。虽万古纲常在，天地有正气，但自古慷概赴死易，从容负重难。在失败的日子里，或面对漫长不退的困境绝境，众勇可以烟消云散，孤勇也能断为碎片。有鉴于人性之弱，弗瑞尔牧师指出，唯有信仰，可以保持勇气在不断更新中长存：“上帝是人的坚固保障”。美国牧师杨腓力正确地指出：“事实上，全东德所有的抗议游行都是这种方式：始于崇拜！”
 
回看历史，莱比锡点燃穿透极权邪恶的烛光，不是偶然的。经过十九世纪人类理性的质疑和围攻，新教和天主教从中世纪的宗教迷雾中脱颖而出，担当起抗衡人类强权本性的天职。早在十九世纪末，在阶级斗争学说从德国转入俄国之前，罗马天主教教宗奥利（Leo）十三世就针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面临的政治社会歧途和社会改革的世俗要求，发表过人道主义的谏言。在他发布的《新事物通谕》（Rerum Novarum，1891）中，为私有财产和宗教教育辩护；在强调工人的自由结社权力和公正待遇的同时，他谴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否认阶级冲突是社会的自然状态；在支持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法规的同时，他反对以个人利益为前提使用暴力革命手段；在强调富人与穷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平共处的同时，他呼吁现代社会以共利资本与劳工、业主和农户、领导与被领导等全体阶层的和谐社会为目标。


历史迈过二十世纪门槛，欧洲人类为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新帝国主义、物质主义、环境主义、性别政治等众多“主义”所驱使，几乎把信仰当作一个破旧家具，踹出家门，拎进垃圾，导致虚无主义开始酿造当代迷魂美酒。但是在上个世纪人类灾难性的生活中，欧洲基督教依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代表黑暗现实中历史文明的曙光。二战时期，罪源地德国，基督教是纳粹最终不能彻底征服并始终坚持反抗的团体。冷战时期的整个东欧，共产极权制度最有力的反对主体乃是罗马天主教，与当局形成尖锐对立的，首先是无分社会地位的信仰阶层，其次才是以经济和物质财富为区分标志的社会各利益集团。


为保证极权统治下宗教信仰自由、教会学校的权利，以及加入教会和建立教堂等权利，罗马天主教发布过一系列规定。意味深长的是，这样做的动力，并不是个人功利前提下个体自发的利益诉求，而是公义福祉基础上富于奉献和牺牲精神的抗议行动。


回到柏林墙的坍塌，除了弗瑞尔牧师持之以恒、超越功利，不计成败的行为方式，不能回避的另一个问题是：何以东德当局子弹上了膛，却临阵不开枪？


东德全地信仰文化土厚水深，即便在信仰人口下降趋势中，2006年的相关统计资料表明，德国最大的的信徒群体，基督教群体，依然占人口的67.07%，而没有宗教信仰者只占总人口的26.3%，这其中还包括属于小规模信仰的人口。而在此前共产党统治的40年间，经常去教堂并保持宗教热情的人大为减少，每周至少一次参加礼拜的东德人在各地平均只占人口的5%，但这四十年不足以使东德人心中的信仰斩草除根，东欧那些依然挺立的教堂为证。德国文学泰斗歌德指出的那个“公开的秘密”始终存在。这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大千自然时时向人类昭示造物主的存在，但由于人类对之习以为常、视而不见，这个真理就成了一个特殊的秘密，一个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的秘密。绝大部分东德人始终没有忘记它的存在，造物主种植在人心中的良知并未走远，一到夜深、人自面壁时，尤其在历史与人生的紧要关头，它就窗户进来，在人性底线的闸门口，敲响最后审判的惊堂木，震醒党徒们奄奄一息的灵魂，使无所畏惧的行尸走肉变成有所畏惧的人。


东德潜在的罪犯因此有一条退路，如果他们真的忏悔，放弃作恶，公义的力量也是宽恕海洋，因为这力量来自教堂而不是战场，他们的“利器”是烛火而不是武器。弗瑞尔牧师在教堂门口怎么对示威者们说的？“爱你的敌人”！“我们只是为他们祷告。”


在一个虔信宗教的社会里，人的自我意识的前提，人关于自我定义的基础，是“尊重个人整体生存上的人性地位，而不是只把人当作一个政治个体或经济个体。”（前美国国国家安全顾问吉比格纽·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语）。以人性为核心定义的个体，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从感受方式到认知方式，都不同于政治动物或经济动物。先于权力，无分朝野，这种定义，意味着广义的普遍的人性的存在，它能使一个社会在堕入万劫不覆的地狱之前三思而止步。


