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文革中的知青一代 -6parkbbs.com

著名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他把下乡知青称为“失落的一代”。“他们在城市里是农民，在农村里是城市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反正他们是令人同情的一群人。”——潘鸣啸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以“文革中的知青一代”为题，分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以及对当时的知识青年产生的深远影响。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讲座内容，为清楚简洁起见有删节和编辑：毛泽东一向对知识分子有意见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1968年以后，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非常重要。从19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便说了很多次，他担心中国要变色，从红色变成白色，他也非常反对修正主义。他说，苏联已经恢复了资本主义，实行修正主义的政策。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动机。当时毛泽东说要培养革命接班人，他一向对知识分子有意见，不信任他们。后来他说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的教育是修正主义的。他就不信任当时培养出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当时高中毕业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他要改造他们的思想。从延安时期开始，他就说知识分子要跟工农兵，跟无产阶级结合起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在1960年代初跟他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中，很多次说不要看太多书，连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要看太多，革命就是要行动，要做事情，要参加生产，参加军队。他后来也反对高中毕业生直接进大学，这也是证明他是反对知识脱离实际的。那时他就提倡教育革命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上山下乡运动”属于教育革命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更抽象的，但也发挥了作用的动机，就是要消灭所谓的“三大差别”。“三大差别”的概念实际上是从马克思来的，可是“三大差别”这个名字是斯大林创造的，“三大差别”就是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上山下乡”的政治动机是结束“红卫兵运动” 1967年以后，毛泽东觉得“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红卫兵运动”应该结束了。所以后来1968年他几次说不要继续斗争，可是那些“红卫兵”就是不听话，他们继续斗。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他们解散到中国广阔的农村，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有政治上的动机，就是结束“红卫兵运动。” 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运动也是为加强毛泽东当时所谓的“魅力领袖”的政权，即靠他的个人魅力，他在“文革”中恢复了绝对的权力，那时候他差不多是变成了一个神。所以到了1968年他觉得“红卫兵运动”已经没用了。他用几句话就把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改变了，知青本来是在中学念书，结果一下子要变成当时说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民”。这也是毛泽东执政的一个方法。解决就业、发展农村不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动机大部分的学者，特别是一开始研究这个运动的一些外国学者认为，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为解决青年就业问题。我不否认有这个动机。从1962年到1966年有差不多1300万的知青下乡，还不算大规模，但已经是不可忽视的。那时候可以说有一部分是因为要解决就业问题，因为“大跃进”的惨痛失败引发了很大的经济问题，就业问题，所以那时候把一部分知青送到农村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我认为，这不是唯一的动机，因为实际上1962年到1966年下乡的绝大多数都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所以不应该说只是一个为解决经济问题，因为同时也是为解决政治问题，两个动机都有。这一点不可否认。到1968年，因为革命已经闹了两年多了，学生不上课，工业生产也基本停滞，没有发展，如果一下子要解决老三届（编注：1966、1967、1968年这三年中毕业的初中和高中生）的就业问题会比较困难，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临时的，因为如果他们留在城市是可以在几年之内解决的。当然因为政治方面的因素，而且因为毛泽东也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所以不会这样解决。而且不能承认中国有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存在失业问题。失业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不能说的，后来就发明了“待业”。当时的临时解决办法就是让他们下乡。后来我专门研究了这个时期的统计数据，各种劳动管理和中国人口的年鉴等，我发现实际上1968年到1977年有一个很大的人口交流，这个时期整个下乡知青的人数与当时从农村招工到城市当固定工的农民人数是一样的。所以当时如果主要的动机是解决就业问题，中国领导层不会允许招聘那么多农民到城里。城市青年到农村插队始于1955年。当时一个共青团代表团去苏联研究赫鲁晓夫的一个政策，就是把一些城市里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共青团干部送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因为当时苏联的农业太差了，需要发展，需要农垦。那个代表团回国后写了个报告，然后中国政府就把几千个北京知青，特别是共青团员送到北大荒。那时候北大荒有一个“北京村”，他们一开始就是搞农垦。但这是比较小规模的事情。但中国跟苏联不一样。苏联有很多机器，而且有不少知青是学过农业的。但中国的城市青年基本上没有这些专业知识，城市里也没有这些现代化的机器，所以他们一到农垦地区，主要只能靠自己的劳动力，很困难。我的研究发现，从1955年到1962年，最多有两万人从城市下乡到农村。因此我认为，发展农村不是一个主要的动机。在我说的四个动机里面，我觉得还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比较重要。实际上，这个政策跟毛泽东本人的经历具有密切的关系。我认为一方面毛泽东希望新一代年青人要向他学习，他也是从农村干革命起家的，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就是农民脚上有牛屎，也比知识分子干净。而且他觉得他自己就是受农民的影响，才能变成一个革命者。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下乡的知识青年中很多不是自愿下乡的，当然有一部分是自愿的，1967年底有一些北京知青下乡就是自愿的，他们要跟工农兵结合。但这是少数，大部分不是自愿的。1968年，1969年你不下乡不行，如果上面决定要你下乡，你不下乡就会有干部来住你家，直到你签名才走，还有的会扣你父母的工资。另一方面，农民也不那么情愿，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即他们要接受知青。