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寧：中國抗日戰爭之全面理解 -6parkbbs.com

台灣文史工作者徐宗懋長期蒐集抗戰材料，許多來自西方紙媒與美國國家檔案館、未曾公開，還原出完整抗戰史；抗日不止有中共敵後鬥爭，還有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代表了中華民族共同取得的慘烈勝利。 ———————— 發生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戰爭，無疑是過去一百年裏全體中國人最深刻的集體記憶之一。「八年抗戰」已經成為一個固定的表達，然而中國人民集體抗擊日本侵華的歷史始於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終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這一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九月九日，日軍向國民政府遞交了投降書。十四年間，「四萬萬」中國人民承受了巨大的苦難，作出了難以估量的犧牲，以不屈的信念和無比的堅韌，才換得最後的勝利。其間造成的創傷以及戰爭本身始料不及的種種後續影響，至今仍未消去，因此對於抗日戰爭這段歷史的回顧，永遠伴隨著一股強烈的民族情緒的表達、一種發自骨髓深處的劇痛。抗戰史實逐步還原然而對於諸多在戰爭結束之後才出生的中國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抗日戰爭就像一系列舞台劇。它講述不同場景之中的不同故事，所有的故事當然都在表現反侵略這一主題，深刻又沉重。但顯然這並不是那場戰爭的全部，眾多的電影、戲劇、故事書以及烈士的姓名只是對那一段大歷史的選擇性摘錄。在我小時候，「八路軍」這個詞代表一種英雄主義、一種愛國情懷，同時也是一個數位邏輯上的困惑，因為似乎從來沒有人提起過一路軍、二路軍或者七路軍。直到成年以後，自覺地讀了些書，才知道原來抗日戰爭不止有敵後鬥爭，還有正面戰場。儘管在渴望勝利、期盼民族復興的心理上，閱讀國民政府以及國軍抗戰的歷史並不是十分愉快的體驗，因為其間充滿各種令人扼腕甚至咬牙切齒的事件，但它們所填補上的才是相對完整的抗戰史、一個以整個抗戰中國為背景的歷史。這些年，越來越多的國軍正面抗戰的資料被挖掘出來，有大量文字的史料，還有許多重新進入人們視線的影像資料。古語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對於抗戰的歷史，以各種角度切入的研究者和歷史愛好者對中日雙方及同時代其他各國的資料進行著細緻的梳理，目的就是以大的歷史觀，把這場戰爭放到以全世界為背景的更廣闊的環境中去。台灣的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先生多年來一直在收集、整理涉及中國近代史的影像資料，在他的收藏中，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八年間英、法、美、意、德、荷六國媒體對中國抗戰的報道是很有價值的一部分，此時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還未燃起，但是這些後來分屬兩個陣營的國家的媒體，對於此時的中國局勢都有自己的分析和考量。把這些資料放在一起，可以為我們還原一個更全面的抗戰歷史提供一些來自外部的參考。這些資料的來源包括英國的《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創辦於一八四二年，世界上第一份以圖畫為主體的報紙）；法國的《畫報》（L'Illustration，創刊於一八四三年，一九四五年以《法蘭西畫報》France Illustration為名重新發行）；法國《世界畫報》（Le Monde Illustré，創辦於一八五六年）；美國《生活》雜誌（Life，前身是一八八三年在紐約創辦的幽默週刊，一九三六年改為《生活》雜誌）；意大利《星期日信使》（La Domenica del Corriere，創辦於一八九九年）；德國《柏林畫報》（Berliner Illustrierte Zeitung，創辦於一八九二年）；荷蘭的《世界記事》（Wereldkroniek，創辦於一八九四年）。在中日戰爭進行期間，這些報刊雜誌都對戰事的進展及戰爭雙方所面臨的形勢進行了大量的報道。儘管西方的新聞媒體奉行獨立自主、客觀的報道原則，但其刊載的新聞報道多少反映著該國的政治立場。當這個國家至少可以從地緣上置身事外時，保持中立的立場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也是新聞媒體必須公開申表的道德選擇。