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网上关于毛泽东如果是华盛顿就好了的言论很多，似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华盛顿似的人物，作为军人以维护民众人格为己任，功成而不居，与专政断不可共戴天，宁死而不屈。而实际上，中国是有这样的人物的，他在全世界反对专政、维护共和的名声远远超过了孙蒋毛，与美国的华盛顿不相上下。宪政尤其是从专政体制下脱离出来的宪政，离不了军人的支持，而蔡锷为中国军人乃至世界各地的军人做出了典范。 

  一、 初造共和，蔡锷功不可没 
  蔡锷早年立志学万人敌，以军队造共和， 1899年在日本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被誉为士官“四杰”之首。学成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督练新军6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在昆明响应，30岁就成为威震一方的云南都督。初造共和，蔡锷可谓功不可没。 

  二、在民国危难、共和濒于崩溃之时，蔡锷的远见远胜孙逸仙、黄兴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民国陷于危难之中，是厉行民国法治，维护共和，还是使用武力，推倒共和，蔡锷的远见远胜孙逸仙、黄兴。 
  对于宋教仁之死，蔡锷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由法庭解决，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内战迫在眉睫之际，黄兴曾派密使请他出兵讨袁，手书 “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一联相赠。他不仅致电黄兴、李烈钧、陈炯明等极力劝阻，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如果大总统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那时可用武力对付他。（转引自燕南网） 
  共和与法治是不可分，对共和国总统用兵，无异于与民众争权力。况且当时宋教仁是否真为总统派人所杀，并无确证。这也是后来袁世凯借戡乱势力反而大增，二次革命流产的主要原因。有专家论证：当时民国与共和的法治已经基本成形，共和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上海一家地方法院传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总理也不得不亲笔书写证词委托专人到庭。如果孙、黄听劝，运用法律而不是叛乱手段解决问题，则共和国可保，宋教仁案一定会真相大白，袁世凯必定一蹶不振。 
  正因为如此，史学家对孙中山的评价是：废帝制初造共和，有功，可称“国父”（由于孙中山排满，因此这个国父准确地说只能是汉人的国父）；二次革命，弃法治而以武力挑战共和，有错；将宪政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开启中国现代灾难之门，有滔天大错。关于蔡锷胜过孙中山、黄兴等人，袁世凯是这样说的：“此人（蔡锷）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在蔡锷的心里，作为军人，应当遵循法治，让共和国远离战争。战争只是废除帝制的手段，挑战共和无异于手足自残。然而，历史不可假设，共和、法治、竞选、人权最终落得徒有虚名。名为“二次革命”，实际上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的共和国内战终于爆发，虽然蔡锷也曾派兵入川支援，但最后未能逃脱破产的命运。 

  三、护国战争再造共和，蔡锷精神成为共和国军魂：以必死之心，为国民争人格。 
  由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是为了缔造共和制度，但在中国共和史上，护国战争再造共和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及其以后任何革命。 
  首先，护国战争是政治革命，目标是建立和谐社会，为全中国的国民争人格。护国战争既不是辛亥革命中带有种族不平等痕迹的种族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中带有群体不平等的阶级革命。由于后面三种革命都只能制造内乱，而不能达到共和。蔡锷曾亲自致电孙中山修改辛亥革命的种族遗迹，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辛亥革命应当发动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君主国体，专政、世袭制度，而不应以种族为界，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种族为专政还是群体（阶级）为专政，均应反对。在用人方面，蔡锷主张破除省界，用人不必存政见、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 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效。 
  其次，护国战争之险，重于辛亥革命。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叛乱）以后，辛亥革命的种族旗号不再有号召力，袁的势力远远超过了满清政权。为了控制蔡锷，袁世凯又将蔡锷召到北京看管，临行前由蔡锷推荐，唐继尧继任了云南都督。蔡锷想法脱逃以后，到云南是既无钱又无权。护国军从云南出发时，唐只交给他 “三千羸师”，饷银2个月，子弹平均每枪300发。在川南一带鏖战半年之久，特别是二、三月间战事十分激烈，护国军处境相当危急，“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屡电唐继尧要求接济，唐却从未给前线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好在蔡锷有必死之心，民众有必胜之心，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蔡锷以叙永为大本营，在泸纳之战中击溃袁军，震撼全国，各省相继宣布独立。6月6日，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护国战争功成。孤军当大敌，连蔡锷自己也认为“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 
  最后，护国战争的主将蔡锷完全可与美国独立战争的主将华盛顿齐名，甚至两人的处境、遭遇到的事情以及两人处理事情的方式都完全相同。具体表现在： 

