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柏林墙的坍塌(ZT) 由 laobazi 于 2014-10-16 3:50

北明: 莱比锡的烛光- -柏林墙的坍塌（5-8）
发表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 由 si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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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教会的基督徒都知道，他们的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不是勇士。牧师自己也这么看。他喜爱游泳，却不敢从高台跳水，一上去就晕，每次都吓得乖乖回身走下来。但是他的羊群都知道，当警察在教堂外抓捕和平祈祷的参与者时，他们谦和温柔的牧羊人脾气相当大，他推开窗户，探出身体，居高临下，奋力拍着窗棂，大声警告那些抓人的警察：别以为你们会逃过审判，我们记得住你面孔！

还在九月下旬，弗瑞尔牧师就被迫连续进出警察局，他们告诉他，要么停止周一集会游行，要么后果自负。他不就范，他的持守早已惊动了昂纳克。九月底，秘密警察再把他带进局子，威胁接踵而至：必须放弃下个礼拜一教堂聚会和游行，东德政治局一位成员亲自暗示弗瑞尔牧师和另一位尼古拉教堂的牧师沃纳波尔格尔(Wonneberger）：北京不过只是在地理上远离柏林而已！这等于亮出了杀手鐧，采用“天安门模式”不存在距离问题！弗瑞尔清楚他们面临的是什么：“他们将在这里采用‘中国解决方案’（Chinese Solution）‘拯救’社会主义。他们写下了这样的话：‘周一，如果必要，这场反革命活动将被武器制止。’火车站附近到处都是满载军队和警察的卡车，一万到一万五千名士兵严阵以待，准备开枪。”

这不是游泳池里的高台跳水，这是现实中魔鬼的威胁。被迫站在人生高跳台上的牧师没有转身退下。这是东德的首都，首都的中心，是柏林墙里的心脏，这是被奴役而争取自由的人们不断涌来的目的地！他别无选择。只要有一个人坚持礼拜一到教堂，他和他的同伴们就是上帝的使者，就要顶住临城的刀枪，敲响自由的钟声。教堂的其他神职人员都支持这个决定。

每周一的祈祷和游行都只是拼图上的一个碎片，他不是上帝，无法控制满盘布局、全德风云、世界潮流，他只积蓄一周的时间、精力和勇气，把下周一的拼图摆对位置。他不问收获，不求凯旋，偶尔深呼吸，看见漫天乌云乱卷，他抽不出力量抬起手臂，挥去乌云，他没有精力预支忧愁。马太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他要求自己只把今天的责任担起来，把今天的工作做踏实。未来是上帝的，明天只能托付给明天的自己。

村上春树的表述更合适于弗瑞尔、尼古拉教堂、莱比锡的现实：“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我们都拥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体制并未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弗瑞尔以卵击石的勇气来自高于自己的造物主：“上帝创造我们不是躬背爬行的动物，是直立行走的智人，是堂堂正正的能思想、负责任的人。”

圣•尼古拉教堂的40支蜡烛再度点燃了。

烛光里里，弗瑞尔牧师和他的同事们长久地、倾力竭诚地祈祷、恳求和感恩，一道虔敬的“阿门”俯首发出，穿越大堂升上穹顶……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无论是什么，仰望造物主吧。

 

接下来的情形依然使准备赴汤蹈火的牧师吃了一惊：教堂大门突然被推开，涌进来的是大批陌生面孔，他们目光僵冷，目标一致，直奔大厅而去。

他们有这么多！

此前牧师曾经接到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告诉他，今日的和平祈祷活动将有德共党员前来搅局，对方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消息无法证实。

他们真的出现了，竟有这么多！牧师看看表，才下午两点钟！

错愕之间，目不斜视的人们已经结结实实填满了教堂中殿六百个座位。其余的左顾右盼，想找更多的座位。



图5. 1989年10月9日和平祈祷开始前，尼古拉教堂突然冲进来1000多名德共党员，将大堂中殿作为全部占满。美联社（AP）图片，选自网络

欢迎大家到尼古拉教堂来，我们的教会向所有人开放。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谁呢？牧师环顾大批不速之客，笑容可掬地问。