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变成一种社会运动之初，如艾略特所说，“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完美的社会，好让他们在其中毋需为善”，这种运动到最后，如杨腓力所言，使的“这个社会离开完美甚远，而他们的人民却已忘记了善良”。大陆社会何止离开了完美！我们的同胞何止忘记了行善！索忍尼辛倾注了近半个世纪的心血，读了数百部着述，收集了数百人见证，撰写了八部书稿，研究中国老大哥苏联的十月革命，清理革命的废墟，他再三说：如果让他简要总结苏联灾难和整个二十世纪灾难性世纪的原因，唯一最准确的描述就是：人们忘记了上帝。“恶意的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索忍尼辛正确地指出：“世界以前从未经验过组织化、军事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实践的那种顽强恶意的无神论。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体系及其他们的核心价值里，仇视上帝是其主要驱动力，这比他们所有的政治与经济伪装更根本。在共产当的政策中，好战的无神论不只是偶然的或边缘性的，它不是一种副作用，它是其中心支点。”——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在终极意义上就是唯物主义（物质主义）和无神论登上历史舞台，在终极结果上就是人类心智道德的败坏和精神与灵魂的堕落，那么，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形态的退场，就应当是无神论及其孪生兄弟虚无主义、功利主义的退场。消解这种邪恶势力的能量，就应当来自宗教信仰，来自超越世俗功利的道德价值与精神力量。


这是一种信仰者心魄和灵魂的力量，一种我们至今陌生的力量。全世界85%以上的人类有信仰，其中基督教信仰人口最多，而我们受无神论影响，对此现象习惯于一言以蔽之：“迷信”。我们抹去自己被造的痕迹并铲除造物主，信奉经验事实并遮蔽精神空间，白天把柴米油盐酱醋吃喝拉撒住行虚名利禄戴在头顶，画上名牌，晚上把这些劳什子掖在被角，奉为忠贞不渝的神明和情人。我们不知信仰和形而上为何物，失去了思考和认知这类问题的语言，我们很难明白以下两个事实：信仰的力量不同于物质力量或肉体力量，不会使你砍掉一个脑袋，再长出一个来，不能做形而下的解读（类似义和拳宣扬的刀枪不入），它是精神的力量，通过影响人的信念价值、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来影响人的行为方式。其次，它的力量不是表象之力或世俗之力，不能做实用主义的利用和极端功利主义的解读（类似祈祷天上掉馅饼），你若不深入了解案情而拿一本圣经去出庭辩护肯定失败。信仰是生活的基石，表现为人的生存方式，如索忍尼辛论述历史上东正教之于俄罗斯民族一样，它是一种“思维模式的和我们人民性格的一部分，一种日常生活的形式，一种工作日历，各项事业的优先重点，每年每周的组织。信仰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整体和凝聚力”。


“人最重要的特征是他的宗教信仰”，这是求索上下几千年，观察人类文明各类领衔人物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观点，他认为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话都不过分。我认为，这个特征之有无，也适于区分不同的人类共同体——社群、社会或国家。而对于各共产主义国家，这种区分，即相同意识形态下的不同精神结构和信仰背景情况，在社会学意义上尤其重要。但是这种区分至今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莱比锡的烛光印证了人类逐出伊甸园之后的自我修复能力。仰望头顶的星空，良心不会发霉；汲取超人之力，勇气不会消解；信守道德戒律，文明可能延续；向基督救赎的权威敞开心扉，超越逻辑，奇迹可能降临。莱比锡的烛光也许可以提供一种思路，思考下列问题：为何八九民运在中国社会失败，在东德社会（乃至东欧社会）成功？为何民主浪潮在中国社会遇事铺天盖地，转眼间便化为乌有，而在东德社会则能持之以恒，不计成败，坚韧不拔？为何子弹在中国上了堂，顺理成章地扣动了扳机，而在东德上堂后，竟然在最后一刻放弃开枪？
 
必须说明一点，此文落笔之际，一种莫名的犯规感如影随形：周一和平祈祷和游行的参与者们无疑各自怀有具体的政治诉求和直接的目的冲动，但是弗瑞尔牧师主持这项行动并非着眼于世俗之功才这样去做，他也不是在发动和从事一种政治活动，否则，这项活动不可能坚持七年之久，直到完成上帝的拼图。我写此文虽然意在看取东欧铁幕成功落下的文化与精神背景，研究它的第一推动力，倡导其非功利主义救赎精神。但撰文的动机去不免还有功利色彩：为要获得成功，必须不计成败。但是当我们把不计功利的行为方式诉诸于争取功利的目的时，它就从形而上的良知高度蜕变为一种形而下的功利手段，从精神道德的高度降格为一种运动策略或政治智慧，从而损害了信仰的品格。怎么办？