  A、战争爆发时，两人都是普通公民，并无一兵一钱一职，但都很有民望。 
  B、两人参与战争的动机与目的完全一样，争取国家、地域独立与君主专政世袭体制，战败则身死，功成则身退为民，不谋一丝权力。蔡锷的精神浸透着共和的精神而没有任何群族（阶级）理论的糟粕存在。因为帝制、专政、世袭损害了全中国国民的人格，所以袁氏称帝，第一个起来反对就是蔡锷。云南举义目的就是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专政、形形色色的世袭永绝于中国。正因为如此，蔡锷的理想与华盛顿的理想完全一样，不仅要再造共和国，而且要做共和国第一国民，绝不贪恋任何权威。尽管云南都督本是蔡锷的部下，云南举义是大势所趋，滇军上下都拥护蔡锷，民心也是如此，蔡锷仍然坚持所有布告都以唐为首，以表明自己志在讨袁，不争权力，自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亲临前线。功成以后，蔡锷随即通告下野，做普通民众，不掌一兵一权。1916年6月21日，他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 。 
  C、蔡锷对于国民、军人、党派、共和国的理解与华盛顿完全一致。蔡锷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的通例，国家应当组织政党内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实行政党轮替。但政党不得拥有暴力，不得控制军队，并倚仗暴力捕获国家权力。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军不分、党同伐异，意见纷歧，水火不容，各政党随时有动用武力贯彻本党政治意图的隐患。为了完成共和目标，蔡锷首倡军人不入党，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一切政治组织。与当时孙中山军权虚置，极力以党控军、培植党军势力相反，蔡锷当时党权、军权在握，却愿意从自己开始，首先取消他领导的共和统一党，另组健全的政党，可谓高风亮节。蔡锷也反对军人结社，因为军人握有武力，军人结社干政，必会以武力为后盾，破坏共和，推倒内阁，以民众为鱼虾，走向专政、世袭制的不归路。 
  D、蔡锷护国功成之后，其声名之高也与华盛顿差不多，如果蔡锷未死，中国的军阀谁都不敢以身试法，步袁世凯后尘，实质上再废共和。共和之再造，全赖蔡锷之发难，各省次第响应。从当时全然无望到后来大功告成，竟然不满5月，以致蔡锷也认为，护国之胜，实为体现民意的天意。他在《护国岩铭》及序文中写道：“中华民国四年，前总统袁世凯叛国称帝，国人恶之，滇始兴师致讨，是曰护国军，锷实董率之。逾年，师次蜀南，与袁军遇于纳溪，血战弥月，还军大洲驿，盖将休兵以图再举。乃未几而桂粤应，而帝制废。又未几而举国大噪，而袁死，而民国复矣！嗟呼！袁固一时之雄也！挟熏天之势，以谋窃国。师武臣力，卒毙于护国军一击之余。余与二三子军书之暇，一叶扁舟，日容与乎兹岩之下。江山如故，顿阅兴亡，乃叹诈力之不足恃，而公理之可信，如此，岂非天哉！世或以碚袁为由吾护国军。护国军何有？吾以归之于天，天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兹岩云尔。蔡锷题，殷承献书，民国五年七月勒石。” 
  蔡锷之死让军阀们有恃无恐，他们打着民国的幌子，以党控军，大搞一党专政。比较突出的例子是蔡锷的部下，西南大军阀唐继尧，在护国战争功成之后出兵四川，抢夺地盘，据说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就连领导两次护法战争的孙中山，也未能走出以党控军，一党专政的陷坑。孙中山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北伐胜利后，在军政、训政的泥坑里一陷就是84年。直到2000年、2004年两度败选之后，才开始实行党主席直选，成为健康的政党。至于另一大党与附属小党，打着共和国的幌子，在阶级革命的泥坑里苦苦挣扎，动用大量的国力支持反共和的专政世袭制度，在共和制度建设方面形同梦呓，至今毫无觉醒。 
  四、共和即友，专政是敌，蔡锷与袁的关系突变体现了共和国军人的使命、公民的使命 
  蔡锷对袁世凯看法的曲折离奇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支持袁完全是建立在袁能与清廷决裂、共建共和的基础上的。袁拥护共和，他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一旦发现袁另有图谋，他就会挺身反对。 