但是在一個利益關係錯綜複雜的國際社會裏，任何國家與戰爭雙方之間，總有因利益關係決定的親疏之分，即使微小，也足以左右媒體的偏向。對於發生在遠東遙遠之境的中日爭端，歐洲與美國的媒體理論上可以僅僅作為一個旁觀者，對事件雙方都予以同等的關注。但是中國以及亞洲在過去幾個世紀的歷史，決定了任何發生在亞洲的地區間衝突都會有西方各國的利益被捲入，因此隨著事件的發展，媒體報道的重點會自然而然地隨各國立場的重新設定而轉移，新聞報道中的用詞和圖片的選用也相應地發生變化。西方畫刊反映現實政治意大利人的態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意大利已進入墨索里尼當政的法西斯時代，其《星期日信使》報對中日戰爭報道的重點多放在日本身上，對日軍在戰爭中的「英勇」有明顯的褒揚，這樣的立場與同時期英、法、美三國媒體的態度有明顯差異。與戰爭休戚相關的總是經濟問題。英國和法國這兩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自十八世紀起就一直在尋求與中國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但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與驕傲自大，使得這些缺乏耐心的洋人決定動用長槍大砲來打開局面。自一八六零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入侵北京以來，借之後的中法戰爭、庚子事變，兩國乘機擴大了其在華的利益。英法是最早在中國設立租界的國家，上海、廣州、天津、香港這些中國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城市的發展都與這兩個國家有密切關係。此外，法國在越南、英國在印度都有殖民地，這樣緊密的經濟聯繫使得兩國對於中國政局的動盪、日本在中國以及亞洲的野心有著出自切身利益的強烈關注。英法之外的其他西方國家基本上都是以最惠國待遇向前清政府提出要求的不平等條約的受惠者，作為後來者他們在中國的利益不如英法兩國之深遠，因而對於中國國內的軍事鬥爭以及中日戰爭可能帶來的在華勢力的重新分配也有著不同的態度。在共和建立卻依然內鬥不止的中國，一個和平有序的環境也許更符合西方各國的利益，這樣可以順利地進行經濟活動，各國在中國的僑民安全也可以得到保障。因此當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接近勝利，以及南京召開國民大會的時候，西方媒體的報道多集中在中國再次統一的問題上，同時對日軍公然引起的「濟南慘案」潛藏的禍端也表示出擔憂，因為這是戰爭爆發的先兆。法國《畫報》的圖片編輯把濟南街頭日本人架設的工事以及巡邏裝甲車和掛有「國民革命成功萬歲」標語的濟南城門照片放在同一個版面，可以看作是對當時中國局勢客觀而中立報道。對一九三一年七月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大會，連用四個版面十三張照片的詳細報道也可以看出其對中國統一持有的立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始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突然襲擊中國東北軍在瀋陽的北大營，進而侵佔東三省。政府的消極政策和民間要求堅決抗日的呼聲造成了中國一些地區治安的動盪，法國《畫報》很關心這種局勢的變化，對「一二九」運動、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發起的「兩廣事變」以及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這些可能引發中國國內局勢重大變化的熱點事件，《畫報》都以專文附圖的形式進行了報道，其中兩張北京「一二九」運動的現場照片是很珍貴的史料。英國媒體似乎更有遠見，日本軍力的擴張勢必影響遠東原有利益的平衡，《倫敦新聞畫報》因而採用手繪圖的方式比較了日美兩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實力，現在看來幾乎是對太平洋戰爭的一種預測。「七七事變」之前，在淪陷的東北，英法兩國並無實際利益，且東北軍且戰且退，平民未遭受大的傷亡，沒有引發人道主義危機。更為重要的是，彼時的西方國家還深陷經濟大蕭條，無力干預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因而這一時期歐美媒體對於「滿州」問題的立場一直保持中立。