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综述
根据中华书局影印杭州木刻版《四库全书总目》的统计，《四库全书》著录（誊录入库）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仅抄存卷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据新中国成立后对文津阁本的统计，《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但是，大量不符合满清王朝统治需要和价值标准的历代典籍被摒弃在外，仅仅列为存目者即达6793种、93551卷，又历经300年来的天灾人祸，存目之书亡失严重，其中三成以上为孤本或稀见本。

《四库全书》的编纂主要为进呈书籍校阅、内府书籍的办理、《永乐大典》的辑佚三大部分，其中进呈书籍校阅为重点。满清政府分别于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十五年和乾隆三十七年三次诏令征书。历史学家黄云眉说，满清编修《四库全书》“假右文稽古之名，行铲除嫌忌之宝”，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档案，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包括大量科技著作，查缴书籍竟达3000多种、150000多部，因惧祸而被私自毁弃者尚未计于内。

在满清最高统治者的旨意下，对于缴送的书籍，凡“有诋毁本朝之语”的“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人伪妄诗文”，“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当时的大学士英廉说：“将各省解送之明代以后各书逐一覆加检阅，详细磨勘，务将诞妄字句删毁净尽，不致稍有遗漏。”《四库馆办违碍书籍条款》第八款规定：“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纪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词句乖戾者，俱应酌量改正。”“如有议论偏谬者，仍行签出拟销。”但若为“指言明季秕政”、“弹劾权奸”的奏稿、书籍，即使有“乖触字句”，亦“实不足罪”，“愉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如此既借明代官臣之口宣扬明朝弊政，“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与本朝之所以兴”，又将明臣对满洲的反抗全然抹去，以消弭民族思想和民族斗争痕迹。编修者在作为《四库全书》目录和总纲的《四库全书总目》中毫不隐讳地宣称：“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

周思源教授说，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满清统治不满、对明代有所怀念或是保留清军人关后屠城杀虐的历史原貌的书籍被禁被毁，而且连抵触程朱理学的书籍也不得幸免。

为了彻底干净地消灭这些书籍，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复杂的查办机构，中央分为三个部门处理：红本处，审查内阁固有书籍；办理四库全书处，查办各省采进遗书；军机处，负责审核各省督抚进呈的违碍书籍。各地则由省、府、州、县衙门内所设的收书局负责审核本地藏书和出版的书籍，凡违碍书籍均转呈布政使布政使，交由督抚酌定。初步确定应屑违碍，即开列书单进呈中央，书籍同时送达。总纂官纪昀等人协同纂修官承办此事，将违碍之处用黄签逐条标明，贴于书眉，乾隆帝本人亲阅之后，在武英殿前烧毁，并将奏准销毁的书单照知各省，有私藏者一律治罪。

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被毁书籍达538种，13862部；江西巡抚海成在一年中就搜缴焚书8000 多部。“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西夏，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伴随查禁书籍的同时，是残酷无情的文字狱：“在查获确有反清内容的著作及其作者的同时，其它不少禁毁案件不免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小题大做，宁滥勿纵，频频制造多起惨无人道的文字狱，……杀害士人和其他无辜者以及惩办亲属难以计数。”

满清借修《四库全书》禁毁、篡改书籍，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危害还远不止于文献、典集方面的损失：这是一场中华文化前所未有的浩劫，销毁、压制了基本民族精、气、神，断裂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其思想钳制活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后果更是无法估量。满清统治者所奉行的文化专治主义，使学术自由受到极端限制，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从而使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动力和生机。学者为了躲避禁书和文字狱的危险，只是埋头于繁琐的考据，不去关心与政治、经济、科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内容，导致思想僵化和科技倒退。它是清代后期最落后、最腐败的历史状况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禁书行为延缓了社会进步，直接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2.禁毁书籍档案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满清对有违碍内容的图书的处理手段主要有销毁和抽毁两种。销毁之书指抵触满清的著作，销毁方法有三：进到之书，奏缴销毁；流传之书，开单令各督抚查缴解京销毁，书板亦同；石刻榻本，一律缴出销毁，竖碑摩崖，完全磨毁。抽毁之书指有“谬于是非之处”或违碍满清之处的书，抽毁方法亦有三：

