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特别崇拜岳飞，喜欢看岳飞传，仿佛南宋抗金的将领就是一个岳飞。后来才发现原来还有好多抗金名将呢。更后来发现原来岳飞在宋将中并不是战功最大的。如前所述，岳飞军负责防御京湖战区，面对的是虚弱的伪齐，直到偃城之战才与兀术的主力正面接触。此前金军主力一直是两淮的韩世忠，刘绮与四川的吴氏兄弟顶着，而且取得过像黄天荡，顺昌，仙人关，和尚原那样的大捷。在宋史列举的几次重创金军的战役中，并没有岳飞军的功劳。那么岳飞是不是浪得虚名呢？我曾经这样怀疑。后来才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岳飞之所以在南宋诸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是有着他自己的原因的。翻开随便一本中学历史书，我们可以发现诸如“岳飞的儿子岳云率领800骑兵大破金军”的介绍。不要小看了这简单的介绍，它说明了深刻的问题。岳云是指挥骑兵击破金军的！让我们回忆一下，宋军的其它几次大捷是怎样取得的。或者是水战，如黄天荡：或者是守城，如顺昌，仙人关，和尚原；偶尔有一两次野战，也是用什么长斧啦，麻札刀啦去砍金军的马腿。从没有一次是用骑兵对骑兵。即使是北宋拥有战马较多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用骑兵打过大胜仗.然而，在偃城大战中，岳飞军却是以骑兵对冲击败金军的！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但其实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战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骑兵是野战，进攻的最有效的兵种。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可以说没有任何兵种能与骑兵匹敌。虽然有过无数人论证过“以步制骑”，但事实证明这都是胡说八道。在平原野战，胜利时步兵追不上骑兵，失败时步兵也跑不掉，对战时步兵一般都挡不住训练有素的骑兵的冲击。北宋时，宋人曾经认真研究过以步制骑的方法，结果是将大批的步兵结成方阵,赵光义曾经“御制”过一个什么平戍万全阵，认为可以对付契丹 骑兵了。其实那也不过就是将十几万人摆成一个大方阵而已。宋军的步兵方阵表现怎么样呢？第一，第二次幽州之战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第二次幽州之战中曹彬军的表现，是典型的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与西夏的好水川之战中，当任福军发现进入西夏军包围圈后想跑，但是跑不过人家。于是将数万人摆成方阵，但元昊纵“铁鹞子军”一冲，韩琦的这支精锐就顶不住了。突围吧，走得又慢；等援军吧，援军也是这么慢，好容易羊牧隆城来了一点援军，让铁鹞子军一冲就垮了。最后任福军几乎全军覆没。可见以步制骑完全是开玩笑。后来的许多战史学家干脆认为主张“以步制骑”的就是保守派，这虽然有点武断但也不无道理。
　　
　　 上面之所以说这么多，是想说明在那时宋军想反攻，想真正击败金军，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骑兵能够击败金军的骑兵。而在宋军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岳飞军！与韩世忠等人重视水军，弩兵，石包兵不同，岳飞特别重视骑兵，这也显示出岳飞胜过其它大将之处，他能在战略防御之时就考虑到将来战略反攻的需要。经过长期建设，岳飞军中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其中最精锐的是“背嵬军”（岳飞的亲军〕全部是骑兵，偃城大战中岳云指挥的就是这支“背嵬军”。不仅部队，岳飞也培养出一批善于使用骑兵的将领，岳云就是一个典型。偃城之战，要以骑制骑，是宋军从来没有干过的事，统军大将王贵犹豫了，但岳云劝说王贵下定决心。岳云并亲率800骑兵突入金军阵中。这说明不仅“背嵬军胜过了金军骑兵，岳云等将领也胜过了金兀术们。打个比方说岳飞就象卫青，岳云则有些霍去病的影子，韩世忠，刘琦，吴氏兄弟就好比李广，韩安国。南宋若只求偏安有韩世忠们就足够了，但要想北伐中原，非岳飞军不可。这也是为什么岳飞比其它大将都更热心北伐，因为只有他才有这样的实力。如此看来，岳飞在南宋抗金将领中确是独一无二。
 