「七七事變」之後，中日兩國雖然沒有正式宣戰，但雙方已經展開正規軍之間的交戰，中日衝突全面爆發，日軍隨即侵佔華北。在歷史悠久的古都北平，有很多外國洋行和機構駐扎在那裏，因此在「事變」爆發的初期，我們可以通過德國的《柏林畫報》和英國的《倫敦新聞畫報》看到第一時間的現場報道，比如打著白旗去送信的員警、守衛蘆漢鐵路的中國士兵，以及北京街頭築起的工事。北京淪陷後，日軍立刻向天津進軍，這座華北的港口城市也很快落入日軍之手。在清末多個不平等條約的約束下，天津是中國設立租界最多的城市，特別是英法兩國，長期的經營使他們有一種戰火燒至自己家門的緊迫感，因而國內非常關注這場戰事。法國《畫報》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號以日軍正衝進天津的情景為封面，英國《倫敦新聞畫報》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號登載了中日軍隊在天津交戰的報道，以現場感十足的畫面，第一時間把戰事和局勢帶給國內讀者。淞滬會戰震撼西方世界日軍侵佔上海之後，為了獲得西方世界的關注和干預，蔣介石指揮軍隊在上海主動向日軍進攻。上海是遠東第一大都市，有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法等國就開始經營的租界，在這裏發生的戰鬥絕對吸引了西方媒體的注意力。對持續數月的淞滬會戰，各國報刊報道的一個重點是中國空軍墜彈事件。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國空軍兩架飛機攜炸彈準備轟炸停靠在黃浦江中的日艦「出雲」號，但是未抵目標便被防空砲火擊中，飛行員打算將炸彈棄置在沒人的跑馬場，但是卻誤落到跑馬場旁的大世界遊樂場前。當時設在大世界的難民收容所前正有大批難民聚集，當場即有兩千餘人死傷。事發地點屬法租界，還有一名現場指揮交通的越南籍員警斃命。同一天，位於南京路的華懋飯店與和平大廈也遭到誤炸，造成平民傷亡。法國記者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拍攝了大量淒慘的照片，這些照片第一時間刊登在法國的報紙上。起初國民政府沒有承認這是自家飛機的誤炸，把責任推給了日本，歐洲紛紛譴責日軍針對平民的暴行，直到一個月後，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法國《畫報》又報道了事件的最新情況。淞滬會戰中的戰場主要集中在蘇州河北，因此在開戰後，閘北的大批平民向南湧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不得不派出巡捕維持秩序。大量涉留的中國難民也是英法畫報報道的重點，這是站在中立立場的西方媒體所表達的人文關懷。淞滬會戰時期，前述幾份歐洲畫報所選擇的戰鬥場景照片基本上都來自朝日新聞社或大阪新聞社這類日本新聞機構，因此照片是經過審查的，看不到血腥的場面，大多只是冒著濃煙的城市，或躲在掩體後伺機前進的日軍士兵，至於國軍士兵的照片就少之又少了，作戰的照片幾乎沒有，這與「七七事變」時刊登的北京街頭的國軍工事照片有明顯的差別。上海淪陷後，作為首都的南京岌岌可危，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唐生智「自告奮勇」組織南京保衛戰，他說﹕「現在敵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國父陵寢所在地。值此大敵當前，在南京如不犧牲一二員大將，我們不特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更對不起我們的最高統帥。本人主張死守南京，和敵人拼到底。」然而南京的明代城牆根本無法抵禦日軍的進攻，加上指揮混亂，負責防守的第三十六師、第八十七師和第八十八師剛從淞滬會戰現場撤下來，補充兵源多是未經訓練的新兵，最終南京陷落，並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倫敦新聞畫報貼近戰事在侵華戰爭開始後，日本對戰爭的新聞報道有非常嚴苛的審查制度，在官方發布的照片中完全看不到中國軍隊作戰的場景或中國軍民屍體的場景，即使有官兵拍攝了這樣的照片，也會在回國的時候被要求上交。致使今日能夠直接反映日軍虐殺俘虜或平民的資料少之又少，一些日本右翼也借此認為「南京大屠殺」不存在。南京保衛戰期間，西方媒體開始刊載西方記者拍攝的照片。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的《倫敦新聞畫報》頭版刊登了一張非常震撼的照片：南京陷落後的中華門外，城牆上滿是彈痕，「誓復國仇」的標語清晰可見，城門被炸出一個大洞，幾名日軍在城門前休息，地面躺著幾具陣亡國軍士兵屍體。