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蒋介石是校长，所以他只要处理一个学校的烦恼；现在蒋介石是黄埔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东征军总司令，他的烦恼当然也跟着涨了几个级别，从小小的黄埔校园扩大到整个广东，其中最要命的就是国共冲突。

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国共两派学生已经闹得相当激烈，共产党员积极发展各种秘密党组织，国民党员则是反应强烈，认为共产党人不怀好意，事情闹到校长办公室，蒋介石就得赶紧操起铁锹狂挥一气，使出浑身解数抹稀泥。由于军校的枪炮弹药都是苏联支援的，拿着人家的东西，当然不好意思把事做得太绝；加上这两年打仗不断，今天还扒着课桌吵架，明天就要在战场上同生共死，不是你替我挡子弹，就是我背你下火线，因此学生们嘴上吵得很凶，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影响，大家相互指着骂完架，回头还要在一个锅里盛饭，该干啥干啥。

对比军校生的温文尔雅，国共两党的社会青年们就直接多了。两个党都有自已的社团工会，相互间也不讲什么道理主义，喜欢直接操家伙动手，平时组织斗殴活动已经是家常便饭，一碰上什么活动或纪念日，不用围观群众报警，蒋介石自然会提前安排人手警戒，把两帮气势汹汹的革命分子隔开，否则肯定打得血肉横飞，不分你死我活不算完。

工会本来是争权益的，可是在职业革命家手里却成了打群架的工具，汪精卫也是哭笑不得。劝架这种事又不讨好，共产党说他们偏心，国民党骂他们忘本，蒋介石的卫戍司令部天天收到一大堆告状纸，忙得四脚朝天，有苦难言。
 
正当蒋介石忙着抹稀泥的时候，毛泽东也来到了广州，打算重新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这一年年初，毛泽东从上海执行部灰头土脸地回到湖南老家，此时的他身心疲惫，一无所有。

几个弟妹都按他的意思搞革命工作去了，杨开慧也不在身边，除了几间老屋和别人的田地，周围什么也没有，毛泽东很孤独。

孤独的毛泽东于是开始了另一种孤独的生活。他挽起裤腿、穿上草鞋，一家家走在农村地头，手把手地教农民认字，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讲省城的新闻，讲革命的道理，雄厚有力地告诉农民说：其实每个人生来都该是公平的，劳作的人才配拥有田地，不劳作的人就不应当有钱用，只要所有人团结起来，就一定能过上公平而富裕的美好生活。

大米饭会有的，新衣裳会有的，田地更会有的，只要你们有我，就能拥有一切！

带着对幸福的向往，农民们围到了毛泽东身旁，开始组织农会。

毛泽东的工作很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他建起好几个农会，还在韶山成立了党支部。当陈独秀呆在上海等工人阶级发展壮大时，他已经吸收了三十二个农民入党，成为农民运动的第一批党员（后来都没能活下来）。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毛泽东在湖南办农会、招党员是要办事的，农民们有了农会，马上聚集起来要求减地租，消息很快传到了湖南督军赵恒惕那里，于是毛泽东摊上大事了。

赵恒惕本来对毛泽东没有什么想法，这个人虽然通过章士钊拿过自已的钱，但那笔钱也可以算是谭延闿出的，所以毛泽东跑到广州去找谭老乡，他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跑回湖南挑动农民抗租，那是直接在他地头上闹事，赵恒惕没有革命的觉悟，却有枪杆子的霸气，立刻下令把毛泽东抓起来。

毛泽东又一次面临巨大的危机。赵恒惕发的是密电，派的是带枪的大兵，而他却蒙在鼓里，天天跟一群农民在地头讲课。幸运的是，有个叫郭麓宾的小官跑去找赵恒惕办事，赵恒惕正好不在，电报正好放在办公桌上，又正好被郭麓宾看到了，而郭麓宾正好是毛泽东的朋友。

虽然郭小官不会投奔毛泽东搞革命，但关键时刻帮个忙还是可以的，他马上给毛泽东送信，让毛泽东快跑。

接到消息的毛泽东没有犹豫，立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韶山，接下来他碰到了和胡汉民同样的问题：去哪里？

本着党性高过一切的原则，毛泽东很有勇气地来到长沙（赵恒惕的老巢），找组织请示下一步工作，于是湖南区委告诉他：
湖南是呆不下去了，上海也不欢迎你，去广州找点事做吧。

一番折腾，毛泽东又来到广州，找国民党报到。
评分完成：已经给 红朝笑笑生 加上 50 银元！
评分完成：已经给 红朝笑笑生 加上 50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