工人，我们是工人阶级。

莱比锡是德国工业人口比重最大的城市。哦，工人阶级不是要等到下午四点才下班吗？他们通常四点以后才能赶到。现在才两点半！牧师明知故问。牧师很和蔼。牧师含笑的蓝眼睛闪烁着上帝的幽默。牧师平时没少努力请这些党员同志到教堂来，可是他怎么努力，他们都不来。

党员们在座位上扭来动去，无人应答。证道大厅突然安静下来，沉默中一片尴尬。

不。牧师望了望其他四百多名没有座位坐下的不速之客，两手抬起往下按了按，似乎是安抚面前人们，说：楼上现在还不能开，过一会工人和基督徒们来了，还能有位子坐。

说完，他看见一些无神论者笑了。——并非所有党员对他怀有敌意。

 

1989年弗瑞尔牧师46岁。莱比锡本土出生，从小多病，羸弱之躯使他格外感怀于耶稣对贫穷与路人的悲悯和爱。顺着本能，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很早就知道自己将会成为神的使者。他学了希腊文、拉丁文，然后上大学学神学。学校是以世界那位最着名的无神论者的名字命名的，叫做“卡尔•马克思大学”，不过这并未妨碍他径直走向耶稣。就像他后来避开封闭的修道院，并向社会打开了路德基督教教堂之门一样，他念书时就没把自己关在教室和学校里：他到处打工：在汽车厂当工人，开着电动摩托车送电报，登上行进列车做服务生。他热衷于人们关于时政的议论，还发现，以宗教学生的身份而非德共党员的身份发言更自由。讨论地点也很重要：“所有的关键人物，只在教会里思考并畅所欲言。”

虽然在无神论者统治的世界和无神论者命名的学校学神学，这事听上去有些荒唐，但欧洲宗教传统土厚水深，纳粹只能利用上帝，不能铲除信仰，而唯物主义者们仇视基督四十年，没能让上帝退席。一如那些党员们首次所见，他一对蓝眼睛揪人、寸头短发生猛、套一件牛仔马甲。他的名字发音和意思就是“基督教”，他确是上帝忠实的仆人，但他外表更像一个“工人阶级”。他的姓，简单明白的意思是“领导者”，同时含有精神引导者之意。事实上，“基督教领导”克里斯蒂安•弗瑞尔牧师的外貌，按照纽约时报评论，“完全符合他参与世事的行为方式和哲学价值。”



图6. 克里斯蒂安•弗瑞尔牧师在他的教堂里。图片选自DNN Online

纳粹时期德国着名圣徒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是弗瑞尔一生最敬重的楷模。这位二战时期的新教神学家和牧师，面对希特勒的压迫，不仅起而反抗遍及德国教会的犬儒主义，而且直接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秘密行动。一个牧师，不仅干预世事，竟要杀人，宗教界对此有太多质疑。行动未能成功，牧师被逮捕并在盟军日渐临近的隆隆炮声中，被送上了绞刑架，他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了。但是二战尘埃落定多年后，朋霍费尔作为上个世纪十大殉道者之一，雕像被竖立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之上，举世确立了对他迟到的追认。在第三帝国之后的又一个奴役时代，弗瑞尔牧师把这位先辈当作自己的楷模的时候，朋霍费尔远未站上十大殉道者的崇高祭坛。——弗瑞尔不需要世人的认可，他只听从内心良知的指引。

——10月9号前夜，弗瑞尔牧师通宵未眠，辗转反侧，不断祷告；他凌晨即起，竭尽所能安排了这日教会各项事务，以确保和平。

时间到了，他做了几次深呼吸，走向讲坛。

讲坛只有两层台阶，两步习惯性的移步，此刻竟犹如攀登跳水高台。——真能跳进大堂棕榈树下的羊群中倒好了！他必须挺身而出，承担所有责任。弗瑞尔心事重重，他念虑自己羊群安危，他记得9月4日第一次周一游行，当他推开教堂大门即刻被半圆形的记者们包围时，他非常不悦：那些镜头和报导，将成为史塔西按图索骥的情报和逮捕镇压的线索！但是他很快释然了，这些镜头同时也拍下了警察的暴行，被打的是青年人，撕扯的标语是“人民要自由”。柏林墙阻挡人口流动成效斐然，但挡不住西德的电视广播信号。如饥似渴的东德人在那次西德电视节目播出之后，掀起了更大的抗议浪潮——那次西方媒体包围教堂、报导游行，太必要了，乃是上帝的另一个大手笔！