将应抽各条分别撤出并销毁，并详悉开单明令各督抚将应毁篇页，严行查抽封固，一体解京销毁；如有原板者，将板内查明，一并铲毁；进到之书，如有缺卷，令再将全本查送办理。摧毁之后，即成残书。除此之处还有改版即删改书板上的原有内容、填匣即《四库全书》成书后又发现其中有违碍内容则将书抽去后用衬纸填充书匣。

例如，著名的明遗民黄宗羲所编《明文海》原称《明文案》，为作者历时8年发掘“埋没于应酬讹杂之内”的“情至之语”，“原书六百卷，今余姚尚有传钞本。”而《四库全书》只收录《明文海》482卷，删去其中晚明史料118卷。

明人著作《八编类纂》因“其边类中有干碍，所载辽、金二代体例，大为狂谬”而遭全毁；《松筹堂集》因内有“犬戎”、“夷狄”等字眼，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被禁毁；清代金堡《岭海焚余》一书，因称清政府“腥膻盘据”，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遭禁毁；《昭代芳摹》一书因内有“夷狄之患”等字样，于乾隆四十四年被禁毁。

根据《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毁总目、违碍书目）》一书中的记载，单选现今仅知书名“明”字头，曾被满清抽毁或全毁的书籍有（不完全）：

全毁、抽毁书目——

《明季遗闻》、《明志稿》、《明德先生文集》、《明通纪（明宝纪）》、《明通纪直解》、《明从信录》、《明法传录》、《明通纪纂》、《明注略》、《明世法录》、《明职方地图》、《明季遂志录》、《明奏议》、《明表选》、《明史窃》、《明经世实用篇》、《明文案》、《明堂诗草》、《明纪略鼎脔》、《明纪本末国书》、《明馆课宏词》、《明文百家粹》、《明末纪事》、《明策隽永》、《明代野史》、《明通纪辑录》、《明纪会纂》、《明纪重辑》、《明纲目》、《明人后场论表》、《明政统宗》、《明通纪捷要》、《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续编》……

禁书总目——

《明文衡》、《明诗别裁集》、《明人物考》、《明名臣言行录》、《明名臣经济录》、《明经济文辑》、《明分省人物考》、《明季文杂抄》、《明史纪略》、《明女直志》、《明纪本末》、《明将略》、《明馆课录》、《明季南略》、《明史略》、《明诏制》、《明文得珠》、《明文大家二编》、《明文英华》、《明相业军功考》、《明诗家》、《明文霱》、《明诗选（华淑选）》、《明文发》、《明诗综》……

违碍书目——

《明季甲乙事略》、《明通纪纂（与抽毁书目重）》、《明季文杂抄（与禁书总目重）》、《明纪编年》、《明季遂志录（与抽毁书目重）》、《明人物考（与禁书总目重）》、《明名臣言行录（与禁书总目重）》、《明纪会纂（与抽毁书目重）》、《明纪全载》、《明代野史（与抽毁书目重）》、《明纪重辑（与抽毁书目重）》、《明季遗闻》、《明史全载辑略》、《明纪纲鉴补》、《明通纪会纂》、《明鉴易知录》、《明纪编年会纂》、《明史类编》、《明通鉴编年》、《明文衡（与禁书总目重）》、《明人诗抄》、《明史纪略（与禁书总目重）》、《明女直志（与禁书总目重）》、《明表选（与抽毁书目重）》、《明纪纲目》、《明政统宗（与抽毁书目重）》、《明纪本末国书（与抽毁书目重）》、《明朝小史》、《明诗平论》、《明馆课续集》、《明纪鉴略》、《明诗归》、《明八科馆课录》……