至此，我发现我面临的矛盾比奥威尔写作时遇到的“美学热情”与“历史冲动”的矛盾深刻些，选择也更艰难：奥威尔不过是在写作的文学审美与历史真实这一对矛盾之间做选择，无论如何，他可以二者择其一，继续写下去，选择的结果无非是好或不好的区别；而此文的麻烦在于闯进了“第十二条军规”，面临“二律背反”的困境；为要介绍源自基督精神的超功利救世态度，必然落入功利主义圈套，而为要摆脱这个圈套，则只有罢笔。选择的结果，是有或无的区别。即便选择写，此文由于违背所介绍的超功利精神，有自杀嫌疑。


为什么我依然冒着亵渎神圣之险，将此文勉力写成？三个理由。


一，在犯规感之外，还有一种责任感无法让渡：我很难允许自己看见中国的绝症，而不提供已知的治疗方案供时代参考。绝不止于“尝居是山，不忍见耳”：故国不是他乡，我也不是客居那里的鹦鹉。


二，通观近半个多世纪的世界人类精神运动走向，持续百多年宗教宣导的灵魂救赎主题，已经向各类社会主题转向，即，由关注灵魂与天上的事，转而关注地面的社会问题了。这种转向显然这是由于人类在上个世纪后半叶遭遇民族独立、意识形态冲突、极权专制统治、物质主义的严峻挑战，面对各类相应的社会问题而导致的。换句话说，这是宗教世界代表世俗社会迎接社会问题的挑战的结果。对此，五十年代初叛逃西方的波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劳·米洛什（Czeslaw Milosz）不以为然，他不无正确地评论说：“能发挥社会功能的宗教信仰，并不等于层次更深的精神生活，而且往往是在精神生活欠缺的时候特别发达。”事实上，这种从天上转向地面的倾向，确实偏离了个体的灵魂救赎。但是，如果为了追求天堂的幸福而把地面放手交给魔鬼，人类最终可能连一个教堂也无法留下，个人救赎和精神生活就更无从谈起了。在世界基督教主流社会选择迎战世俗专制极权时，面对精神道德沉沦到底的故国，没有理由羡慕那些把自己关在教堂门里，只顾自己升天，不管他人下狱的信徒。我认为，在“精神生活特别欠缺的时侯”，教堂的钟声持续冲向社会，响彻大地，正是人类自我拯救的希望。


第三，在事实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其意义是需要诠释的。平心而论，在我的感受和认知中，莱比锡烛光的意义，最重要的不是成功，而是持守；不是功利主义的或非功利的，而是超功利的。在七年的坚守之后，即便没有发生最后一个月的突变，莱比锡的烛光依然象征人类精神的标高，是一个民族注定不会倒下、最终获得拯救的象征。如果中国人人不仅有杀人复仇求公义之勇，也有被杀献祭救赎之勇；不仅有暴动之勇，更有维护和平之勇；不仅有风口浪尖之勇，更有甘于寂寞之勇；不仅有争取成功之勇，还有敢于失败之勇；不仅有领衔万千人之勇，还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中国民族能倒下吗？中国能不全胜而获救吗？——此文虽然动机不免有功利色彩而“不纯”，我依然希望读者在这篇叙述力求真实的文字中，不只看见成功的欢乐，更能看见不计成败的持守，及其背后的原因。
 
此文起笔于2010年12月12日。此前，东欧和平革命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之间联系的模式尚不清晰，由于莱比锡盟誓的烛光在V字型的庆典与欢乐中隐退，弗瑞尔牧师的资讯远未穿过大西洋临照东方。我最初是从美国作家、《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特约编辑杨腓力（Philip Yancey）的着作 《克里姆林宫的钟声》（Praying With The KGB）中首度获悉此文题诣的。尤记得阅读时的惊讶和掩卷之后心中的地震。地震持续不断，隔年后终于提笔写此文，时间精力所限，随即一搁三年有半，直到今年中国八九六四25周年前夕，再度开机上键，重新开始，却因身不由己卷入华府祭奠活动，再度中断。我们在自由世界的首都送哀音杨起，临鲜花折献……，祭日过后，工余攒空继续吭哧努力，竟在笔墨正酣的6月末，传来了弗瑞尔牧师去世的消息。继里根、索尔仁尼琴、刘宾雁、哈维尔、格拉斯基之后，又一位圣贤般的人物从我的身边我的视野矢然而逝。现在此文终于截稿，收笔处，心思滞重如故国污染的江流。错过了中国八九25周年，不期然迎来德国八九25周年。“八九”是莱比锡的庆典、欧洲的节日， “八九”是北京的祭日、中国又一个伤心地。25年的中国八九，更其黯淡。此刻初秋深夜，窗外雨声淅沥，鸟声蛙鸣风铃雁鸣一概静了，只有昆虫在远处大放悲声……。