不过事到如今，上帝的手笔越大，仆人的责任越大，而且过于重大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正 “处于某种巨大事务的边缘”，都知道几十万军队、警察、便衣正按部就班就位，都目睹了德共党员的突然袭击，也都看见了无量的西方记者的镜头麦克风对准了教堂，只有他知道，还有两项重大事件，要在教堂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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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一辆普通轿车从东柏林向莱比锡方向行驶。车里两个人持有东柏林身份证。两位东柏林居民上路不久就开始惊讶：道路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军车！这些军车驶往同一方向，莱比锡，而且，来自同一地地区，东柏林。——这一日莱比锡的血液正在循环中回流心脏，通往尼古拉教堂的各主要动脉繁忙异常。不过血液中夹杂着大量的这类武装起来的氧化物质，这些氧化物质居道路中央畅行，比血液流动得更快，有军车承载它们，有无数轮胎运行它们。

东德小轿车里的东柏林居民是异议人士、摄影师谢夫克和他的同伴。他们不是今晚活动的参与者，也不是旁观者，他们要承担一项特殊使命。谢夫克过去是生态环境影片摄影师，和所有东德人一样，近来身临东德社会天空的雷鸣电闪，感慨万千。酝酿多日之后，他决定“转行”，他要记录今夜将在莱比锡发生的一切。一路眼见大量满载军人的装甲向莱比锡调动，他知道自己在正确的时刻选择了正确的地点，要做的是一个正确的事情。军车把公路碾的扎扎响，他感觉自己正逼近德国历史的紧要关头，无论下刀子还是发洪水，他这个记录者决不能缺席。

摄录位置至关重要！镜头要对准目标无遮拦，摄影机却不能暴露在射程内和目标视线里。作为经验丰富的生态环境摄影师，谢克夫知道，要满足这相互矛盾的两个条件，除了居高临下，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对东德地理环境了如指掌，毫不犹豫地选中了莱比锡的圣•尼古拉教堂。这里是莱比锡地理中心，也是事件爆发地，而它的钟楼顶层高过六十米，是莱比锡城市的制高点。

下午时分，谢克夫和他的同伴走进教堂，要求登上教堂塔楼顶层，以便拍摄今晚将要发生的血案。——是的，血案！极有可能发生！他向弗瑞尔报告了一路见闻。

无声的鼓点骤然而起，敲打着证道大厅里的石柱椰林。弗瑞尔的办公室里，谢克夫风尘仆仆，面容上写满了焦虑与恳求。

几个月前发生在中国屠杀暴行，是外国记者从长安街边的住所，长城饭店的窗户里拍的。莱比锡不许西方记者居住，他们今天借交易会混进城已是侥幸，无人想到得寸进尺，站在这座城市的头顶，一览并收全城实况。只有常驻东德辖区的人们才可能想到这一招。

Yes 或No，弗瑞尔牧师必须做出决定。六月的北京，西方记者拍完了实况起身走人，饭店是住宿之地，中国经理无缘受罚。可十月的莱比锡，教堂不是旅店，面前这位摄影师也不是旅客，史塔西事后若查出来是弗瑞尔的特许，等待他的可能就是劳改营。而一旦拍摄成功，播放出来，秘密警察必然能从画面的角度判断拍摄的确切地点。全德人都知道，弗瑞尔不是经营饭店的经理，他是这座教堂的主持，此地任何事都必须经过他的首肯。弗瑞尔牧师知道，只要他此刻说了Yes，就等于亲自向当局呈交一份不可辩驳的“犯罪”证据，所有侥幸都将消失，所有的拐弯都将通往监狱。

但是，世界必须了解周一和平游行期间发生了什么。

弗瑞尔牧师为来自东柏林的陌生人，打开了通向钟楼顶端门锁，又从他们身后轻轻关上了这道炼狱之门。

他背转身来，长出一口气，终于就绪。

 

7

没有就绪。

还有一项重大事件将在这座教堂发生。

此事源自莱比锡杰万豪斯音乐中心（The Gewandhausorchester Leipzig，或The Gewandhaus），东德交响乐团所在地。

1989年10月9日中午，常年不断的管弦、弹拨、打击乐之轰鸣戛然而止，休止符不期而至，无线延长，正在灌制唱片的录音棚里，录音胶带空转着，愕然中发出沙沙的哑鸣。数小时沉寂后，录音带再次转动，音乐大厅里响起的是一个男人的德语声，庄严而略带焦虑：