根据《四库禁毁书丛刊》、《清代禁书总述》等资料著作的研究记述，还有如下“明”字头书籍被满清禁毁（或曾被禁毁）（不完全）：
《明百将传》、《明宝训》、《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道杂志》、《明馆课标奇》、《明光宗实录》、《明纪编遗》、《明纪甲乙事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家训》、《明鉴会纂》、《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补遗》、《明末诏书》、《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实纪》、《明实录》、《明史记事本末》、《明史列传》、《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会》、《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纂要》、《明琬琰录》、《明文案》、《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分类传针》、《明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献帝宝训》、《明续记》、《明宣宗宝训》、《明一统志》、《（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皇）明制书》、《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

全部计150余部。“皇明”字头类书籍全部销毁，“甲申”字头类书籍全部禁毁，其它与明朝相关的众多书籍被禁毁。

吕留良曾被禁毁著作（包括他人所著）（不完全）：

《易经详解》、《晚村古文》、《晚村时文》、《晚村续集》、《四书语类抄》、《论文汇钞》、《评语正编》、《实诰堂遗稿》、《天盖楼各种文选》、《吕留良评陈子龙稿藏书》、《吕留良评天崇文读本》、《吕留良评归震川集》、《吕留良评艾千子稿》、《吕留良评钱吉士稿》、《吕留良选罗文丐帮稿》、《吕留良选杨维节稿》、《吕留良选唐荆川稿》、《吕留良选章大力稿》、《吕留良尺牍》、《天盖楼四书语录》、《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吕晚村天盖楼偶评》、《晚村天盖楼》、《吕子评语正编》、《四书朱子异同条辨四十卷》、《晚村文集》、《晚材续集》、《吕晚材家训》、《吕留良诗经汇纂详解》、《吕留良批评医贯》、《吕留良四书文》、《吕留良评选明文黄淳耀稿》……

科技书籍方面。与明修《永乐大典》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庾词逸事”不同，清修《四库全书》对有关记载科学技术以及生产技艺方面的图书，《四库全书总目》编修者也表现出一种轻视的态度：“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尽管乾隆也曾谕示对那些“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而“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四库全书》收录的科技文献所占比例还是非常小，很多已采进的重要科技文献仅仅存目而未著录，甚至连底本也散失了，例如《算法统宗》、《甘石星经》、《饮膳正要》、《耒耜经》、《豳风广义》、《安骥集》、《洗冤录》、《南船纪》、《糖霜谱》、《酒谱》、《梓人遗制》等，都是相应领域的重要著作，但《四库》皆存目而未著录。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是关于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其内容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的全部生产领域，但可能因为作者宋应星有反清思想，其兄又殉明自尽，所以被排斥在《四库》之外。尤其是对自晚明以来传教士带来的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书籍，《四库全书》则更是极少收录。

编《四库全书》时全国进书12000种，其中江苏4800种，浙江4600种，两省占总数的77%，致使吴地主要私人藏书家从此一蹶不振；除了对政治、民族书籍或禁止或篡改，天文亦在禁之列，全国收缴烧毁禁书6000种共15万部，其中江苏6万部，又是全国第一，而且因书禁极严，民间有天文之类书籍“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唯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芑孙《惕甫未定稿》卷三）。著名的《天工开物》、《园冶》等书籍是失传之后在近代再从日本引回的，孙云球的《镜史》等就此失踪。知识分子转向校勘、注释古籍，形成所谓乾嘉学派。
再以前文介绍过的明末清初桐城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方以智为例。方以智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历史、物理、医药、文学、音韵、书画等均有很高造诣，著述宏富。但他的《方子流寓草》九卷本（崇祯戊寅年刊）、科学著作《物理小识》十二卷本（甲辰年刊），以及《浮山文集前编》十卷、《浮山文集后编》二卷、《别集》二卷、《一贯问答》一卷（康熙年刊）、其代表作《通雅》五十二卷（康熙丙午浮山此藏轩刊）、传抄本《滕寓信笔》、《博依集》等，方以智父方孔炤的《金边略记》十二卷附《大明神势图》（崇祯年刊）和《环中堂集》（约崇祯年刊），方以智子方中履的《古今释疑》十八卷（康熙二十年汗青阁刊），另一子方中发的《白鹿山房集》十五卷（康熙壬申刊）和《白鹿山房文集》，还有方以智叔父方文的《嵞山集》十二卷、续集《四游草》四卷、《再续集》五卷（康熙已酉古怀堂刊）等都被禁。这些都是今天能知其名的书籍。

