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永远是为已不存在事物所做的片面和有问题的复原。记忆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并与无穷的现在依偎相连。”从2012年开始，中国媒体人田彤和朋友王昱等人组成“万国报馆”兴趣小组，开始搜集英、美、德、法等国的老报纸，他们发现，100多年前的甲午战争在这里有着不一样的叙述。
△甲午战争期间正在做战地报道的随军记者（《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万国报馆”
 
田彤2012年夏天去伦敦做奥运会报道时，因为对历史和新闻两样都很有兴趣，他闲暇时开始逛伦敦卖老报纸和老照片的旧货市场。一张1843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上，有画师根据访问清朝的英国使团的描述而做的画，中国被描绘得非常美。而这份报纸1842年5月才在英国诞生，开创了欧美媒体进入画报的新时代。
 
从鸦片战争开始，远东地区成为西方媒体的新闻供货市场，甲午战争更是引起西方媒体极大关注。看着一幅幅版画上被风吹动的旗帜、航行的战舰、陆地上疾驰中的马蹄、士兵脸上惊恐的表情，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田彤觉得他与100多年前的历史撞了个正着。对于个人来说，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言，在处理遥远的时代时，我们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来者的身份面对它们。如果它们在地理上、纪年上或感情上是足够遥远的，这样的时期，便可以完全通过死者的无生命遗物——书写、印刷或雕刻、物品和形象而存在到今日。很多时候，我们是历史陌生人，“过去也是另一个国度”。
 
这也正是田彤的感受，100多年前的清末历史，在教科书中让他觉得就像另外一个国度那样遥远，可是眼前收集到的老报纸上生动的场景，让他拿起来不想放下。就这样，田彤在伦敦期间买了几十份老报纸，他一开始只是买下报道中国事件的一页，后来发展为买下当天的一整份报纸，每份价格从30～50英镑不等。
 
田彤这时候有了一个想法：19世纪末期的法国、美国、俄国媒体，会不会像英国媒体一样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呢？他于是开始托朋友王昱去法国时，帮他寻找法国的老报纸。王昱后来开玩笑地告诉本刊，他本来是帮着代购，没想到一下子被“带进沟里了”。
 
1972年出生的王昱本来对中国近代史了解较少，田彤一开始托他寻找具体年份的老报纸。找了既定命题的报纸之后，王昱觉得自己被调动起来的兴趣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他发现那时法国的《插图报》、《小日报》、《小巴黎人》等对中国事务的报道非常充分，于是老报纸越买越多。王昱又去了美国，他除了逛旧货市场，也钻进哈佛大学图书馆收集资料。
 
“这些欧美媒体不仅注重用版画描述远东的情形，还有大量的分析评论文章，我是越看越入迷。”王昱发现，西方人喜欢收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老报纸，因此这段时期关于中国的报道不太好找，售价也高，其他时期的报纸相对好找。
 
随着兴趣的加深，田彤和王昱又感染了身边几个朋友，他们加入进来收集整理报道中国的西洋报刊，组成了名为“万国报馆”的兴趣小组。“万国报馆”的第一本书《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即将出版。于是一群事业有成的中年人，把西洋报刊当作镜像反观当时的中国，当他们以“他者”身份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回望那段历史时，发现“屈辱”并不是那段时光的唯一标签。




△一名犯人在唐山被处极刑
（法国《插图报》报道）
 
国际舆论的倾向
 
“万国报馆”小组发现，19世纪的西方对远东国家的了解相当深入。比如1894年11月24日美国《哈珀斯周刊》有一篇《亚洲战争的故事》，作者为美国海军总出纳官。他从排水量、防护装甲、火炮、时速等方面，对中日双方舰艇的性能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对比。1894年12月英国的《图片报》用一整版9张图片对中日军舰进行了比较。其他综合性的评论分析文章，既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又有着扎实的分析和推论。东方发生的事情对于西方读者不只是猎奇，而是与西方强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昱说，不同的报道使得他们看到了一个丰富的大图景：“从前帝国主义列强在我们教科书上是铁板一块，可是看到当时各国的报刊后，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竞争激烈，各自都有盘算，世界是多元的。”
 
在翻阅了越来越多的老报纸后，田彤和王昱都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西方舆论对于清朝和日本的态度都截然不同？为什么日本在当时能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而清朝在西方媒体前好似一个可以任意攻击的靶子？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这些西方报道后，他们却很难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同情。
 
两人研究后发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邀请了114名随军记者参加，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西方媒体可以自由报名，派出了多名记者跟随前线日军。日本允许外国武官观战，允许国内的报刊记者、行军画师、照相师、僧侣、神官等人随军采访和工作。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甚至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
 
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和文明，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统治。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和进步。当时在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这些认知与媒体的包装关系很大。
 
