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每年都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两次庆祝晚会：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会和十一国庆节晚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党政军各界负责人、各界英模和代表人物以及外宾一起观赏节日焰火。广场上，则有数十万各单位和学校的群众围成一个个圈子，唱歌跳舞联欢。这一传统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戛然而止。 
　　自1971年国庆节前突然取消阅兵、群众游行和焰火晚会，直到1984年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时，才举行了十三年后的第一次国庆庆典和焰火晚会。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型庆祝活动再也没有恢复，1971年的五一节晚会，成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五一节晚会。 
　　这一年的五一晚会之所以值得回顾，不单因为它是最后一次五一晚会，还因为它是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和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的林彪，倒数第二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最后一次是6月陪同毛泽东接见齐奥塞斯库）。这里刊出的这组由新华社记者拍摄的照片，曾刊载在1971年5月2日的《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在后来的岁月里，留下林彪形象的这张照片（图1），因衍生出诸多说法，而更为惹人瞩目。 
　　在由杜修贤和顾保孜合著的《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一书中，杜修贤以当事人和见证者的身份，对那次晚会作了详细回忆，被各种报刊和出版物引为信史。杜修贤在书中提到，他亲眼目睹了林彪的迟到及提前离去的全过程，还详细叙述了他如何在无意中抢拍下“唯一”一张林彪在晚会上的照片，从而避免了一场宣传上的麻烦。 
　　杜修贤说：1971年的五一焰火晚会，“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 
　　“总理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5月的天，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黄的样子，从我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我早就听说他患病用吗啡上瘾，要经常使用才能保持身体状况。可能味道就是药味。后来听知情人说，那天晚上，林彪要注射吗啡，不想去城楼，是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的活动，他才不得不来，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 
　　杜修贤的叙述有三个要点： 
　　第一、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等贵宾在天安门上同桌落座后，林彪仍然没到，桌前空着一把椅子。 
　　第二、周恩来发现林彪迟到，十分焦急，派秘书去打听情况。 
　　第三、林彪“慢条斯理”地到达后，从杜修贤身边经过，杜闻到了林彪身上的一股“怪味”，并称那是林彪注射吗啡的结果。林彪是在总理的再三电话催促下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 
　　接着，杜修贤又讲述了他拍摄了当晚林彪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唯一”一张照片的过程。因为林彪的提前离去，杜修贤亲耳听到周恩来闻讯后，发火批评记者的过程：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总理劈头就问。 
　　“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 
　　“我问你照了没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周恩来马上让杜修贤把其他摄像记者找来，问他们是否拍下了毛和林在一起的镜头。 
　　“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 
　　“没有……”回答声音很小。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拍，林……” 
　　“没有拍到，对不对？” 
　　周恩来讲话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杜修贤的这段话也有三个要点： 
　　第一、因为林彪的“迟到”和突然离去，杜修贤只拍到了一张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 
　　第二、周恩来紧急追问其他电影、电视记者，他们竟然没有来得及拍哪怕一个镜头，交了“白卷”。 
　　第三、杜修贤通过周恩来之口，说林彪身体不好，因为“上午参加”了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的活动，晚上不想来，是周恩来动员来的。
  

 
     五一晚会的照片第二天要见报，如果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镜头，会酿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怎么办呢？杜修贤讲到了周恩来的“紧急善后”——午夜时分，杜修贤奉召前往中南海：“走到后院，总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轻轻推开门走进去，总理没有发觉我，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我唤了一声，总理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我坐，我没坐，把照片交给他，不想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他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呵，就这一张。” 
　　总理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我不好回答，因为我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我离去时，总理又将自己埋进了“文件大山”里。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5月2日，报纸出来了，“唯一”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压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在这段话中，杜修贤再次证实：他拍摄的那张毛泽东与林彪在一起的照片是晚会上“唯一”一张两人合照。第二天（5月2日）的报纸上，也只刊登了“唯一”一张的毛林合影。 
　　而且，连五一晚会的电视新闻中，也只得借用了杜修贤的那张固定画面的摄影照片，用以填补毛林在一起的镜头空缺，掩饰林彪的“迟到”和“不辞而别”。 
　　亲历者的叙述，白纸黑字，生动详实，理应是真实的史实。可是……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杜修贤的讲述，并非事实。因为，1971年的五一晚会不但留下了文字报道，而且留下了新闻纪录片。这是最权威的原始记录。 
　　先看报纸。笔者专门查找了1971年5月2日的《人民日报》。这一天，该报头版套红竖排标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革命群众和国际友人欢庆“五一”》。“新华社一日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今晚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以及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一起，欢度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战斗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不仅刊登了杜修贤所说的“唯一”一张，而且还有第二张照片：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手持语录本的众军人的热烈欢迎。毛、林、周三人的着装均与“唯一”一张完全一致；毛穿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林穿军装、呢大衣。照片说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华社记者摄。” 
　　现在，我们在互联网上可以很方便地查到1971年五一晚会的纪录片。这部已经有些褪色的纪录片，11分01秒时出现的画面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鱼贯走出天安门城楼的电梯厅，林彪跟在毛泽东身后，笑着挥动语录，向周围的欢迎人群致意。接着，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大厅外，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其他外宾握手。林和毛挨得很近，林彪情绪正常，面带微笑。 
　　然后，镜头显示毛和林与西哈努克亲王等一起走下台阶，在检阅台护栏前的圆桌边落座。第14分35秒，是林彪在桌边微笑的特写镜头；第19分24秒，又有一个林彪的特写镜头。 
　　以上报刊和视频资料可以证明：杜修贤所说林彪迟到一事并不存在，因为林是和毛泽东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因此，所谓周恩来看到桌边空位、焦急寻找林彪，又派秘书去查看、电话催促等情节，也就完全不能成立。至于林彪的“慢条斯理”、“怪味”、“精神萎靡”等等，自然更属无中生有。“唯一”一张的说法，也就更不可信了。 
　　回顾往事，特别是政治性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干扰。一是记忆力的干扰，记混、记漏、记错很难避免；其二是先入为主、有倾向性。 
　　在叙述1971年五一节“上午”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杜修贤说：林彪跟在毛泽东的后面，“镜头里瘦小的林彪贴在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后面，让人感到滑稽”，“根本就不上照，站在毛泽东身边，反差更大”。 
　　其实，五一节白天的群众游行，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取消了。林彪自然不可能因“白天”的过度劳累为由，拒绝参加焰火晚会。这组照片，还传递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当晚，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并没有全部到场。除了远在南京和沈阳的许世友、陈锡联以及那位不久于人世的谢富治，相信康生和刘伯承的缺席应出于健康原因。至于陈伯达，自打去秋从庐山上下来，就憋在米粮库胡同的大宅子里闭门思过，想来也来不了。而李雪峰也因庐山上的事儿出局；和陈不同的是，他于多年后终获平反。细观这组照片，还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纵有广场上的莺歌燕舞助兴，城楼上的各位老臣新贵依然显得心事重重。也难怪，南边庐山会议的硝烟远未散尽，北面温都尔汗的那声巨响，已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