在乾隆的禁书目录中，戏曲、小说占了很大比例，因为乾隆认为“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小说、戏曲有益心”作用。也禁毁了很多科技著作，例如明代出版家程百二于万历间辑刻的《方舆胜略》十八卷附《外夷》一卷，就被抽禁。此书为地理学著作，王重民先生推崇道：“在明季通俗地学中开《舆图备考》、《舆地摘要》之先声”，“较它书可贵”。由于鼔励检举揭发，挟私仇诬告之事也屡有发生，因此新的文字狱又不断形成：《四库全书》仅开馆10年内就发生了48 起文字狱。

除了禁毁书籍，满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全被销毁。除此之外，满清还系统地对残存的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如明实录的遭遇：

乾隆年间，明史修成。由于实行文字狱，《明实录》则变成了禁书，民间的传抄本多收缴焚毁，而史馆的正副大小本，以书册宽大，需挪出以置其他档册。同时因钦定明史己成，而实录又残缺，遂从满人大学士三宝之请，于乾隆四十八年（1683）三月，将库存明实录及皇帝宝训，共4757本，移出史馆，一并焚毁。

据载，整个乾隆时期共焚各种“禁书”达71 万卷之多，主要集中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包括科技、经济等方面的书籍，连明人选编或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杜曲集》《杜陵七歌》等。总共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地方官员把搜缴到的各种藏书送到京城，还要经过四库馆的检查，而乾隆在看过四库馆上报的禁书名单后，又发下去到全国各地，勒令各地官员注意，务使名单上的禁书搜查净尽，不致遗漏一本。同时又催逼继续搜查藏书，并且鼔励检举揭发谁私藏禁书。于是形成一场全国性的搜书、禁书以及焚书运动。

以上所列只是满清禁毁书籍的冰山一角，由此可管窥满清禁书之甚。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乾隆如此禁书共历时19年，约占其在位时期的1/3。其中共禁毁了多少书，目前没有精确的统计。文献学家陈乃乾先生根据各地奏缴的销毁书目并集成索引式的禁书总录，载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4种。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全毁抽毁书目》一书，加上其它有关记录，则可统计出：全毁书2456种，抽毁书403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6种。但王彬先生主编的《清代禁书总述》收录3236种被满清统治者禁毁的书籍，我们今天多数只能看到这些书籍的书名。仅乾隆朝销毁的书籍就“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即等同——引者注）”。《四库全书》收书不过3400多种，而焚毁的书竟也有3000多种，再考虑时人在恐怖氛围下，既害怕缴书贾祸，又不敢匿藏惹灾，因而私下烧书以求保全的，其中甚至包括大量纯科技类书籍。所以实际上被毁书籍绝不止3000多种——如此编书，是何居心，可想而知。故历史学家吴晗感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3.篡改书籍内容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史学界皆知的事实。《四库全书》编纂者对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行摒弃和抽毁，对于不得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且前后不一，自相矛盾。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分列了《四库全书》中因直接忌讳而对“夷狄”、“北虏”、“女直”等字句的改窜；因托辞道德而对“美人八咏”、道流青词的抽删；因以人废言，对钱谦益、屈大均等人著作及引用其言论的著作的毁删；因利己之道德而改关羽谥号，禁用古代帝王之名；为继续利用其书而改易其中某些字句等五类，所用材料大抵也是四库档案中的上谕与奏折。陈氏说，“当时改易之风，几于凡违皆改，无碍不易。馆臣为谨慎将事，免于得罪，亦采宁枉毋纵之手段。”

