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林彪元帅是如何“变异”的？(ZT)


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林彪在建国以前，性格一定是向善的，心态一定是守正的。他带领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大军，南征北战，所向披靡，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如果他不善待部下，不坚守正道，他的部下和士兵会为他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吗?他会取得那么高的战功，会在军队中享有那么高的威望吗?
可是，建国以来他的性格却变了，变得冷酷虚伪、善于投机、吹嘘拍马，变成了善于挟嫌打击报复、整人、斗人、害人的凶神恶煞!受到他迫害的人可以排列一长串：罗荣桓、贺龙、罗瑞卿、谭政、陈毅、彭德怀、许光达、陶勇、傅连暲……，这是为什么呢?
　　林彪的性格之所以发生变异，除了自身因素外，主要是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熏陶的结果，是毛泽东喜欢个人崇拜、善于打压异己、顺昌逆亡的作派刺激催发的结果，是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和不当用人机制支持、鼓励和诱导的结果。
　　固然，林彪有野心，有私欲，有嫉妒、报复等奸邪之念，但是，如果这些邪恶的东西有健全的强有力的制度的制约，有最高领袖正确思想的引导，就会隐忍不发，甚至会消弭于无形。而如果这些邪恶的东西缺乏制约，最高领袖再用错误的思想予以激励，那么这些邪恶的东西就会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到处游荡着吃人的魔鬼。
　　那么，毛泽东激励林彪野心滋长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抗美援朝这件事不算。那是林彪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展示自己的军事天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力主出兵，而当时的多数中央领导反对出兵。在这些反对的声音中尤以林彪的意见最富于远见和代表性。
　　林彪认为，中国打了几十年仗，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最好不要出兵。毛泽东问，美国会不会过鸭绿江?林彪说不会，美国如果想介入中国，早在解放战争前夕就该有所动作。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力，入朝作战不是上策。林彪又说，如果美国侵略中国，我带兵抗击美国;美国侵华在国际舆论中中国占上风，而我们入朝，面对的是联合国军，从世界舆论和中国本身的国力上看，都是不明智的。而且，朝鲜的地形不利于北朝鲜和中国，而有利于南朝鲜和有大批军舰的美国。林彪有强调说，为拯救一个几百万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最好不出兵，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发展，能不打就不打。
　　现在我们审视林彪的这番讲话，不得不惊叹林彪富于战略意义的远见卓识。林彪在建国后说了很多错话坏话假话空话，大都是歌颂和顺从毛泽东的，以致成了祸国殃民的罪人。唯独这一次讲话，敢和毛泽东叫板，却是绝对真实，完全正确，非常有用的讲话。假如毛泽东听信林彪，放手让林彪主持东北国防大计，人类就可以减少多少牺牲，避免多少麻烦!
　　可惜，这番能拯救无数人生命、能让朝鲜人民脱离苦海的建言，却让毛泽东感到不快，予以排除，以致又让他坐了几年冷板凳。林彪的这次讲话和辞去帅印的举动，不能算错误，恰恰是他在展示军事才能和忧国之心，是在展现一个富于个性的真实的林彪。
　　毛泽东刺激林彪野心滋长的第一步，应当是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的一次错误的任命。在家养病9年的林彪，骤然被毛泽东任命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在党内地位超过了主持军委工作、兼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让人大惑不解。
　　林彪虽然能征惯战，功勋卓著，但是从红军时期、抗战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彭德怀的下级，在党内、军内的地位，20多年来一直低于彭德怀。彭在红军时期是百战猛将，抗战时期直接指挥八路军八年抗战，部队由几万人马发展为百万大军;解放战争中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其百战功勋完全可与林彪比肩。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林彪借口有病，辞去帅印，而彭德怀却慨然应命，历尽艰险，打败了世界头号强国，其战功和声望已超过林彪。更何况，彭德怀主持5年军委工作兼任国防部长，为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都是林彪无法比的。1955年授衔，十大元帅排名，彭德怀第二，林彪第三，还是比较有道理，国人皆服气。
　　但是，现在却把一直养病、寸功未建的林彪一下提为常委、副主席，超过了彭德怀，岂能让人服气?其实毛泽东也心里发虚，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派曾希圣去探问彭德怀：“你是不是对去年任命林彪为副主席，感到不服气呀?”