　　 南宋在军事上给人们的印象最突出的恐怕就是懦弱。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以金兵万人破辽军70万的军威，面对南宋却毫无办法，完颜亮只能望江兴叹。以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的剽悍，面对南宋时竟顿兵40年，历经4位大汗才得以统一。蒙哥汗还命丧钓鱼城下。可见对南宋的防御，军事不可简单以懦弱概之，这里面还是很有一套的。
 
　　 谈谈南宋的防御战略。面对北方强大的敌人和漫长的长江防线，南宋主要采取了分区防御的战略。将长江防线分为3个大军区。两淮战区：直接掩护南宋行在（陪都〕临安和江浙重要的经济区。设两淮制置使（后分为淮东，淮西两个制置使〕。防御长江下游。为贯彻“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将主力置于江淮之间。制置使治所也在江北。四川战区：守卫四川天府之国，防备敌军迂回或是占据长江上游。设四川制置使。主防御线在秦岭，大巴山一线，但在四川腹地也广筑山城，形成纵深防御。钓鱼城就是山城之一。京湖战区：连接两淮，四川二战区，防御长江中游。在今湖北，湖南一带。位置十分重要，蒙古灭宋就是从京湖战区进行中央突破而成的。设京湖制置使，治所在军事重镇襄阳。当然这些只是总体划分，与实际还是有些出入的。比如南宋初年实行的是驻屯大军制就并不是严格的分区。但这个框框还是有的。当时，两淮战区是韩世忠和刘光世等军。京湖战区主要是岳飞军，襄阳就是岳飞最早经营的。四川战区是吴王介，吴遴（无正确字〕兄弟。但是驻屯大军制兵为将有，深犯朝廷之大忌。后来各大将除吴氏兄弟外均被削去兵权。
　　
　　岳飞更惨死风波亭。其实朝廷的这种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吴氏兄弟的下一代就拥兵自重，企图谋反，为朝廷所灭。而岳飞在两淮事件中也曾表现得有些军阀味道，使赵构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两淮事件（又称淮西军事件〕是这样的。绍兴7年春，由于淮西军大将刘光世作战不力，屡屡临阵退缩，一心整顿军队北伐中原的宰相张浚决定解除其兵权。开始时，高宗打算由岳飞统帅淮西军。高宗在建康行在曾经面谕岳飞“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 但真正到了时候，高宗又觉得将京湖，淮西两军俱交岳飞指挥未免权力太大，便改变了主意。岳飞大怒，竟于4月16日借口母丧及与张浚不合，自动解职持丧服上庐山，与高宗翻了脸。岳飞3个月不下山，军中人心惶惶。高宗严令岳飞部将李若虚，王贵敦请岳飞下山依旧管军，并下令如果岳飞不下山就将李若虚与王贵斩首。李若虚当时劝说岳飞的话竟然说到了这个程度“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托，授以兵柄，相公可与朝廷相抗乎？”李若虚与王贵苦劝岳飞6天，岳飞才受诏下山赴行在请罪，遂官复原职。当时事情闹得如此之僵，连岳飞的部将都认为岳飞可能要造反，高宗会怎么想？而这一切似乎都因为岳飞嫌自己的兵还不够多！高宗嘴里虽然说“朕不怒卿”，但其实是又怒又怕，原先对岳飞的信任一下子消失了。曾经15日内4次升岳飞官职的高宗，在此后的近2年时间内没有给岳飞任何提升。在4年之后，绍兴11年11月29日将岳飞赐死风波亭。
　　
　　 以上是两淮事件与岳飞的关系。现在回头再谈谈两淮事件。岳飞事件后，高宗决定在淮西军恢复以文制武的体制，派文臣吕祉监督淮西军。此人傲慢无礼，淮西军大将郦琼发动兵变，杀了吕祉，率领4万人马和数万百姓投降伪齐。 淮西军彻底瓦解。张浚因此罢相。文武矛盾进一步激化。后来又有岳飞请立储和请增兵的事情发生，问题就一步步尖锐，直到不可收拾。
　　