鲁迅先生说：“（四库全书）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仿佛宋臣晁说之，已在对金人战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顾颉刚先生也曾谈到《四库》的改窜文字，如“孟轲”改为“孟子”，“足制四夷”改为“足制远方”，“导后世人君之欲”改为“导后世之君臣耶”，等等。以下列举几个详细的例子：

《汉书·卷九十九（中）》有：“校尉韩威进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四库全书》中引用“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两句的有：“经部·小学类·训诂之属·尔雅翼·卷二十六”、“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齐东野语卷·十七”、“子部·类书类·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一”、“子部·类书类·喻林·卷二十”、“子部·类书类·宋稗类钞·卷二十六”，以及“子部·类书类·御定渊鉴类函·卷四百五十”六处。前四处与原文相同，而后两个则作了不同的篡改：

《宋稗类钞·卷二十六》中为“以新室之威，北系单于颈，无异口中蚤”；《御定渊鉴类函·卷四百五十》中则是“以新室之威而吞无雷，无异口中蚤虱。”（“无雷”是西域一国，非匈奴。）但是《汉书》原文出现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前汉书·卷九十九（中）”、“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卷三十七”以及“史部·别史类·通志·卷一百三”三处，且未作改动！

南朝梁代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在“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下原文本为：“此章重中国，贱蛮夷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故孙绰云：诸夏有时无君，道不都丧，夷狄强者为师，理同禽兽也。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而《四库全书》中则大肆篡改为：“此章为下（潜）〔僭〕上者发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中国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乱也。周室既衰，诸侯放恣，礼乐征伐之权不复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国尚有尊长统属，不至如我中国之无君也。”

最著名的例子是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在《四库全书》中被改成“壮志饥飱狼虎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壮志饥餐仇恨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壮志饥飱仇寇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及“壮志肯忘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等几个版本。

南宋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在《四库全书》中被改作“洙泗上，弦歌地，亦纷争”、“洙泗上，弦歌地亦荆榛”、“洙泗上，弦歌地，亦榛荆”。却又另有至少五处未有变动。

南宋陈亮《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在《四库全书》中则被改为：“于中应有，一个半个仗孤忠。万里干戈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天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以及：“于中应有，一个半个挽琱弓。万里烽烟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世运何湏问，赫日自当中。”
南宋诗人辛弃疾《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

鲁迅说：“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鲁迅举了《四部丛刊续编》的例子来说明“满清暗杀中国著作”，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对于被删内容，鲁迅摘录一条《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对此鲁迅评论道：“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

陈四益先生在其随笔集《草桥谈往》中也列举了这方面的例子：

傅增湘先生（著名藏书家——引者注）也对多种书籍作过古本与《四库》本的对勘，几乎每校一本，都要慨叹于《四库》本之改窜。对《三朝北盟会编》，他说，“文渊阁本以嫌忌之故，文字迥非旧观”；对谢肃《密庵集》，他发现文津阁本佚诗文一百四五十篇；对《双溪醉隐集》，他发觉当初四库馆抄存的此集副本“恒胜于武英之聚珍、文渊所著录，盖以其未经馆臣之更订，写官之传讹，去古未远，面目犹未全失。”在校罢《宋本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一书后，更是怒不可遏——这部庐陵王霆震编的《古文集成》分十集凡七十八卷，收录了自春秋以逮南宋的522篇文章，宋代文居十之八。傅先生以所得宋本与《四库》本逐卷详核，“乃知馆臣执笔窜易删落之处，殆更仆难终。凡篇中酋、虏、夷、狄、犬、羊等字显然刺目者，固在所屏除，即稍指斥之文，宋贤章奏，煌煌巨篇，亦逐段刊落自数十言及至数百言。如真西山《礼侍上殿札子》删‘冠裳禽犊’以下三百二十六字，胡诠《戊申论和札子》删‘犬戎之天下’一段、‘被发左衽’一段，一百八十三字。必使忠耿义愤之词铲灭之尽泯其迹，无复留遗”。在跋语中，傅增湘先生说乾隆“挟雷霆万钧之力，与枯骨遗魂争胜负于朽简之内，亦可谓肆极雄猜之极轨矣！”他认为乾隆这样“居九重之尊，躬参与删订之役”，是“欲使天下后世咸归于束缚衔勒之中”。

