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底，志得意满的北伐军总司令、中华民国领袖蒋中正回到南京，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前一个头衔没什么，随手可以给别人，后一个却一直坚持了下来，因为蒋介石深刻理解到，军权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从此他也叫蒋委员长。
 
也正是在这一年，南京修的孙中山陵墓快要峻工了，突然市里传出谣言，说建墓的石匠要收小孩的魂魄去“合龙口”，市民于是往孩子左肩挂一块红布，写下辟邪的歌诀。

小道消息满天飞，喜欢新闻的报纸当然不会放过，还收录了三首辟邪的打油诗：
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已顶石坟。　　　
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急早回家转，免去顶坟坛。　　　　
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

这种事当然是封建迷信，不少人都把它当成笑话看，却有一个人仔细品味报纸的歌谣，然后为小市民的机灵麻木发出剑一般犀利的叹息：

“这样的歌诀，把普通市民对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 

“这样的民族性如果不改变，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这个人叫鲁迅。

民国是一个异彩纷旦的年代，出过无数国学家、大师、史学家，以及这种那种家，粉丝遍天下、弟子满世界，但最有思想、也最值得景仰的，是鲁迅。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段话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去找砖头想拍人。不过不要紧，因为我相信当年的鲁迅也挨过黑砖，他能全身而退，我也能。

当年明月曾经说过，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的内涵没有变化，几千年来该犯的错误都要犯，该死的还是要死，岳飞会死，袁崇焕会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

我于是想到，不久前曾经有一条新闻，一个大学生村官因为发些批评时政的消息，被当地警察抓了，关在狱里劳教，罪证是从箱底搜出一件衬衫，上面写着“不自由，毋宁死”六个字。据警察说，劳教的理由是这六个字反动。

这六个字，当年共产党烈士牺牲时也说过，如果要推敲的话，那帮警察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分子，然而他们横行无忌。

我们都痛恨满清的文字狱，但民国一样有文字狱；我们都声讨民国的残暴，但共和国的功臣们下场却更加凄惨；我们痛悔文革时的迫害，但时至今日，还要因为衬衫上的六个字搞政治迫害。所以我不得不相信，当年明月的话，也许是对的。

德国闹过纳粹，但德国反省自已的错误，绝不允许再犯；

苏联出现过大清洗，此后俄罗斯大批公布历史档案，向受害者承认错误；

即使是曾经施行过野蛮军人统治、且一直不肯反省历史的日本，在对待国民的态度上也比我们要强得多。而且让中国人汗颜的是，日本人其实比我们要团结，日本人靠内斗、诬陷，贬低别人抬高自已的手段并不多见，即使是所谓右翼团体，相互之间也少有拆台、造谣；而中国人最喜欢干的事却是划派系、分敌我，然后相互内斗。

中国人最精彩最热衷的节目，莫过于沾沾自喜地在圈子里相互争斗，就象郭老大的相声所言，凡事最可怕的就是同行。

翻开世界历史，能象我们这样，一遍又一遍重复错误、暴行还沾沾自喜的民族，当然不好意思说是绝无仅有，但要找出类似的例子确实很难，或者说不大可能。爱国愤青们会扔砖头，会念国骂三字经，但往往也只会这两样本事而已！

只要不从根源上反省自已，认识自已存在的缺点，就不可能消除问题，我们也要仍然会一代代重复自身的悲剧，继续在内斗、内耗以及愚昧吹捧中前行，就象背着壳的蜗牛跟别人赛跑。无论属于什么党派，无论秉承什么主义，始终摆脱不了惰性的怪圈。

从这一点上讲，当年明月说的话，一点也没错。

我总会想起那些凭一件衬衫把人送进监狱里的警察。他们何尝没有遭过生活的压迫，何尝不知道自已做的事荒谬绝伦，但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不计底线地讨好上司，象疯狗一样欺压别人，一如满清时对上司满脸谄笑、拖着辫子在衙门里作威作福的奴才。