“……在当前形势下，人们有权就社会主义在东德继续发展自由交换意见；我们六人将尽最大努力促成与莱比锡当局甚至中央政府的对话；为了对话和平地实现，我们请求市民谨慎行事，保持冷静，维护秩序，不涉暴力。……”

呼吁书史称“六人声明”。 六位签署者中，有三位是莱比锡知名知识分子：东德音乐指挥家库尔特•马祖尔（Kurt Masur）；东德神学家彼得•齐默尔曼（Peter Zimmermann）、东德讽刺剧演员兼作家贝恩德-鲁兹•兰格（Bernd-Lutz Lange）。另外三位是东德共产党莱比锡市政府官员：教育局长罗兰•沃茨（Roland Wötzel）、鼓动与宣传部长约亨•鲍莫尔特（Jochen Pommert）、文化局长库尔特•梅耶（Kurt Meyer）。这实际上东德“全体人民的一个微缩版”。

“六人声明”的起草人和召集人是马祖尔，他是东德知名的音乐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的私人朋友，昂纳克对传统音乐的重视和支持博得了这位音乐家的好感。莱比锡本是欧洲历史上的音乐中心，二战后，马祖尔指挥的东德交响乐团，被安置在动物园附近的会议厅。演出排练休息诗，狮子老虎的咆哮声成了交响音乐的复调和声。为了避免在全世界面前继续丢脸，昂纳克接受了马祖尔的忠告和建议，为东德交响乐断建造了那座颇负盛名的莱比锡杰万豪斯音乐中心，为此，昂纳克提出的唯一条件是，乐团每年必须首演一次青年作曲家的交响乐！马祖尔怎么能不喜欢这样的领导？10月9日那天，马祖尔打开他的这座豪华音乐厅准备接收伤员时，警察没有冲进去阻拦，他们不知道这位音乐家跟政府是什么关系，但是他们确切知道他跟他们的总书记有私交。

马祖尔凭借这份私交，在东德历史上插上了一根杠杆。

在猛兽咆哮中长期坚持音乐演奏的马祖尔，练就了一番漠视党文化横行、对抗浪潮四起的唯音乐是尊的气概，但10月9号那天他再也无法继续灌制唱片了。他的双簧管演奏家下午气急败坏地走进大厅，抱歉说，他不能再继续演奏了，他刚刚路过教堂，亲眼看见警察们拽着一位女青年的头发，把她扔进了卡车。

马祖尔感同身受：“几周以来，公众情绪一直处于爆炸的边缘”。怎么办？

踩着他焦虑的心情鼓点，音乐厅来了三位年轻人，他们是东德刚成立不久的最大反对党“新论坛”的代表。为了避免流血，他们心急火燎，提请马祖尔想想办法。

马祖尔开始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妻子，他需要妻子同意他在这个特殊时期把音乐变成行动。接着，他一个接一个播出他熟悉的电话号码，紧急召集两名德国知名知识分子和三位党内改革派官员前来共商举措。

他的音乐厅成了事变联络中心，他成了中心的首脑，试图肩负起民众与中央政府沟通与谈判的使命。无论如何，不能重演北京四个月前的血案。与昂纳克的私交没妨碍马祖尔在历史关键时刻踩住人生交响的正确线谱。昂那克庄严地称他为“同志”，他后来却告诉后人，那是一个错误，他不是党的同志，他是一个基督徒！事实上，这个制度从未喜欢过这个音乐家，他曾经被从音乐界除名、并被禁止应邀到西方客座指挥。

马祖尔不断看表，时间不多了。莱比锡市文化局长库尔特•迈尔终于复电，时已近下午四点，匆匆赶到的人们正围住马祖尔，商议他匆匆起草的那份呼吁书，并把拟就的内容录制成带子，派人送往市委和广播站。同时，三位党内官员使尽浑身解数，调动所有关系，不断联系东德中央政府，希望争取到一个认可：不要对晚上的游行活动使用“中国解决方案”。