　　南宋的这种分区防御战略经住了许多次考验，得以支撑了南宋150年的江山。金军最早是将攻击重点放在两淮战区。金军南下时曾经一度突破宋军防线，渡过长江。但由于后方十分不稳，汉族义军遍地，又有大批没有肃清的宋军，再加上金军战略不当，这次极为难得的灭宋机会被断送了。成了一次大掠夺，而饱掠而归的金军在黄天荡又碰到了韩世忠的水军，被打得一塌糊涂。随着岳飞等军收复建康和其它失地，南宋的防御又建立起来了，而且金军再也没有能够突破。第一次南下失败后，金军采取了两翼突破的战略。重点进攻两淮和四川，只以伪齐为主的杂牌军对付京湖方向的岳飞等军。在四川方向，金军在富平之战中虽然击败了宋军，攻取了陕西的大部，但在继续向四川挺进的过程中，在仙人关与和尚原遭到了吴氏兄弟的迎头痛击。始终没能突破宋军的山区防线。而两淮的金军则在顺昌大败，金兀术的主力遭到了刘崎军的沉重打击。这次打击之重，超乎金人的想象，以致于后来完颜亮南下时，分配任务，完颜亮每说一个宋将的名字，就有一个金将自告奋勇去对付，但说到刘崎的名字时竟没有一个金将敢出声，完颜亮只好表示亲自出阵。在金军两路皆败之时，伪齐又被岳飞军击溃。这一段时间是南宋在军事上最得意的时期。无怪以岳飞为首的许多宋将都认为可以北伐中原。随着绍兴和议的达成，岳飞为首主战派被南宋打击下去。宋金之间出现了一段和平时期，直到完颜亮南下。完颜亮以从前两翼突破兵力分散为鉴，决定以主力40万人，突击两淮战区，直扑临安。但金军面对长江天险和宋军在水上的绝对优势毫无办法，采石一战金军大败。而宋军的水军甚至直入山东，把金军水军消灭在港内，简直没把金军的水军放在眼里。金军再一次失败，完颜亮也被部将所杀。此后金军再没有对南宋发动大的进攻。继金军之后，蒙元又对南宋的防御考验了40年。
　　
　　 与金军南下十分相似的是，蒙军的第一次南下也是在与宋联合灭金之后不久。就象当年守燕云16州的宋军瞬间崩溃一样，刚刚收复东京和中原旧地的南宋军在蒙军的突击之下一败涂地。蒙军很快突至南宋3大战区正面。但由于兵力不足，而且分散于整个正面，以及水军仍然不过关。窝阔台汗一举灭宋的企图落了空，南宋的分区防御再次发挥了威力。窝阔台汗之后的贵由汗在位时间不长，也就没有大举南下。直到蒙哥汗即位。蒙哥吸取了完颜亮的教训，在水军不过关的情况下要突破两淮战区是不可能的。他打算采取大迂回，以军迂回西南，灭大理，抄宋军之后；自己率主力突击四川战区，占据长江上游，再顺流蒙军果然比金军厉害，突破了宋军的秦岭，大巴山防线，进至四川腹地。然而，宋军筑于纵深的一座座山城却成了蒙军无法逾越的障碍。而迂回的蒙军虽然成功灭亡大理，但也没能突破宋军防御。蒙哥亲自上阵，猛攻宋军要塞钓鱼城。而他的弟弟忽必烈则率军突击京湖战区。数万蒙军在钓鱼城下束手无策，直到大汗蒙哥也陨命城下。而此时忽必烈在京湖方向也建树不大，蒙军只得全线撤退。
　　
　　 在击败了阿里不哥，稳定了权力之后，新的大汗忽必烈又开始打算南下。有蒙哥的前车之鉴，他认识到让蒙古骑兵去一座座啃四川的山城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中央突破，击破京湖宋军。于是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襄阳围城，以机动灵活著称的蒙军竟然耐下性子一围就是好几年。吕文德再厉害也经不起这样的打法呀，加上朝中贾似道为首的奸臣误国，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襄阳在多年的英勇奋战之后终于陷落了。
　　
　　襄阳的陷落不是简单的失去一座城池，而是蒙军中央突破战略成功，宋军京湖战区覆灭，防线瓦解的标志。蒙军于是顺流直下，击破宋军水军，直抵临安。而宋军四川战区实际上已经被合围，在几年之后终于被消灭。而两淮的宋军，一半被夏贵率领降蒙，另一半虽然在李庭芝的指挥下继续抵抗，但也无力回天。张士杰带领一部分宋军向东南海上撤退，终于也在崖山最终全军覆没。
　　
　　可见，能否保障分区防御的完整是南宋能否存在的关键，战区在宋在，战区亡宋亡。当然，南宋初年金军也曾突破宋军防线，但终于没能灭宋。金军与蒙军的突破究竟有何不同，结局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也是很值得思考的，南宋初年金军也曾突破宋军防线，但终于没能灭宋。金军与蒙军的突破究竟有何不同， 结局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也是很值得思考的。金军突破时,宋朝实际还没有完整的防御系统.可是金军没有水军,赵构逃到海上就束手无策,金军也无法寻歼宋军的主力.
　　
　　蒙军首先攻击四川,虽未达到目的,但四川已无机动部队.围攻襄阳实际是围城打援.消耗宋朝的机动部队,攻克襄阳时,宋不得不从两淮调兵守武昌.长江上几次大战,基本歼灭了宋军主力.至此宋朝大势已去.伯颜进军杭州时,特地派一路水军从海上迂回杭州湾堵住海上通道,顺利的俘虏了南宋小朝廷.其余群龙无首,只能被各个击破. 蒙军取胜的关键是建立了水军,能在江南歼灭宋军主力.
