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国民党人大都是左派，因此对工农运动也都是支持态度，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动摇，首先提出意见的是财政部长宋子文。

由于宋子文后来成了蒋介石的大舅子，又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重量级人物，因此宋部长的名声一直不大好，经常作为反动派头目形象出现。但必须说明的是宋美龄此时还没有嫁人，宋子文办事还是靠谱的，对工农运动也相当积极，此时跟蒋介石并没有特别的关系。之所以对主旋律有反对意见，是因为宋部长管钱，而工人搞得他手上越来越没钱。
自从共产党人进驻之后，整个湖北的群众运动相当火爆，武汉城里的工会有如雨后春笋，发展得异常篷勃。工人们竞相要求提工资，上班时间忙着搞革命游行，天天拿着武器四处巡逻，甚至随意抓人杀人，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秩序。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钱只有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才能生出更多的钱。打仗时交通阻隔已经有相当影响，此时工厂又全线减产亏损，财政情况当然是一落千丈。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宋子文是大当家，所以他知道柴米油盐很贵。湖北省的税收已经跌到每月不足三百万的地步，可是武汉政府的开销却是一千两百万元，宋子文顿时头大如斗，不得不提出约束政策，希望能稳定财政收入。

应该说宋部长的出发点绝对是好意，也没有欺负工人的意思。但是各级工会却不买帐，甚至下级工会对总工会也是阳奉阴违，都只管扩大自已的势力，听说宋子文提了他们的意见，顿时恨之入骨。宋部长见势不妙，工人们做事又野蛮不讲理，只好卷起铺盖离开武汉，到蒋介石那里研究财政。

讨厌的宋子文走了，工会仍是继续要求涨工资，政府收不上税，只好拚命印钞票发债劵，物价马上随着上涨；于是又提出要涨工资补贴生活，最后陷进恶性循环里。武汉政府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很快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

没有钱已经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国民党还有更加大的麻烦要应付。由于各地都号称要反抗帝国主义，大家纷纷攻击外国人，眼看要引发列强武力干涉，汪精卫、谭延闿等压力实在太大，只好来找陈独秀商量，十分委婉地建议共产党做事注意一点分寸；尤其是农民运动影响到很多湘军，既然大家都是盟友，最好搞个章程一致行动，不要弄得太过火不好收拾。

一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汪精卫竟然反对农民运动，听上去实在不好想象，事情的原委要从基层农会说起。

国共合作以来，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大量成立农会，号称维护贫困农民的权益，这一点自然是值得赞赏的，也得到汪精卫、朱培德等人的广泛拥护。问题是，如何能吸引识字不多、又听不懂革命道理的落后农民参加农会、拥护党组织呢？

在这里不妨做一个实景推想。假设村里有地主张三，手下的佃户是李四和王五，那么如果要搞革命，外来户共产党当然是吸引李四和王五组织农会，平分张三的地。

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长久的。一来张三会去找官府说理，官府可能会凭地契宣判李四和王五非法；二来就是官府不管，李四和王五拿了地会感激你，但也只是感激你让他过得好一点、做农民更安生，多半不会为这个给你卖命，而且哪一天如果你走了，张三回来只要施点压力，李四和王五就会把地还给张三。

在党八股的术语里，李四和王五的行为叫农民阶级的狭隘性与革命的不彻底性，通俗一点地说，就是农民只想过日子，不想革命掉脑袋。

所以要搞农会，光减租分田是不够的，必须让农民死心塌地明白，不紧跟自已就没有出路，连先前的农民都当不回去。具体办法也简单，主要来讲是让流氓带头，组织农民搞运动，想办法折腾地主，斗得越狠、两边仇恨越深，农民们就越会跟自已走，一开始是分财、给地主们戴高帽游街，到后来大家斗起性子，索性一杀了事。

应该说有的地主确实罪大恶极，毙了也不冤枉，毕竟为富不仁的事情有不少；但也有不少地主并没犯死罪。当然革命领袖是不会关心罪不罪一类小事的，只要能让农民斗出劲头就行，大家爽起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等杀过人了再去告诉他杀得对，革命支持你杀反对阶级，下一步自然是坚决革命、抵抗敌人的反攻倒算，想回去当农民也真的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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