可是他们也觉得麻烦，觉得这些知青是来吃他们饭的，而他们自己还吃不饱肚子，而且他们不需要更多劳动力，因为分收成时会有更多人来分。所以对农民来说也不是好事。因此这些知青是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的。第二个问题是，知青看到农村那么落后，受到了刺激。因为学校的课本让他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农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印象，但他们一到农村就很吃惊，很失望，有一些人一到就逃回去了。那些地方是很穷的，吃不上肉，有一些地方根本吃不饱饭，居住条件也很差。当然这些他们可能慢慢就习惯了，而且在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村生活还可以忍受。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想象自己一辈子会留在农村。当时的情况是，他们一开始就说要一辈子扎根农村，他们的城市户口已经销了，变成了农业户口。特别是1968年、1969年下乡的知情很多都非常年轻，一般16岁，14、15岁的也有，他们不能想象自己在农村过一辈子。而且他们发现农村没有什么文化活动，他们也念过书，希望能看书、看电影，但农村什么都没有。另一个问题是，慢慢地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们插队地的农民不把他们当成自己人，大多数不信任他们，觉得他们是外面来的，很可能很快就会回去了，而且风俗习惯不一样，沟通很困难。而这些知青回城探亲时又受到很多歧视，城里人说他们是农民。知青在城市里是农民，在农村里是城市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腐败的起源另一方面，他们除了缺少文化生活，还有爱情方面的问题，男女关系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年轻的男女，过了几年以后都希望能找个对象，可是他们不想在农村结婚，觉得如果在农村结婚就没法回城了，所以他们拒绝结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后来也有一些问题，就是一些女知青被当地干部强奸。这些年轻的城市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为他们在当地没有家庭，他们完全是孤立的。他们另一方面也需要跟本地人搞好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城的希望就是靠推荐，当然那个时候说回城上大学，其实就是当工农兵学员，而这个资格理论上是靠群众推荐的，实际上是由干部决定的。后来也有一部分是可以招工的，就是回城当工人，这些也要有关系，要有城市的关系，也要有本地的关系，所以那时候有不少女知青被逼或是自愿的跟那些干部发生关系。那个时候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也有不少女知青结婚是为了吃饱饭。我认识一个北京知青，她跟一个内蒙的农民结婚了。她说，我选择了最强壮的，他每天可以挣10个工分。他们那时候是不给钱的，给工分，每一天你工作了多少就给多少工分。10个工分一般是最多的，一般的知青可能有7个工分，6个工分，女知青就更少一点。他们结婚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吃饱饭。后来也发生了很多问题，知青全部回城的时候，这些女知青要选择是留，还是离婚以后走，如果有孩子就更困难。很多知青下乡一年以后就只想着一件事——回城。所以他们要考虑怎么办，于是产生了一些所谓“策略”，也就是腐败，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很多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在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运动中国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腐败。知青想回城，而决定的权力在一些干部手上。有些知青想办病退回城，但病退要有医生的证明，所以当时也有不少医生收了钱。由于这个政策是完全违背知青意愿的，引发了很多问题，因此1978年三中全会后政府终于决定知青可以回城了。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要花很多钱，因为要给安置费，而且这个费用经常是不够，所以从1974年起在“株洲模式”里，父母的单位也要给钱，也要帮忙。后来有一个领导说：我们花了70亿买了4个不满意，实际上更多。四个不满意就是，知青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知青父母不满意，最后国家也不满意，因为觉得这笔钱花得没有效果。让知青去农村是为了什么？他们真的有用吗？如果你说从经济、人口方面很有必要，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就不必要了？而且后来这些知青回城后，给城市带来了一些问题，可是对农村没有什么影响，反而农村那时候开始发展得很快。而城市因为在1968年到1977年人口大交流时，很多农民进城成为固定工，留在了城里，后来知青回城，就业变成了一个大问题。青春真的无悔吗？这一代人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变成毛泽东所希望的革命接班人，他们反而变得非常实际。1970年代末，他们完全支持改革，反对“四人帮”。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变得比较实事求是，不随便相信口号，这可以说是一件好事，虽然和毛泽东的初衷不一样。我为什么叫他们“失落的一代”呢？因为第一，他们失去了很多原来的信仰，原来的想法。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后来1977年、1978年恢复了高考，有一部分知青上了大学，可是大部分人是失去了念书的机会，这是一个问题。对于这段历史，有人说青春无悔。他们说青春无悔因为怀念他们的年轻时代，怀念年轻时代是很正常的感情。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么说也是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新的社会、新的时代里他们还是很难适应。他们在农村学的东西在城市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经济的模式里没有用，所以他们有一种要确认自己身份价值的愿望。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确实有过一段很特殊的经历，他们不想忘记。我认识的一些知青在成都搞了一个叫“青春无悔”的展览，我问他们，你们真的是觉得青春无悔吗？他们说，实际上我们是无法悔。我觉得回答得很好，他们觉得反正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另一方面，也有知青认为这段经历不堪回首，持批评的态度，这个也可以理解。我觉得对于这个运动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是应该批评的，应该说不是一个好的政策。有很多持批评态度的人说，你们说青春无悔，你们会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农村去？所以要了解这一代人，一方面怀旧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我觉得不能因为自己怀旧就要歪曲历史。我觉得我们搞历史的，应该把历史弄清楚了。（本文经演讲人审订后授权刊发，录音整理：沈苗）演讲人简介：潘鸣啸(Michel Bonnin)：法国汉学家，在巴黎获哲学学士、中国语言与文化学硕士及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当代史。从1970年代起开展有关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在多种法文和中文刊物上发表论文。1990年代初，出任在香港成立并由法国政府资助的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创办杂志《神州展望》法语版及英语版。澎湃新闻网，原标题为：知青盼回城，干部大规模腐败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