国学大师辜鸿铭在辛亥革命之后，一直拖着脑后的小辫子不肯剪。面对北大学生的讪笑，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大师奥义深妙，令人顿起高山仰止之感，学生们顿时不笑了，端端正正地听课。而我知道的是，很多人都应该惭愧、应该反省，但有一个人是不用惭愧的，他曾经用笔剪下过我们心中的辫子，而且还割开辫根下的肌体，向我们剖析毒瘤的根源，展示一个血淋淋的真实世界，那个人就是鲁迅。
 
鲁迅，一八八一年生，原名周樟寿，后来改名周树人。鲁迅只是一个若有若无的笔名，但因为用得多了，大家也就忘了他的本名。

小时候鲁迅的家境还算好，可当官的祖父犯事进了监狱，父亲也卧床不起，家道于是败落下来。

从富到穷，最容易体验人情冷暖。看过父亲在中医（庸医）手上痛苦辗转，看过幸福的小家因病而贫，鲁迅立志要医治象父亲那样的病人，解除他们的痛苦，强健同胞的体魄；所以他十八岁去了南京的洋务学堂读书，接着到日本学医，希望能做一个医生。

在那个年代，他的选择就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是不折不扣的出卖祖宗、出卖国家，爱国愤青们全都拖着辫子、抱着经籍口诛笔伐，一如现今砸车打人的所谓爱国者。但还是有很多人走上了出国的路，有的人碌碌无为，有的人功成名就，更多的人努力一生，师出未捷。

东京的留学生很多，也都拖着辫子施施然，有的学跳舞，有的学喝酒，同现在情况差不多，鲁迅却去了仙台，孤独地在医学院里读书。虽然是弱国国民，还是有不少朴素的日本人关心他，平等地对待他，给他温暖与帮助，不让他感到孤单与歧视。

鲁迅于是努力地学习医学，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日俄战争的时事电影。日本兵在中国东北当众砍杀中国奸细，周围都是些看热闹的中国人，满脸麻木地看杀。

年轻的鲁迅被震憾了。被杀的是中国人，看杀的也是中国人，而且他们都很健康，不需要医生。

鲁迅终于想到一个深层次问题。

即使中国人全都健康强壮、从不生病，也不过是杀和看的材料而已，对国家民族的进步并不会有多大改变，医生能改变贫弱的身体，却不能改变愚昧的思想。在痛苦的思索之后，鲁迅明白过来：一群健康的奴隶和一群生病的奴隶，并没有本质的分别。

这时还是清朝，同众多革命者一样，鲁迅也有维新的愿望，也有破除陈旧牢宠、迎来全新中国的渴求；而这些靠当医生是改变不了的，因为国民生病的不是贫弱的身体，而是麻木的灵魂。

在旅日学生竞相组团，相约刺杀、起义的时候，医学专业的鲁迅却认为，如果不唤醒国民麻木的灵魂，推翻一个王朝的结果无非只是塑造另一个王朝，而奴隶们的命运是不会变的。

无数社会精英慷慨激昂、前仆后继地投身革命，有的失败了，成为纪念碑上的名字；有的成功了，成为新一任军阀或政客，台下则是无数伸着脖子任人宰割的看客。领袖们轰轰烈烈的同时，鲁迅偏偏选了另一条路：从文，用文字唤醒国民。

这是一条漫长而绝顶艰难的路，它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发起一场革命。因为战争的对手就在面前，而精神革命的对手却是无处不在、无影无形，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并使人无从反抗。

鲁迅本来可以有不错的生活。家境贫寒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挣到钱了，学完医回中国就是抢手的专业海归，能在大城市开自已的诊所，再娶一个日本女孩，备几个漂亮的小秘兼护士。以他的能力水平，当个名医不成问题，好车好房也不成问题，而且医生不比军阀，虽然一样是拿人命换钱，医生的风险却非常小，绝少有人真刀真枪地跟自已玩命。