 
 
 
岳飞为什么必须死
 
作者：zzgjhotel  提交日期： 2006-8-22

 
　　　　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内有各地溃兵败将组成的游寇集团和农民的反抗武装，极大中兴四将图地威胁着宋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得不抛开压制武将的祖宗家法，着意笼络重用武将。当时最有名的将领就是南渡后的“中兴四将”。其中，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官拜节度使，他本人早年曾随父镇压方腊起义；张俊和韩世忠都是行伍出身，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在平定苗刘兵变中又都立有大功；而岳飞则是资历最浅的一位，但是在短短几年间，他的战功和威名就已超越其他诸将，绍兴四年八月，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宋廷授他为清远军节度使，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高宗是在向金人求和而不得的形势下才重用武将的，其目的只是自卫，并没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岳飞收复的失地，实际是从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高宗明白他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特地下手诏，告诫他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地束缚了岳飞的手脚，加上岳家军只有不到三万人的兵力，也无力进行北伐，因此岳飞只好在收复襄汉后，率主力退守鄂州。
　　
　　　　面对金人的进攻，高宗始终不愿放弃投降求和。尽管绍兴四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朝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绍兴七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来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定至关重要。绍兴八年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和议。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忌。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10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赵旉8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30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忌恨。
　　　　 
　　　　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恢复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岳飞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绍兴八年，高宗与金朝的媾和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文武百官的反对之声日益高涨，只有秦桧极力支持高宗议和。十一月，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金使的称号中将“宋国”称为“江南”，敌对两国互通信息，应称“国信”，金朝却称“诏谕”，显而易见，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金人接下来的要求更令南宋臣民难以接受，金使居然要高宗跪拜受诏，奉表称臣。为了苟安偷生，高宗对此并不介意，他冠冕堂皇地表示：“只要百姓能免于刀兵之苦，朕可以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然而，天子有此“美意”，臣民们却不愿“领情”，朝廷内外群情激愤，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临安市民甚至在街上贴出醒目的榜文：“秦相公(秦桧)是细作(奸细)！”矛头虽然是指向秦桧，实际上表达出对高宗的强烈不满。尽管高宗恼羞成怒，将反对激烈的大臣一一贬谪，但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十二月，高宗以为徽宗守孝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国书。
　　
　　　　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并重申自己率师北伐的宏图大愿。高宗和秦桧此时对岳飞切齿痛恨，除掉岳飞的阴谋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军又奔赴抗金前线。随着金兵在川陕、两淮等地的进攻相继受挫，宋军进入战略反攻，岳飞进军中原。他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过黄河，联络河北义军，结成“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以实现他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同时亲自领兵长驱直入，进驻郾城。七月，金将兀术集结大军，从开封直扑郾城，岳家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兵。接着，兀术又转攻颍昌，岳飞对此早有防范，事先已命长子岳云前往支援，兀术在颍昌再遭岳家军的沉重打击。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距离开封只有45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收复了黄河南北的部分州县。金兵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并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
　　
　　　　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高宗和秦桧与金朝重开和议，他们连下12道金字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此时，数万岳家军由于收复失地很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且，其他各路军队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张俊、韩世忠、刘锜等部陆续班师，岳飞要想在没有后方支援、缺乏友军配合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收复故土，实是难上加难。在形势和君命的逼迫下，岳飞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奉诏班师。退兵之日，他不禁深深痛惜自己的“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就这样被高宗和秦桧葬送了。