  蔡锷对袁有深厚的个人感情，据梁启超说，戊戌政变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才得以到日本读书。梁的话应当是可信的，那么少年蔡锷东渡日本曾得到过袁的慷慨资助。如果不是袁背叛民国，悍然称帝，实行专政世袭制，以蔡锷之稳健、仁义，他是断然不会反袁的。 ( 转自燕南, http://www.yannan.cn )南北和议成功时，蔡锷认为共和告成， 多次发表通电，坚决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3月25日，他电贺袁宣誓就任大总统，说他“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各报馆的电文中也称袁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 ( 转自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当袁企图通过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时，蔡锷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袁之狡谋”，“懈我军心”，“民主君主（专政）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并提出“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他迅速组成了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直呼“袁贼”“甘冒不韪”，极力主张北伐，并派兵从贵州进入湖南。 
  袁被迫取消帝制后，他虽然坚决反对袁继续当总统，但他也说自己对袁“多感知爱”。多次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显然，蔡锷反袁，完全是为了保护共和。而为了保护共和，就不能“兼顾私情”，听任推崇帝制、战争、世袭、以党控军者为所欲为。 
  五、蔡锷之死让中国与实质上的共和擦身而过，专政、世袭制度披上民主、共和的外衣复辟了，唯一不同的是，君主专政换成了所谓的民主专政，君主世袭变成了所谓的党派世袭 
  在那个有枪便是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乱世中，蔡锷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军阀思想的将领。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 
  此种评价在今日看来，依然绝无半点虚夸，以后的孙蒋毛邓到死都无此胸怀。蔡锷精神的核心就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而不是为一己图私利。蔡锷当兵，是人格高尚、目光远大、后人只能仰视的兵，是为国民争人格的兵，整个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只有他拿着枪说出了如此坚定而又富有人气的话——“为国民争人格”；也只有他，才有至今令华夏子孙热血沸腾的护国而不当权的誓言：如果胜利则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如果失败则献身祖国，准备牺牲，决不逃往外国租界，也不流亡外国，使国事更不堪问。这是以生命捍卫共和的誓言…… 
  蔡锷的死让国人悲痛欲绝，孙中山曾致电黎元洪提议以云南起义日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实际上承认共和制的再造，当归功于蔡锷。梁启超更是以一联挽出蔡锷人格的伟大和中国四万万国民的遗憾：“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曾跟随蔡锷护国，后跟随毛泽东打江山的朱德元帅实成名于护国战争。护国讨袁胜利时，朱德撰写了一联哀挽壮烈捐躯的护国军将士。其联云：“与黄花岗同一馨香，气象森严，乾坤只有两堆土；续奇男庙无双祀典，风云叱咤，魂魄应归九虎关。”不久，朱德又作一联纪念护国之役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其联云：“滇南壮士集云溪，听铁马声中，三渠洪水开天地；翼北胸襟环纳带，看朱坪阵上，万里烽烟动古今。” 
  综上，中国国民之中并非没有华盛顿似的国父级人物。以对共和制度的理解来看，国父之名，如果孙中山当之，有满民不服，那么蔡锷当之，则国民人人皆服，至于后来者蒋毛虽有成绩，都不过是一世枭雄，军阀霸国之成绩罢了，三人虽挂民国、共和国之名，实际上均有借爱国之名，长期推崇党派与领袖崇拜，戕害国民独立人格形成之举，与赋予四万万国民以独立人格的共和制度毫无渊源。 

  好在蒋家有后，能解介石之危，蒋经国最终废除党治，开放言禁，恢复宪政，还权于民，才有今日之台湾。共产党改错的机会还在手上，是与共和长存，还是与专政共亡，实悬乎国民一念之间；一旦国民醒悟，则任何党阀、军阀权力数日而解，到时如同当年之袁世凯，追悔莫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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