這樣的慘烈戰爭場景完全可以和費利茨·比托一八六零年拍攝的被攻陷的大沽砲台照片相比，都是通過平靜場面傳達之前戰鬥的慘烈。此外，南京淪陷後，美國牧師約翰·馬吉冒著危險拍攝四百英尺電影膠片，並分由拉貝、費吳生等人輾轉帶至德國、美國和英國，一九三八年的《生活》雜誌刊登十張截取自這些膠片的照片。同在一九三八年，羅伯特·卡帕和尤里斯·伊文思來到中國，他們用影片記錄中國人的抗日鬥爭，由伊文思導演，卡帕擔任攝影。本來他們計劃去斯諾筆下的延安拍攝，最終未能成行，但是他們在中國期間，正趕上台兒莊戰役和武漢會戰，最後伊文思拍攝了著名的電影《四萬萬人民》，卡帕則拍攝了大量照片。生活雜誌製作抗戰專題一九三八年美國《生活》雜誌選用卡帕的照片製作了中國抗戰的專題，選用了一個年輕的國軍士兵肖像作為封面，從此這張照片變得家喻戶曉，美國人也開始了解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努力，了解日本侵略軍的殘忍暴行。伊文思則將自己的攝影機和電影膠片悄悄送給吳印鹹，而後者去了延安，後來成為「延安電影團」的創辦人之一。在三十年代前半葉以及後來中日戰爭進行的同時，另一個頻繁進入西方媒體視野的主題是中國發展中的共產主義運動。政府軍與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在南方發生了多次戰鬥，相關的新聞在法國《畫報》上多次出現。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倫敦新聞畫報》以《中國的危機》為題，以四個問句表達出對國共再次合作之後中國局勢的關切。諸多西方媒體對於中日戰爭的連續報道，尤其是日本侵略軍對無辜平民的傷害，喚起了即將陷入戰爭陰影中的歐美民眾的關注，但各國政府對這場侵略戰爭的官方立場卻十分謹慎。此種趨勢由幾個事件可見一斑。一九三七年淞滬會戰期間，蔣介石欲從南京往上海視察，當時日軍已經啟用各種手段欲致蔣介石死地，出於安全考慮，白崇禧建議蔣介石乘坐英國大使許閣森的座車往滬。蔣將乘坐英國大使的專車的消息被間諜獲得，傳送給日軍。而蔣介石出發前認為此種安排實在有辱國格，便臨時決定不與許閣森同車前往。當許閣森的車隊行至嘉定時，遭到兩架日軍飛機的襲擊，許閣森肝部和背部中彈，傷勢嚴重。對於此種挑釁行為，英國政府僅僅提出抗議，後來不了了之。另外，在一九三七年南京保衛戰期間，在南京上游保護本國商船的英艦「瓢蟲」號和美艦「巴納」號遭到日軍無端的襲擊，不僅有岸砲的射擊，還有飛機的轟炸，目的明確，最後「瓢蟲」號受傷，「巴納」號沉沒，兩艦均有水手死亡，這種毫無徵兆的、有針對性的襲擊可謂用意明確，但是兩國最後都以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而結束。這些重要的事件歐美媒體都有詳細的圖文報道，在本國國內也都引起反響，人們驚異於在日本做出種種「宣戰」行為之後，政府竟然都以抗議草草了事。這自然是因為各國的核心利益都沒有遭到破壞。中國只是傳統歐洲列強在遠東利益的一小部分，英法還可以繼續從東南亞的殖民地獲得廉價的石油、橡膠、礦石和煤炭，且相對日本，英國更擔心的是德國。而美國，既向英國出口工業原材料，也向德國、日本出口鋼鐵等資源。然而在密切聯繫的世界經濟體中，一旦有戰爭爆發，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一九四零年法國戰敗後，作為軸心國之一的日本軍隊以協議的形式進入法國殖民地越南；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美國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一九四二年，日本入侵英國的殖民地馬來西亞和緬甸，這些事件迫使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英美等國對中國抗戰的立場開始轉變，由中立轉為支援。撥開抗戰迷霧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時間已經過去八十三年，中國的抗日戰爭也已結束了六十九年。這段離我們並不遙遠的歷史仍有很多空白，幸而新的抗戰資料不斷被挖掘出來，一些歷史的細節將被補充完整。誠然，來自多種管道的、豐富的史料是研究那段歷史最必需的基礎，但倘若沒有寬廣的胸懷和歷史觀，便會面對永遠都撥不開的層層迷霧。無論如何，這些當年抗戰現場的第一時間圖文報道為今天的我們提供了更多的側面，讓我們能夠從西方人留下的故紙堆裏，更多地了解中國人民的全面抗戰。亞洲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