　　
　　　　绍兴十一年正月，兀术统领近10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锜、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兀术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件事还是成了后来秦桧陷害他的口实。
　　
　　　　淮西之战后，高宗加紧了削夺武将兵权的活动。由于南宋建立以来，他不得不倚重武将外抗金兵，内平游寇，结果造成武将势力崛起，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夺去了三大将的兵权，三将所辖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
　　
　　　　接着，高宗和秦桧将迫害的矛头直指岳飞。七月，秦桧死党万俟卨(mòqíxiè)秉承上意，上章弹劾岳飞，他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应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并把张俊撤除淮东防务的事情栽赃到岳飞头上。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仅凭上面的几条“罪状”，尚不足以置岳飞于死地，秦桧又指使张俊胁迫岳飞部下王贵、王俊，诬告岳飞爱将张宪密谋要挟朝廷还兵给岳飞，串通谋反。张宪被押送大理寺审讯，严刑逼供之下，张宪仍然不肯屈招。好不容易等来了除掉岳飞的机会，高宗怎能因证据不足就轻易放过？他决定让大理寺审理岳飞一案。十月，岳飞、岳云父子被投入大理寺狱中，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卿周三畏奉诏审讯。何铸反复讯问，实在得不到任何岳飞谋反的证据，在审讯时，又看到岳飞背部刺的“尽忠报国”四字，深知岳飞的忠心与清白，便向秦桧力辩其冤。秦桧抬出高宗来，明确告诉他：“此上意也。”也就是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何铸愤然道：“我岂是为区区一个岳飞的性命，强敌未灭，无缘无故诛杀一员大将，势必失去军心，决非社稷长久之计！”何铸既然对岳飞下不了毒手，秦桧便奏请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锻铸冤狱。岳飞身受酷刑折磨，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他在狱中悲愤地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发出了最后的抗议。
　　　　 
　　　　听说岳飞以谋反罪入狱，已经辞官在家、明哲保身的韩世忠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他当面责问秦桧，岳飞谋反的证据究竟何在，秦桧答道：“其事体莫须有。”意思是这件事情大概有吧。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心意已决。在高宗看来，除去岳飞，既可以使和谈顺利进行，又能震慑其他武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真是一举两得。因此，他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斩首。
　　　　 
　　　　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他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蓄姬妾又不营私财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高宗和秦桧对他就越是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所保卫的朝廷之手，不禁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 
 

 
 
宋代对外政策软弱求和的原因
 

作者：zzgjhotel  提交日期：2006-8-13 
　　
　　一提到宋代，“积贫积弱”、“弱宋”等名词几乎成了这个王朝的代名词。纵观宋代的历史，一个“弱”字足以概括宋代在对外政策上的表现。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索取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十县地，各增银、绢各十万。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北宋又每年大方地“赐予”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叶二万斤，此外在节日赠夏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元佑元年（1084年）司马光、文彦博割安疆等四寨与西夏。以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乞求女真贵族退兵。宋室南渡后，与金长期对峙，先后有绍兴和议，规定每年向金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隆兴年间，不仅把与金作战失败的韩的首级函封送给金，还要增加岁币。这些和议的内容，从始至终贯穿着妥协退让、甚至屈膝求和的特点。北宋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兵力有百万之众，实力与辽不相上下，且远胜于西夏；南宋与金以西至大散关，东至淮水为界。以后又有隆兴和议等。为何经济、文化空前发达宋代在对外交往上始终底气不足，和议颇多。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 宋代立国之初的基本国策
　　
　　 （一）重文抑武基本国策的推推行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在开封附近的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轻而易举地从后周世宗的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政权，开始了宋代的统治。但是，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赵匡胤并不是始作俑者。早在赵匡胤之前的郭威（即后周太祖）就是利用这种模式登上帝位的。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上演，宋初的统治者制定了以下的重要制度，并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执行。这些基本国策也为后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响贯穿整个宋代。