市政府接到了这份呼吁书，但是没有答复，直到六君子向媒体发布这一呼吁的下午四时，依然没有答复。



图7.莱比锡六君子为10月9日烛光游行免遭暴力镇压而向社会呼吁，各界保持谨慎行事。右起依次：文化局长库尔特•梅耶（Kurt Meyer）、东德神学家彼得•齐默尔曼（Peter Zimmermann）、库尔特•马祖尔（Kurt Masur）、教育局长罗兰•沃茨（Roland Wötzel ）、鼓动与宣传部长约亨•鲍莫尔特（Jochen Pommert）、讽刺剧演员兼作家贝恩德-鲁兹•兰格（Bernd-Lutz Lange）。德新社（DPA）图片，选自网络

 



图8. 原图(德文)说明：“莱比锡六君子呼吁。‘非暴力’。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六君子呼吁“周一游行者”和安全部队谨慎行事……。”新闻图片，选自网络

游行就要开始了，莱比锡广播电台，城市广播站和街头高音喇叭已经陆续响起马祖尔略带紧张而忧郁的呼吁声。时间越来越紧了，下一步能做的是，抢在游行开始前，直接与教会和周一游行者们沟通。于是，莱比锡的心脏，圣•尼古拉教堂在云集东德历史上最多的代谢力量之后，又加入了一道重要的抗氧化流脉：“全体人民的微缩版”——来自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和政府机关的六位声明起草人一个不落，携手前往教堂，他们要在这里向全体游行参与者现场发出和平呼吁。

体力和心力接近饱和的弗瑞尔，由衷地接纳并安排了这项重大行动。德共党员们奉命提前涌进教堂、占据中央座位，要把这个祈祷和抗议活动结束在起点，他对他们心中无数，但他对和平祈祷总是充满信心。

 

8

下午五点，他准时登上了一生中最高的跳台。

这大概是历史上这个教堂聚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东德建政以来第一次，马克思的信徒们正襟危坐在上帝的领地，聆听他的使者讲述创世的真理。殿中烛火闪烁，穹音回荡，冰炭交汇间人人神情峻穆，渐渐有神圣庄严气氛弥漫起来……。感受到震撼的不是基督徒和各界人士，而是在座的一千多名德共党员。牧师平和的语调组成的是不曾料到的画面，产生了一种陌生的认知：这里是一个诚实高尚之所；这个“反革命敌对势力”并未煽动人民造反，却诚心诚意地努力，试图和平地推进变革。他们面对的不是敌人，是和平使者。

接着，党员们熟悉的音乐指挥家库尔特•马祖尔出现在讲坛上，手中的指挥棒变成了一张纸，上面的五线谱变成了西日耳曼语写成的文字，（一说：神学家齐默尔曼宣读“六人声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德国人通用的文字：这是他们的圣贤马丁•路德奠定的的。四百多年前，这位宗教改革家对《圣经》做的出色的德文翻译，导致这种语言演变为德国的官方用语。全德那时起使用的官方语言，来自德语圣经。

指挥家向全体与会者一字一句宣读了这份呼吁。紧接其后，主教们大声疾呼非暴力，弗瑞尔代表教会表示倾力支持，他同时要求所有与会者响应这一呼吁，践行呼吁书的要求。——事实上，七年间三百六十八次周一和平祈祷以及后来的周一游行，没有一次弗瑞尔不提出这样的要求，不强调祈祷、讨论、游行的和平性质。

这一天，按照六人的策划，这份来自更广泛谱系的呼吁在莱比锡所有教堂同时宣读，并在无线广播中及时播出。形成了万众一心的阵势：莱比锡的所有党派组织团体都号召非暴力示威，各教会均表示全力支持。

让德共党员们进一步错愕的，应该是一同前往的莱比锡市政府三位官员，他们的宣传部长、文化局长、教育局长。他们稳稳当当地与音乐家马祖尔、神学家慈默尔曼、作家兰格站在一起。党员们发现，他们竟是这份呼吁书的联署人。牧师的布道，颠覆了党员们的错误认知并消解了他们的使命，三位官员的介入，则消解了党员们的意志，使他们的使命和荣誉蒙羞：谁将是暴乱的煽动者？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引发冲突，破坏和平，那就是他们。坐着别动，认真听讲，或忍受羞耻，唾面自干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