　　毛泽东明知这样不妥，狠着心肠非要这样安排，自有其用意。彭德怀自抗美援朝回国任国防部长后，可能有点功高震主，对领袖多有不敬，竟然批评肖华把志愿军歌舞团送到中南海陪中央领导跳舞，是“皇帝选妃”;竟然不让战士们唱《东方红》，不让群众喊“毛主席万岁”!这让毛泽东耿耿于怀。毛泽东故意把林彪提上来，就是为了制衡彭德怀，贬彭扬林，储备林彪，伺机大用。
　　但是这种不当提拔却深深刺激了蜗居多年的林彪的野心，给林彪传达了一个不良信息：一个人能不能提拔，不全在功劳大小，干活多少;自己这次骤然提拔，绝不是民主的结果，而是一个人专断的结果，那以后就瞄准一个人，跟定一个人，步步紧跟，大拥大顺，必能飞黄腾达!
　　果然，1959年庐山会议成了毛泽东刺激林彪野心的第二步。林彪作为毛泽东搬来的“救兵”，出语惊人，直击要害，一番高调而凌厉的批判，便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大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里通外国”，把彭德怀压得灰头土脸，皮开肉绽。而踏在彭德怀之上的林彪成了庐山会议最大赢家，获得了毛泽东最高奖赏，一跃登上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宝座。
　　由此尝到了甜头，林彪的野心开始膨胀，在大搞个人崇拜的道路上开始高歌猛进。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大跃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中央领导纷纷检讨失误，承担责任，一些与会人员和中央领导纷纷要求清算毛泽东的责任。就在毛泽东灰溜溜的时候，林彪却来了一番吹捧毛泽东的讲话，认为毛主席总是一贯正确，永远实际，出现问题，错在下面。
　　这一番歪曲事实、一味迎合的发言，居然赢得毛泽东的心情大悦，热烈赞赏。要求以文件形式下发，让全国学习。这成了刺激林彪野心的第三步。
　　林彪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的欢悦;毛泽东的赞扬，肯定让林彪十分高兴。有人说，此时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在毛泽东的心中已经摇摇欲坠，而林彪在毛泽东的心中，已经有了接班人的气象。
　　林彪在毛泽东的心里连连得分，使他早已摸透了毛泽东脾气：喜欢谈成绩，不愿说缺点;喜欢吹捧，不愿批评;喜欢个人崇拜，不愿冒犯权威。他从彭德怀、刘少奇身上吸取了教训，反其道而行之，开始“造神”运动了!
　　他知道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乏善可陈，第一次抓的大跃进运动就一败涂地。那他就避开这些，在政治思想上大做文章。首先利用自己的地盘，狠抓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突出政治。
　　1959年9月，初掌军权的林彪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鼓吹“捷径论”：“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建议，主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
　　1960年2月，林彪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警句论”：“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他还把毛泽东1939年给抗大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定名为“三八作风”，让各部队作为“警句”熟读成诵。
　　1960年底，林彪首次提出“顶峰论”，称由毛主席著作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
　　其后林彪又接连发明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和“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响亮口号。
　　1961年1月，林彪提出一套系统的流行甚广的“活用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1961年4月，林彪在视察部队时又指出：“《解放军报》应该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于是从这年“五一”开始每天刊登毛主席语录。后来又将刊登的语录汇编成册，命名为《毛主席语录》发行全军，在全军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后来这本“语录”发行全国，成为“红宝书”，成为7亿人人手1册的圣典(该书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著作)。
　　对于这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庸俗化的毛主席著作学习方法，不少高级干部表示不满，甚至予以抵制。大将谭政、元帅罗荣桓，这些我军政治工作的精英人物，都在不同场合对林彪的教条说法表示怀疑，予以批评，均遭到了林彪的打击迫害。