　　
　　首先，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即所谓：“重文教，轻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
　　
　　具体措施，第一步是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中央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职，剥夺节度使的行政权；第三步，派专人任转运使，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这样就初步解决了自唐后期以来的武人专横，藩镇割据的问题。进而对武将实行种种限制，如最突出的“更戍法”，时人曾这样描述它的消极作用“而又移换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军员仕伍未及识，吏民士俗未及谙，已复去矣”（张方平语），其结果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校往过正的结果是以后发展成为可笑的“恐武人症”。
　　
　　开国之初，由于功臣宿将的存在，重文轻武政策的消极作用尚不明显。对兵力较弱的南方诸国，包括北汉，还能取得军事胜利。但在宋初的对辽作战中，就显出它的端倪了。宋太宗战前对将领赐阵图，不信任他们。所谓“权任轻而法制密”，使他们“不能奋于一战”。对于他们进行限制、牵制，最终导致高粱河、双歧沟战役的失败。在这样的政权下，这样的氛围下，名将辈出确实是怪事。有宋一代，名将也确实是凤毛麟角。象北宋初年的杨业，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虽被誉为宋初名将第一，也不过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玮，在丁谓的排挤下，只能默默无闻地死去；狄青虽功勋卓著，位至枢密，但由于出身武将，最终也只能是外调；最冤莫过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死，“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武人也好，名将也罢，他们的命运只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离皇帝的宝座太近，或者说是他们太容易危及到皇权。
　　
　　“重文教，抑武事”基本国策的推行，重视科举制度，极大地扩大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道路。中举后的优厚俸禄，也极大地吸引着大宋的文人们。这确实培养出一批名臣，但良莠不齐。文人相轻的陋习在宋代相当盛行。经济的发展，使大宋文人们在和熙富足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种宽容原则，更赋予他们甘于自守的借口和理由。他们做不来大事，却不容许别人做事时犯一点错误。为了遮掩自己的劣迹，借批评别人来证明自己并未推卸责任。他们平常自诩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三月份奋发而起，出乎其上，却又无法泰然处之。操守可称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说其次了，他们往往做出污蔑陷害之事了。此类事充斥有宋一代。
　　
　　　有宋一代，基本上没有汉唐的宦官专权、藩镇　割据之害，更无外戚之患。但历朝皆有权臣，从北宋初年的赵普，到南宋末年的贾似道。臣僚之间党同伐异，争斗不休。为此，欧阳修还曾著有《朋党论》，为朋党正名。但前期多君子之党当政，尚能争论为国，后期多小人之党，且以朋党罪人不浅。即使是君子之党之间的争论极大地内耗了宋代统治阶级本已不足的统治力量。与此同时，也使当权者急功近利，很难逾越党派之见。而不能通盘考虑，不拘一格的起用贤才。而是恰恰相反，使国事越来越遭。在小人当政时，就更不用说了。
　　
　　法制的根本目标，在于“惩恶扬善”。但在宋代这种纵容、放纵的社会环境下，善未扬而恶益张。最后，只能是让有志之士心灰意冷，以亡国而告终。
　　
　　　　　　　　　　　（二）享乐思想的灌输
　　
　　享乐思想在宋初就已经在宋太祖的提倡下而非常盛行。原因有二。
　　
　　一是宋太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方式，他一段话就是明证。“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子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乐乎！”（看赵匡胤多为部下考虑，这也符合其武将的特点）其实就默许，甚至提倡了享乐思想，奢侈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件事，即曹彬平南唐事。“彬之行，帝许以使相为赏，及还，语彬日：“使相品位极矣，且徐这，更为我取太原。”因赐钱五十万。（出尔反尔，言尔无信，惧武将掌权，实为皇权也）。彬至家，见布钱满室，叹日：“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过多得钱耳！”（只不过自我解嘲罢了，哪知其中玄机）”
　　
　　二是北宋在灭亡诸多的割据政权后，把各个政权的投降或是俘虏的君主都迁至首都汴梁。这些人纷纷辞楼下殿，辇来新朝，他们携妃将妾，举家迁徙，除了大兴土木之外，就是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人生如梦的享乐思想。如南唐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
　　
　　　　　　　　　　　（三）守内虚外的国防政策
　　
　　在灭亡山西的北汉政权以后，刚愎自用的宋太宗不顾军队的疲惫，不听从部下的忠告，率大军攻辽。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对辽作战的失利，特别是在宋军混乱之机，有人要立赵匡胤长子德昭为帝，使宋太宗大为光火，本来就得位不正的他更加做贼心虚，开始处心积虑地把注意力由外向内，巩固他及子孙的帝位。并且还对臣下说过这样的话“国家若外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所谓的帝王用心，即清除对皇权、帝位有威胁的人。
　　
　　第一步，清除多次劝其行太原之赏的德昭。原因有二，一是在平定北汉之后，德昭曾多次要求宋太宗对平定北汉的有功将士给予赏赐，颇得军心。二是在对辽作战期间，曾有人借混乱之机想拥立德。所以在德昭又一次要求宋太宗对平定北汉的有功将士给予赏赐的时候，大怒，扔出一句冷冰冰的话“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宋史·宗室二》），而迫使德昭自杀。德昭的死，宋太宗难逃其咎。
　　