在那个年代，留洋西医是金字招牌，不懂变通的他却放弃了学业，义无反顾地跑回国内，做一个无名无份的老师，说要唤醒国人麻木的灵魂。

这是一个绝对冷门的行业，至少比医学要冷出一百倍以上。

虽然有名望的教授们收入很不错，但鲁迅不是什么名人，在家乡当老师的工资也很低，加上要养家，生活一直拮据不堪。守旧的绍兴故乡对他丝毫算不上热情，大家都拖着辫子象看怪物一样看他，坚决不肯留辫子的鲁迅处境十分艰难，一直困顿到一九一二年，才靠着蔡元培的赏识，在北京教育部当了一个相当于处级干部的佥事，一个月有二百二十块大洋的薪水（注：经常拖欠），好不容易宽松了起来。

在常人眼里，鲁迅实在是一事无成的典型。他没能当成医生，却在拮据中耗去了青春的黄金十年，然后又在北京当了十四年的公务员。这十四年里袁总统称过皇帝，北洋军阀混过战，清朝皇帝复过辟，陈独秀领导过五四激情和共产建党，孙中山还当了一回又一回大总统；可鲁处长什么也没干，只管上班点到，下班吃饭。十四年时间里他的唯一成就，是薪水已经涨到三百六十大洋一个月，只要政府不拖欠工资，就算是教育部的高薪人士了。

按照流行的成功学，他应该和领导处好关系，一级级争取升官，同时关心一下家庭和子女教育，偶尔不妨去红灯区风流一下，最终成为某名校的校长（这个词现在已经比较危险，当年却还是有威望的）。

然而他哪样都沾不上。

他的婚姻是包办的，一点也不幸福；他和妻子朱安一点话也说不上，索性把她送回家乡，一直到四十六岁那年，才和小自已十八岁的许广平同居。

他也不想升官。十四年里教育部换过三十八个教育总长、二十四任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都算好的蔡元培和交情不错的董恂士，鲁迅一个也看不上眼，甚至直接开片叫阵，痛骂对方不是东西，传统的成功学、关系学跟他沾不上一点边。

但是不懂升官的鲁迅并没有光混薪水。除掉按点上班，他在这些年里只做了两件事：读书，写文章。

压抑，冷淡，加上童年经历过太多人情冷暖，鲁迅的笔触异常沉重而犀利。他毫不留情地描绘出五千年文明的神话下，天朝国民心态的另一面：麻木，帮凶，窝里斗，自欺欺人，媚上欺下，自大骄狂，幸灾乐祸，得过且过…让人在文字中猛然醒悟，许多天朝大国的虚荣传统下面，不过是教人如何做奴才而已。

鲁迅不仅刻划出奴才的形象，而且还揭露出奴才一面做帮闲、一面当帮凶的形态。在他笔下无论是维新还是守旧，骨子里都浸满封建统治的沉渣，而不能摆脱这样的束缚、用新的理念贯彻改造国民大众，便永远只能重复与麻木，扼杀奋进的精神。他毫不留情地剖析包括自已在内的中国人，揭露出中国的麻木与腐朽，用他的文章当镜子照别人，会充满优越感；但如果拿它照自已，则会一身冷汗。

奔波的鲁迅最后住到了上海。他失掉了佥事的职位，失掉了金光闪闪的饭碗，只好做一个自由职业者，靠写文章赚稿费维持生活。

在那个风云际幻的年代里，鲁迅一不配合政府舆论导向，二不迎合社会主旋律，三不倡导正能量或心灵鸡汤，硬是靠自己的文才和新锐思想，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站稳了脚跟，并在刊物屡屡被禁、文章经常不能发表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实力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过上了宽裕的生活。

虽然生活仍然很有压力，鲁迅在钱方面还是很豁达的。他不浪费钱，却也不做守财奴，一方面保证老婆孩子的用度，另一方面还不停地掏腰包，帮助那些和他一样有梦的文学青年们，扶助他们走向精神启蒙的道路。鲁迅同瞿秋白、柔石等人很熟，与共产党人也多有来往，他没有去过苏联，对共产主义抱过幻想，但至始至终，他不愿加入共产党。

鲁迅不是神，他也有七情六欲，也会和人谈稿费分成，也会算计自已的进帐开销；甚至在周边朋友的眼里，他绝不是满脸凶恶的斗士，而是一个幽默近人的教授或书生。但他始终保存着一份中国文人的风骨，用自已的文采映照出超然籍口下的丑陋，留给后人一个孤独的身影，让人明白虚伪、奸诈、构陷、迷信、盲从下，国人一盘散沙的本质，真正体会到几千年封建沉淀对文化与人性的扭曲。