　　在这有分歧的关键问题上，毛泽东都坚定地支持林彪，反对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罗荣桓在和林彪的激烈冲突中于1963年12月抑郁而终，毛泽东还作诗悼念，没有反对。但是在之前的谭政等人，被指斥为“糊涂观点”“教条主义”，“与军委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很可能是彭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实质上就是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由毛泽东批准，谭政被降为总政副主任，从此一蹶不振。而之后的罗瑞卿由于对林彪的“突出政治”有意见，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差点命丧黄泉。这是刺激林彪野心的第四步。
　　林彪搬掉了绊脚石，在鼓吹个人崇拜的道路上一路畅通，阔步前进。与此同时，我国政坛出现一种奇特现象：林彪起劲地吹捧毛泽东，毛泽东则竭力赞扬林彪，二人一唱一和，非常热闹。
　　1961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部队建设很好的措施。”
　　不无巧合的是，就在罗荣桓逝世这一天，毛泽东给林彪贺龙等人写信称赞林彪：“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甚至下令各工业部门都要学解放军，设立政治部，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接见活动中，又一次赞扬林彪：“四个第一好，我们从前也未想到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个创造，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接着发出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实际上是对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的最大褒奖。
　　从1959年至1966年这7年间，林彪瞅准了风向，摸准了气候，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鼓吹毛泽东思想上做足了文章，出尽了风头。毛泽东也投桃报李，一次次给林彪以大力表彰，高度赞扬。其受表彰和赞扬的程度、分量和次数，中共所有的高干无出其右者。毛泽东赞扬其他高干，大都是片言只语，最多三言两语，而赞扬林彪却是长篇大论，热情洋溢。更何况多数常委早已受到毛泽东的冷遇。文革前的五六年间，林彪通过自己的一番努力，就已经成了毛泽东最信赖、最支持、最亲近的战友。所以当文革狂飙袭来，刘少奇倒台，林彪不当接班人都不行，毛泽东不选林彪还会选谁?这是刺激林彪的第五步。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一跃成为党中央“二把手”。尝到了甜头的他，继续在“造神”运动中大显身手。当时歌颂吹捧毛泽东是普遍现象，但是林彪的歌颂吹捧却独树一帜，别出心裁，富有创造性和震撼力，为陈伯达、四人帮所不及。
　　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作会议总结报告，在三个小时的讲话中用大量篇幅鼓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
　　他歌颂毛泽东是马恩列斯之上的天才，因此，“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有专家说，文化大革命中狂热的“造神”运动由此发端。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林彪代表党中央讲话，第一句就是：“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在一阵阵狂热的欢呼声中，林彪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陡然上升。接着他说道，“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的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能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胜利!”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又说道：“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们问好，向大家问好!”“四个伟大”第一次经“权威”之日表达出来，以后便带上“林记”的烙印，在全国广泛流传。
　　9月18日，林彪又发表讲话说：“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离我们太远，我们要百分之百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还说，“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上千年都没有，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
　　1966年10月，林彪向全军发出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统一行动的纲领，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强调着重学习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谓之“老三篇”。他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不久，这段话被音乐家谱成歌曲，迅速在全国传唱。