图23. 2014年6月30日，被誉为“和平革命之父”的克里斯蒂安·弗瑞尔牧师因肺病与世长辞。2014年7月7日，他的告别与葬礼仪式在尼古拉教堂举行，包括马祖尔在内的当地宗教界、政界、艺术界要人等1500人出席。下午两点，尼古拉教堂响起了钟声，在庄严肃穆、温馨感人的告别仪式后，他的棺木抬出教堂，埋葬在他童年生长之地，朗根柳巴（Langenleuba）丛林高地中。图片选自Bild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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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的烛光》主要参考资料：

1，“Christian Führer-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he Story of Liberty”, made by TheStoryofLiberaty.net, 2014年 3月13日

2, “The events in fall 1989”, By Rev. C. Führer, © 2014 Nikolaikirche Leipzig, powered by Netzideen GmbH und Joomla!

3，“Protest Leipzig 1989” by Christian Führ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ASlH-3409g


4，The Rev. Christian Fuhrer Extended Interview， R&E Religion& Fthics Newsweekly November 6, 2009

5，“Returns to 1989” by John Simpson. From BBC，Saturday, November 07, 2009

6，Interview With Conductor Kurt Masur: ‘The Spirit of 1989 Has Been Exhausted’ Interview conducted by Joachim Kronsbein and Katja Thimm， 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 October 12, 2010，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interview-with-conductor-kurt-masur-the-spirit-of-1989-has-been-exhausted-a-721851.html

7，“做对一件事，这就够了”， Posted by Elvis Sunday, May 30, 2010 http://following-the-wind.blogspot.com/2010_05_01_archive.html

8， “The Monday demonstrations in East Germany in 1989 and 1990”， 维基百科

9，《Beyond the Wall: Germany’s Road to Unification》by Elizabeth Pond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Dec 1, 2010 / 什么推倒了柏林墙？by lizabeth Pond ,from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9年10月8日

10， Stasi Museum in Leipzig: 40 Years of Spying and Terror by Lillian Africano on Dec 10, 2010 http://gadling.com/2010/12/10/stasi-museum-in-leipzig-40-years-of-spying-and-terror/

11， “‘We Are the People’,A Peaceful Revolution in Leipzig”By Andrew Curry in Leipzig, Spiegel Online Internetional 10/09/2009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we-are-the-people-a-peaceful-revolution-in-leipzig-a-654137.html

12，李．达菲尔德 （ee Richard Duffield）“1989：从天安门到柏林墙”， BBC Chinese.com 009年05月2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14北京时间

11，Photo Gallery: Leipzig’s Peaceful Revolution by Spiegel Online , http://www.spiegel.de/fotostrecke/fotostrecke-47591.html

13， “ Pulling the Curtain dow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ole of the East German Protestant Church in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of 1989”, by Stephen Lazarus, April 6, 1992. Many to Many Issue 3 February 1993

14, 《开枪还是不开枪· 中国与东欧的后极权主义》（To Shoot or Not To Shoot · Posttotalitarianism in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比较政治学》2001年第34卷第1期。作者：马克·R·汤姆森（Mark R. Thompson）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政治系教授，翻译：译者团队.译文发布：2012年6月4日

15，张哲“永别了，史塔西！── 参访前东德秘密警察总部”，《南方周末》 2010-02-10 http://www.infzm.com/content/41425

16，“Stasi，The Untold Story of the East German Secret Police” By JOHN O. KOEHLER Westview Press，REVENGE VERSUS THE RULE OF LAW， Book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books/first/k/koehler-stasi.html

17，周蕾 “不相信奇迹， 就不是现实主义者 专访克里斯蒂安．富勒尔牧师”,《新纪元》第147期2009/11/12

18，北明《柏林墙始末》，原载《民主中国》1998年3月第60期、 4月第61期。

19，何在《大墙下的日记》柏林，——全世界最欢乐的城市，1989-11-10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613225382_0_3.html

20，杨腓力（Philip Yancey）《克里姆林宫的钟声》（Praying With The KGB），李永成等译，2002年5月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

21，亚历山大·索忍尼辛1983年在英国敦普来顿的演讲《人类忘记了上帝》（ “Men Have Forgotten God” － The Templeton Address，by Aleksandr Solzhenitsyn, 1983）

22，《世纪末·伟大心灵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思》（At Century’s End）Nathan P. Gardels主编，薛绚译。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86年（公元1997年）7月初版。



□ 读者投稿 （首发于《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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