在满清覆灭后，近现代学者毫不客气地指摘《四库全书》的谬误。余嘉锡先生几乎用了毕生的精力写成了《四库提要辨证》490篇，指出《四库全书》甚多错误，条分缕析，切中关键：

《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唯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缪之处，难可胜言。……古人积毕生精力，专著一书，其问抵牾尚自不保，况此官书，成于众手，迫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十余年间，办全书七部，荟要二部，校刊鲁鱼之时多，而讨论指意之功少，中间复命纂修新书十余种，编辑佚书数百种，又于著录之书，删改其字句；销毁之书，签识其违碍，固已日不暇给，救过弗遑，安有余力从容研究乎！且其参考书籍，假之中秘则遗失有罚，取之私室则藏弆未备，自不免因陋就简，仓猝成篇。故观其援据纷纶，似极赅博，及按其出处，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而晃、陈书亦未曾复检原书，无论其他也。其自行考索，征引群籍，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隋唐两志常忽不加察，《通志》、《玉海》仅偶一引用，至宋明志及《干顷堂书目》已惮于检阅矣。至于颜叔秉烛，不知出于毛传（见《蒙求集注》提要）；蚬称缢女，不知出于《尔雅》（见《异物汇苑》提要）；作《论衡》之王仲仁，不知有传在《后汉书》；撰《家训》之颜之推，不知已见于《北齐史》；史马迁之《史记》，谬谓尝采陆贾《新语》；胡圹之《拾遗》，未觉全抄《困学纪闻》。于习见习闻者尚如此，其他疏漏复待何言。
4.一些学者的批判
满清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残酷无比。章太炎对此曾有感而发：

满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者毁之。四十一年（1776），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各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纷起。……夷德之戾，甚五胡金元，抑犹可以末减耶？

对满清编修《四库全书》对中华书籍的大肆摧残及影印《四库全书》的现象，顾颉刚曾评论：

……孟轲改为孟子，足制四夷改为足制远方，……我觉得印行《四库全书》是一件极蠢笨的举动，突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允许。

陈登原先生评论：

吾人若知《四库》修书时摧残典籍之状，则……益叹独丄夫民贼之所以戕贼文化者，盖无所不用其极。而所谓《四库全书》者，在辑集古书以外，且为艺林制一浩劫矣。其所禁者则散焉佚焉；其所取者，则残焉讹焉，“郅治修文”，其效可睹矣。

任松如在其《四库全书答问》一书中，对此野蛮行径作了入木三分的概括：

吾国王者专断，以乾隆为极致。其于四库书，直以天禄、石渠为腹诽偶语者之死所，不仅欲以天子黜陟生杀之权，行仲尼褒贬笔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

章太炎先生论述满清禁毁华夏书籍的目的说：

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

鲁迅曾指出：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

影印《钦定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学界却以为库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这回的《钦定四库全书》中的‘珍本’是影印的，……然而那原本就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

鲁迅评论道：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

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我们不但可以见到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周作人指出：

清朝系异族，对于书中说到夷夏问题的地方非常注意，古代泛论的悉加删改，近时直说的则全体抹杀，禁书与文字狱是其结果，可以说是《四库全书》的一个大收获……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评述道：

在二百多年前，满清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

陈四益先生说，《四库全书》的确是我国历史上编纂的最大的一部丛书，是我国古籍之渊海，许多书现在是只能在《四库全书》里找到了。但这是我们被迫接受的一份无可奈何的遗产，是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的残余。满清文化专制主义做出怎样荒谬残酷的事情，《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这是应当让子孙后代牢牢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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