　　林彪不仅到处讲话，而且到处题词。他的题词有一个特点，就是“言不离主席”，而且语言经典有力，恰到好处，在当时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地步。1966年冬，他给铁道部“毛泽东号”机车题词：“毛泽东思想是人民革命历史发展的火车头。”1967年“五一”给清华大学题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当年夏天，给北京卫戍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给海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林彪在“造神”运动中，可谓一箭双雕：既神化了毛泽东，又抬高了自己，强化了自己的地位。毛泽东成了“万岁”，他就成了“九千岁”;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的话便是“一句顶九千句”;毛泽东是“万寿无疆”，林彪便是“永远健康”!毛泽东是最高统帅，他便是紧随其后的“林副统帅”!红卫兵在全国各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所有的领导干部可以任意批判，任意揪斗，唯有毛泽东和林彪二人，无人敢动一根汗毛!这是刺激林彪的第六步。
　　不仅如此，林彪协助毛泽东打倒了一大批政敌，也借助毛泽东的力量收拾了自己的一批政敌。一批德高望重的革命家被打翻在地，有的死于非命，究竟是谁搞的?是毛泽东利用林彪，还是林彪利用毛泽东搞的?至今也说不清楚。有人说，毛泽东是最高领导，他不点头，谁能打倒?有人说，毛泽东“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不得不听信“钟馗”，支持钟馗张牙舞爪害死了人，林彪这个“钟馗”也有责任。两种说法都有道理。现在媒体上常说，是林彪、四人帮将刘少奇、贺龙、陈毅、彭德怀、傅连暲、陶勇等人迫害致死，肯定不严谨，但也不能不说有一定道理。
　　我们在批判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革，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深入研究林彪性格的“变异”。林彪在建国后由性格向善、富有主见、敢于直言、足智多谋的开国元勋，变成了善窥风向、揣摩上意，不顾民生，大搞空头政治，大搞个人崇拜，只知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讨最高领袖欢心的狡黠头领。当接班人以后，开始打击报复，排斥异己，挥舞大棒，致人死地，手段残忍，性格乖戾，由人人敬仰的元帅变成人人痛恨的魔鬼。林彪人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毛泽东当然要负一定责任。如果没有在八届五中全会对林彪令人困惑的破格提拔;如果没有在庐山会议上将林彪作为打击彭德怀的“救兵”和急先锋，使其成为“大赢家”;如果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林彪毫无原则的胡乱吹捧不是大加赞扬，而是有自知之明，表示不耐烦、不高兴;如果对林彪在60年代大学毛著、大讲政治表示异议，或者不那么支持，能对谭政、罗瑞卿的不同意见示以公允;如果对林彪的“捷径论”“顶峰论”“活用论”“天才论”及时予以批评遏制……林彪在个人崇拜的道路上就不会越走越远，林彪的野心就不会越来越膨胀。
　　毛泽东通过刺激林彪野心的“六步曲”，将林彪由人变成了鬼。林彪从毫无原则对吹捧毛、不遗余力地搞个人崇拜中尝到了甜头，从歇斯底里地协助毛打倒一大批政敌中获得了收益，从毛泽东的一次次表扬鼓励和提拔重用中不断滋长了野心，磨砺了残忍的手段，趁势也打倒了一批自己的政敌。凡是毛反对的，就坚决协助其打倒之;凡是阻碍我掌权的，就逼使毛同意坚决整肃掉!林彪变成了性格残忍的害人魔鬼，毛泽东“功不可没”。就是后来的阴谋造反，折戟沉沙，虽然主要是林彪自作孽，但也不能排除毛的骄纵和“逼迫”的成分。
　　有人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吹捧和神化不是有不少批评吗!不错，毛泽东是有过批评。1966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当面对林彪说：“不要那样宣传我。”1967年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客人说：“又给我封了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1968年10月毛泽东两次删去林彪鼓吹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还多次对林彪的讲话表示忧虑，表示不安，表示怀疑等等。 但是，你一边不高兴，一边却予以鼓励;一边怀疑批评，一边却表扬支持。林彪痛恨贺龙，你就支持其把贺龙整死;林彪不满罗瑞卿，你就支持其把罗瑞卿搞掉。而林彪一伙的地位却是青云直上，飞黄腾达!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林彪10年的苦心经营终于换来了最高的回报：自己“接班人”的地位破天荒地写进了党章;自己的妻子叶群、自己的铁杆部下黄吴李邱，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放眼环宇，竟是林家之天下!
　　而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投桃报李”的结果!在此环境下，林彪的头脑怎能不膨胀?野心怎能不滋长?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大闹庐山，突然袭击，毛林突然矛盾激化，撕破脸皮，一番你死我活的争斗，一方仓皇出逃，命丧异国;一方痛苦异常，大病一场!此等惊天悲剧，能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