　　第二步，使赵匡胤的三子德芳夭折。德芳死时只有二十三岁，虽然没有明证说明德芳的死与宋太宗相关，但是德芳死时正当壮年，而且是在德昭死后，赵匡胤的唯一传人，对宋太宗帝位最有威胁的人。他的死，不一定与宋太宗毫无相关。
　　
　　第三步，清除弟弟廷美。首先，由秦王、开封尹贬至西京留守；其次，清除身边的亲近官员，并且派人监视；再次，由西京留守贬为涪陵县公，在涪陵居住；最后，郁郁而终。以往的观点，把廷美之死，归咎于赵普，此说差矣。和把岳飞之死完全归罪于秦桧，是本出一辙。
　　
　　在清除了内部皇位的威胁后，宋太宗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辽采取守势，把战线收缩，事实上承认了辽对幽云地区的占领。军队的精锐禁军，有一半集中在京城附近驻防，边境上只有少数禁军和地方厢军。这种守内虚外、强赶干弱枝的国防政策使地方过于软弱，无力抵挡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以至于辽或金的军队能够长驱直入，很快威胁到宋的都城，从而战争一开始就给宋方以强大的心理压力。地方力量的过于软弱，甚至连农民的暴动都无力镇压。如宋仁宗年间曾有这样的事。
　　
　　例一：“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系统工程径去，不为暴。事闻，枢密副使富弼议诛仲约，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帝前，弼日“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守，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不诛则郡县无复肯守者矣”。仲淹日：“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法所当诛。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帝释然，从之”。
　　
　　例二：“官吏依前迎奉，……，延贼饮宴，宿于县厅，恣其劫掠，鼓乐送出城外”。
　　
　　守内虚外的政策竟至如此恶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内尚柔弱无力如此，何况对外呢？
　　
　　　　　　　　　　　二、经济上的原因
　　
　　两宋从公元960年建立到公元1279年彻底灭亡，历时三百余年，可谓是国运绵长。虽然时间很长，但是存在地非常艰难。北宋面临辽、夏的威胁；南宋只有半壁江山，前有金的威胁，后有蒙古的威胁，最终灭亡于元朝。其国运绵长的原因，在于经济的发展。
　　
　　两宋时期，我国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集中体现在城市的繁荣上，以北宋都城东京为例。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丝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序》）好一派繁华之地。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则“太平日久，化合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对战争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安于现状、安定、稳定是他们首要的需求，甚至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很父像二战前的英国。当签订《慕尼黑协定》后归国的张伯伦走下飞机的时候，受到数十万伦敦居民的热烈欢迎。当他们陶醉在欢乐之中的时候，不知道战争即将来临。
　　
　　一些文人也在极力渲染战争的残酷，如苏东坡曾描写了这样一个战争的画面“至于远方之民，肝脑涂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游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拆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谏用兵之疏》）目的无非一个“和”字，大宋如此富庶，几十万的岁币算不了什么。
　　
　　这种安于现状，贪于享乐的思想对要求变革、要富国强兵的思想是一种强大的阻力。
　　
　　　　　　　　　　四、因循守旧的思想非常严重
　　
　　因循守旧的思想，在我国自古有之。从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思想，到汉代曹参的“萧规曹随”，《汉书》进行了总结“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改者，将以救急也”。（《汉书》卷二四上）宋代的因循守旧思想特别严重，祖宗之法不可变，一直难以逾越旧有的框架，在政治上、军事上表现地非常突出。
　　
　　比如在政治方面，国家官吏的选择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宋代官吏的选择除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大批的官员是通过“荫功”，即靠父辈或者是祖辈的功劳来直接进入仕途。并且后一种方式存在着日益扩大的趋势。不否认通过后一种方式做官的人，也存在富有才干的人，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庸才大大多于人才。另外，在官吏的考核上，宋代在多数情况下，实行论资排辈的方式，靠年历、资历，而不是凭才干。这种人在宋代政权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成为政治改革的巨大阻力。所以，要改革官吏考核标准的寇准，任宰相不久便被排挤而去，并非仅仅为了丁谓的“捋须之恨”，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考核方式得罪了那些论资排辈的庸才他。再如，庆历新政中的范仲淹，在用人标准上提出了“一家人哭，强于一路人哭”的标准，其结果也必然是遭到了失败。在王安石变法中，对官吏的选拔标准，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党同伐异，尤其是后期，吕惠卿、章、蔡京等投机之徒的上台。
　　
　　在军事上表现地更是非常突出。自从宋太宗对辽战争失败后，宋代的君主们一代不如一代，更加懦弱无能。继太宗后上台的真宗，听到辽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后，惊惶失措，在寇准的极力鼓励下，才勉强亲征。但是，很快在有利的形势下，主动求和。签订澶渊之后盟的宋真宗，再也不敢对辽作战以雪城下之盟，而是在王钦若、丁谓之流的引诱下很快进入了东封西祀的享乐之中而挥霍无度。继真宗上台的仁宗，也不过是守成之君而已。边境上的城池，边修理坏墙都要谨小慎微。
　　
　　惟一想有所振作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要富国强兵，却经不起一场对夏战争的失利，几乎是惊吓而亡。后来的宋徽宗更是荒唐，妄图借金的力量恢复幽云地区，孰不料引狼入室，导致北宋的灭亡。宋室南渡后，中兴四将尚能为宋室在军事上拼力一搏，使宋朝在军事上战果辉煌。“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的英雄气概，让人为之精神一振。但高宗为了皇位宁可不要中原，只要和约。这之后的宋室，曾有两次气若游丝的北伐，但都所用非人，在军事一直未能振作，最终亡国。