经历过革命与被革命的事例后，鲁迅看透了国人对权术的追求盲从，深夜间总会有一盘散沙之恐惧孤独，因为他深切体会到大黑暗之恐怖，虽与麻木的同类同持一种语言，彼此却恍如路人，不知所云。在那个存亡不定的年代里，无数青年因鲁迅的文字而惊悸，也因鲁迅的胸怀而折服。他们从鲁迅的文章里明白，倘使中国不能从民族性和国民性中省悟，则现实依然将化为权术工具与交易，只要这种本性不加改变，鲁迅的遗憾就只能依然，并注定要成为一份百年孤独。

在尘世间呐喊的鲁迅，是一个先行的孤独者。他最宝贵的东西不是财富，而是闪光的孤独。

这是一份高尚的孤独。这份孤独随着文化而传承，不在身边友人多寡，而是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时的无奈，是一代热血奉献后陆沉鱼烂的结局悲哀，是看到黑暗而依然勉力牺牲、呐喊于生人间却毫无反应、便有回声也是不知所云之苍凉。拥有这份伟大孤独的人富贵亦清贫，在世如出家，注定要流浪奔波，于一切光明堂皇中看透背后的黑暗、掩饰，而在漠然与微笑间前行，面对一切诽谤与箭矢，不以伤痕为意，必持操守节，于光明浮形间消逝于大黑暗中，那是亡命徒早已选择的人生，是士人所不能违背的操节，是为家国沧桑百般煎熬于心中的火焰。

伟大而孤独的鲁迅先生永垂不朽！
 
夸了鲁迅大半天，下面要谈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鲁迅这么伟大，为什么中国人的心里还拖着辫子呢？

有个作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之所以文化不发达，是因为文化部的领导都没有文化（大意）。这句话用在鲁迅的遭遇上，非常合适。

从新中国建立的时候起，管文化教育的领导们就把鲁迅打扮成了神，不光说得他上天入地毫无缺点，而且还做了一件极其不要脸（如果有的话）的事：曲解鲁迅的文章。

鲁迅的文章极富思想性，但再有思想，也敌不过领导们的思想。在脑残们一代接一代的努力下，他们硬生生地把鲁迅的思想经典变成了语录经典，随便哪一段话、甚至某个标点符号，都生搬硬套地安上一大堆“重要含义”，然后逼迫学生们背诵。没准鲁大叔当年只是随手一写，但到了学生手上就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圣典，由长老们解读出一堆又臭又长的歪经出来，而且翻来覆去地考试，让你躲都躲不过去。

其实这种事情在成人世界里很常见。最高领导随便几句话，党校的八股教授们都会拓展出一堆又一堆所谓重要含义，上下一齐诚惶诚恐地写心得，谁都知道是狗屁，谁都靠着它吃饭，谁也不敢说什么。但拿鲁迅的文章去欺负学生，教育部实在是缺了大德，因为经过几轮摧残后，学生们统统对鲁迅的文章起了阴影，谁的文章都可以读，就是不肯读他的文章，也无从理解他的思想。没有人明白他对民族国家的忧虑思考，而读不懂鲁迅对家国沧桑如火的煎熬，也就无从体验那一份人格的伟大光辉。

教育部的办法很邪门，但是也很管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甚至还可以说是为学生“好”，因为谁要真读懂鲁迅的话，对他和社会是比较危险的。

太有思想的人不利于说教，也不会真的听话，文化部又要树鲁迅的典型，又要防学生有思想，只好想出这种损招，也真是难为了他们。当然对学生们来说，不读鲁迅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很多时候思想统制是件极其严酷的事情，穿件“不自由宁毋死”的汗衫也要坐牢，还经常有说错一句话导致全家遭殃的年代，真的读懂鲁迅不仅给领导们维稳出难题，对自已也是非常吃亏的。

所以，我们只能继续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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