1894年9月1日的美国《哈珀斯周刊》刊登文章分析说：“总之，日本的士兵身体健康，保持体育锻炼，绝不吸食鸦片。他们斗志高昂，有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批评家可以批评日本对自己的黩武主义已经纵容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笔者必须坦白这样一个信念就是，建立真正的国家军队有益于民主的传播，有益于埋葬封建制度，消灭专制主义，有益于改善日本人的物质幸福，提升日本民族地位。不管未来如何，即将到来的战争（毫无疑问，迟早要来的）将为我们回答一个命题，给出答案的时间就是近十年到下个世纪末。命题是：究竟是亚洲的（传统理念）还是西方的现代化理念能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亚洲获得成功？只有肤浅的观察者才会认为这个小岛民族和它巨大的邻居之间的对抗不过是不起眼的小事儿而已。”
 
日军通过西方媒体，向西方世界塑造了一副文明进步之师的形象。日本对随军记者开放战俘营、战地医院，表明他们有着国际化的医疗救助体系，并且善待俘虏。“万国报馆”兴趣小组注意到，西方媒体在刊登这些图片和文字信息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客观身份，会标注上“由日本军方提供”、“据日本方面提供的消息，未经证实”。
 
而清朝媒体的表现，正如李鸿章1896年访美时接受纽约记者采访时所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1883年，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在焊接机枪盘管
（《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旅顺大屠杀的沉默
 
日军精心在西方世界面前塑造着开化与文明的形象，却与他们在1894年11月发生的旅顺大屠杀中的作为完全矛盾，这原本可以成为清政府向国际社会揭示日军残忍面目的一个机会。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提到这一段：“日本既入旅顺，大举屠杀中国人民，见人即杀，妇孺不免，屠杀了四日三夜，被杀者二万余人。据说，全市免于杀戮者仅有三十六人。事情的真相，因旅顺陷于日手，华人几乎全灭，中国文献甚少记载。”这也是田彤和王昱感到奇怪的：日军一场如此公然的大屠杀，为何在当时没有造成国际舆论呢？那些随军记者的声音哪里去了？
 
“万国报馆”小组在收集报纸后发现，美国《纽约世界》的记者克里曼在甲午战争期间随日军第二军战地采访。旅顺屠杀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即1894年11月24日，克里曼在西方媒体中率先发回通讯：“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未抗击犯军”；“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首”。
 
为躲避大屠杀原稿遭到日本没收的危险，克里曼将报道原稿分两路寄出，于12月19日到达纽约编辑部。第二天，由《纽约世界》的社长约瑟夫·普利策（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亲自编排，在“旅顺大屠杀”标题下，克里曼写道：“日本为了朝鲜的解放，采取突如其来的介入进而变成野蛮的战争。事情的性质已经不是文明与野蛮间的纠葛，日本终于揭开自身的假面具，在最后四日里，征服军的足下彻底蹂躏了文明。”除了克里曼，还有《泰晤士报》记者克曼、英国《旗帜》记者威力、《黑与白》记者阿斯顿三人向他们的国家发出了令世界震惊的旅顺屠杀事件的报道。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清政府对这件事情既不在国内进行报道，也没有在国际上抗争呼吁。清政府驻欧美大使也对此事保持沉默。如今能查到的清政府文献中对此事极少记载，在李鸿章的电稿中，有电报两则可供参考。一是1895年1月9日电总理衙门云：
 
刘含芳（山东登莱青道）文（十二日）电：顷旅顺逃来田家屯民人田光均等一百零六口，据称，日兵现存千余人，近来无物不掠，挨户骚扰，现无分老少民人，皆纷纷南徙等语。
 
这篇极为含蓄的电报，发在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并且还没有看出日军的残忍。
 
第二篇电报是1895年1月13日李鸿章电总理衙门云：
 
伦敦电，英国泰晤士报刊有报章云：日本攻取旅顺时，枪戮百姓四日，非理杀戮，甚为惨伤。又有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据云，日兵亦有数人被中兵所杀。唯日本士卒行径残暴如此，督兵之员不能临时禁止，恐为终身之玷云。
 
克里曼等四人的报道，一经刊发便引起了英美国家的震惊。可是日本政府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辩护，同时在几个西方报刊上发表所谓真相报道，并对克里曼等人进行攻击和污蔑。由于清政府自己对此事不发声，英、美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也没有追究此事。于是日军的旅顺大屠杀一事不了了之，在当时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国际舆论。
 
至1945年“815”旅大解放，日人离去，旅顺各界成立万忠墓重修委员会，重修墓道和享殿。《重修万忠墓碑文》云：“……清军守将各怀异心，皆无斗志，其间英勇战士抗日人民便以身殉。日寇大肆屠杀，历时三昼夜，我同胞之死难者凡二万余人。白骨积山，碧血成河。后经孑遗者棺集掩埋，即今日之万忠墓……
 
假如没有克里曼、普利策等正义媒体人的报道，旅顺虐杀事件的真实情况也许就此沉默于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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