　　
　　总而言之，宋代在对外交往上一直处于下风而妥协求和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在诸多原因中，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原因是其根本原因。其他的方面，诸如北方游牧民族在作战方式上的改变，骑兵马蹬子的固定可以使骑兵在马上射箭有一个支点，而做到准确率比较高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南宋最后的五十年
 
作者：zzgjhotel 提交日期：2006-8-22
　　
　　13世纪，蒙古军横扫欧亚各国，可谓战无不胜，只有南宋成为了蒙古最强劲的对手，蒙古以一个大汗的生命和帝国分裂为代价才征服了这个对手。而南宋的抵抗甚至挽救了西方，使其免于完全被蒙古人占领。不过南宋终究是灭亡了，中华大地第一次完全被异族所统治。回顾双方大战将近五十年的历史，如能从中找出些已经湮没在历史中的精神也算是“不虚此行”了。从联蒙灭金说起蒙古与南宋两国早在嘉定11年（1218年）就已互派使者进行接触。除了联合灭金的外交来往外，双方也曾有交手。宝庆三年（1227年）蒙军抄掠利州路阶、凤、成、和、天水五州。南宋弃守武休、仙人、七方三关，关外五州为蒙古所占，史称“丁亥之变”。绍定四年（1231年）蒙军为攻金，强“借”宋境为道，攻略等四川广大地区，兴元府、果州、天水军、沔州、等都遭到屠城，南宋军民伤亡巨大。南宋被迫向蒙古军供应粮食，并派向导引蒙古军完成对汴梁的战略包围。蒙古正式向南宋提出联合灭金是在绍定五年（1232年）。在金哀宗逃往蔡州后窝阔台派使者王楫至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处商议夹攻金人。史嵩之奏报朝廷，此时理宗见金已经灭亡在即，便同意联合灭金。蒙古的崛起使得南宋内部在联蒙与不联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议，早在嘉定四年（1211年）蒙金战争初起时，户部员外郎余嵘使金亲见金军溃败，归后即说：“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耎，有旧辽灭亡之势。”真德秀在稍后也上书说：“宣和旧事，可为殷鉴。”直到金亡前二月权工部尚书赵范仍上书说：“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坚，迄以取祸，其事不可不鉴。”不少历史研究者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南宋决定联蒙灭金没有吸取北宋时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的教训，最后同样招致外敌侵略而亡国。王夫之这样评价：“借金灭辽失中原，借元灭金失江左。”从表面上看联蒙灭金就是联金灭辽的翻版，所以很容易得出宋朝被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的结论。其实事实并不像表面上这么简单，南宋方面并非不知唇亡齿寒的道理，但最终决定灭金则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从金蒙的力量对比和整个战局来看，在蒙古军的不断打击下，宣宗时期被迫迁都开封尽失河北之地。到了哀宗时金军的主力已经悉数被蒙古消灭，金朝的灭亡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与金联和并不能改变大局，只能得罪蒙古使宋蒙之间提前开战。当时南宋国内民族情绪甚浓，开禧北伐失败后南宋上演了一初宫廷政变的好戏，最后竟然献上韩侂胄的脑袋向金人求和，“宰相传首级千里”这对南宋来讲无疑是奇耻大辱。“靖康耻，犹为雪。”南宋军民一直视中原为故土，此时提到灭金，没有道理去反对出兵，也几乎没有人敢反对出兵。援金并不能挽救金的灭亡，是不是袖手旁观就能免于蒙古的南侵呢？显然不可能。蒙古军既然能远征俄罗斯又怎么会放过离自己更近，更加富庶的南宋？蒙古侵宋是历史的必然，联蒙灭金除延缓宋蒙之战的爆发时间外还可以拓展土地，也不失为一种积极防御的姿态。所以说南宋联蒙灭金的决策和北宋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有本质上的区别，海上之盟完全是董贯在河湟小胜西夏后，北宋当权者错误的估计三国力量对比自我感觉良好的产物，而南宋联蒙灭金无疑是客观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而做出的一种最佳选择，因此不能简单将两者一概而论。早在金宣宗时期，金人不顾北方蒙古的侵略和西夏的趁火打劫冒然侵宋，使得南宋朝野上下仇金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此后再难与金达成攻守同盟。诚然，基于嘉定和议的立场，南宋单方面停止岁供理亏在先。但宣宗不知轻重缓急，同时对蒙古、西夏和南宋三面用兵，可见其毫无战略眼光，以至徒耗国力更加剧了灭亡的步伐。金哀宗即位后也没有表达出同宋联盟的诚意，在背地里甚至还在打南宋川蜀的主意。绍定六年（1233年）八月，金哀宗命秦州元帅粘哥完展在九月中会师饶风关，攻取兴元府，向四川拓展生存空间。同时在唐、邓的金将武仙也攻打南宋的光化，以便为哀宗入蜀开路。当时驻军枣阳的西京兵马都监孟珙在光化、顺阳等地大败武仙军，孟珙收降其部众七万余人，并乘胜攻克唐、邓等州，粉碎了哀宗入蜀的计划。此时的金朝已经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哀宗终于派使者入南宋约和：“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乃于宋。脣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哀宗这番话有理有据，但已经太晚了。面对金朝欲占领川蜀的图谋再联系到宋金两国的历史积怨，南宋也就只剩下联蒙灭金的这一种选择。绍定六年九月，蒙古军以塔察儿为统帅围攻蔡州，灭金战役正式打响。十一月，宋将孟珙带兵两万、米三十万担至蔡州城下与蒙军会合，宋军受到蒙古主将塔察儿的欢迎，双方约定由宋军攻南、蒙军攻北，互不侵犯，同时相互配合攻城。蔡州之战进行得相当惨烈，从蒙古围城起至破城的三月间城中粮食用尽，城内军民百姓竟以人骨和菜泥为食，哀宗杀御马二百匹作为军士的食物。马是重要的作战工具，哀宗杀马为食可见已经是山穷水尽了。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十日，哀宗传位给东面元帅完颜宗麟，希望他能杀出蔡州以图恢复。就在宗麟即位受百官朝贺之时，南宋攻破南门，随后蒙古军也从西城杀入，哀宗闻此消息遂自缢身亡。守将完颜仲德率精兵一千与宋蒙联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后听说哀宗自缢而死，仲德也投汝水而亡。末帝承麟被乱军所杀。金朝自太祖阿骨打建国，传六世九君，一百二十年，至此为宋蒙联军所灭。
　　
　　端平入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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